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蒿坪小学设立在大队部的社管会里，社管会建在靠近河边小山董旁。当时的农村学校一般没专门的校舍，多是借用村民的祠堂，或是社屋之类，并在几间屋子里分别摆上一些长桌凳和几张黑板，这就算是一所学校了。学校与大队粮仓混在一起，秋天开始打谷子，学校操场变成晒谷场。学生在课余时间没地方集合、上操、打球和玩耍，没有活动场所就爱四处乱跑乱蹿。当时大队刘支书的舅子吴麻子上体育课喊操，一手举着一根竹烟杆，一手攥紧一个圆溜溜鹅卵石，不停挥舞着石头和竹烟杆给课堂助威。吴麻子识不得几个字，平时也分不清前后左右这些方向，而且走路不协调习惯甩同边手，他全是靠姐夫当大队支书才得进学校教书的。每当轮到吴麻子上课，手上不是握住一个鹅卵石就是举起一根竹烟杆，这两样东西好像就是他的教具。他见学生排成两列长队，他喊“立正！稍息！下田坎！”（他说话苗腔苗调的，本来是叫学生“向前看”，但他发音不准确，就变成像农民赶牛去犁田一样，将“向前看”喊成了“下田坎”）学生见他的举动特别滑稽，全部以他手上举起的鹅卵石，或是竹烟杆为参照物，跟着他甩同边手踏步踏。学生准备散开做操没踏上几步，有的坐在地上傻笑着；有的像喝醉酒一样东倒西歪的，倒在地上打滚。方矮子最爱效仿麻子老师甩同边手，以至于他长大后养成习惯，手甩得不协调，走路的姿势就像吴麻子家的崽儿。
秋天树上的板栗球开始炸裂了口，有的学生散操后不喜欢进教室，爱去板栗树下去找板栗球和捡板栗子吃。当时学校旁边的田坎上长有几棵板栗树，板栗球炸开口后栗子落入水田里，学生喜欢下到泥浆里去乱摸一气。摸到手后洗洗将板栗子揣进衣兜，走上田坎洗干净泥巴脚，用小刀在板栗上戳上个小眼子，再扔它到队里烧稻谷壳的火堆中烤。看见烤熟了刨出来，感觉好吃感觉香。有次方矮子捡到板栗子，没戳上眼子就扔进火堆里烤。见板栗壳烧成焦黄，他拿到嘴上来刚咬着，只听得“嘭”地一声就爆了。结果不光板栗没吃成，而且嘴唇被炸肿胀起来翘成个鸡屁股。有的学生又抓上半衣兜糯稻谷，撒上一小把在火堆里，用棍棒胡乱捣鼓几下，不久稻谷烤成了爆米花。然后刨出火堆用手拈着塞进嘴里，吃了又撒，撒了又吃，也玩得忘记去上课。这样学生在外面玩野了，有的不想进教室。还有教室变成暂时存放稻谷的场所，讲台前和课桌下堆有湿稻谷，上课一般只能在谷堆里进行。有的社员挑着箩筐走教室来铲稻谷，准备挑到操场上去晒干。老师有时停下讲课，帮着社员铲稻谷，有时还跟社员拉起家常来，这样一堂课可以轻易混过去。也有个别不爱听课的学生，趁身边同学在专心读书，悄悄抓上一把稻谷从同桌的衣领里塞进去。稻谷塞进衣服里毛刺刺的，那位专心读书的学生感觉不舒服，感到委屈两人打起架来，其他同学也跟着起哄，这时候教室里竟然比赶场更热闹。像这样的情况，一般要持续到打完稻谷，等到谷子全部晒干水分和车干净糠壳，存入仓库后学生有场地使用了，才能坐在教室里安静读书。
芝兰他们读到小学四五年级赶上开门办学，当时校园周围没有尺寸围墙，教室没有一扇好门窗，什么人都可以进出校园。老师在教室里讲课时，有那些结婚抬花轿的、死人抬棺材的、劁猪骟牛阉狗吹响山羊号角的、还有放牛的、赶猪的、赶鸭群的，以及扛农具、挑箩筐的人，从教室的窗外路过。遇到猪牛鸡鸭等禽畜跑进教室，师生们又会停下课来，跑去帮忙给贫下中农驱赶。并且有的社员更雀婆，他们挑着糊满黄色大便的粪桶一边走，一边故意吆喝：
“霉豆腐唉！卖霉豆腐哟！”
这话让人听着既恶心，又好笑。
那时上级领导需要开展什么政治运动，下午学校经常宣布停课，由刘文宗校长率领全体师生列成长队，刘校长背驼得厉害，走路时点头哈腰的脑壳只晓得朝前拱。紧跟在校长身后的是女教师吴志英，吴老师不仅人长得最漂亮，而且爱唱歌会跳舞，在整个镇竿河公社甚至于城关区里，她跳舞是跳出名了的。刘校长最爱跟吴志英在一起，早上来学校和下午离开学校，两人经常一起走，真是形影不离。游行队伍打着彩旗，举着红宝书（毛主席语录）高呼着口号，沿着村口外田坝上的大路进行宣传。有的班上领不到语文书，学校叫学生用领袖的语录来当课本用。有少数学生找不到“红宝书”，也用语文课本来代替，只管跟着队伍一齐把书本高举起来喊口号。当时所有师生迈着整齐的步伐，一边高唱着《国际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东方红》和《大海航行靠舵手》这些革命歌曲行走，一边将“红宝书”高举起来，举得像一面面小红旗似的，给人一种庄严、肃穆和雄壮的感觉。当队伍行驶到芭茅坪村外河边沙滩上，芭茅坪与蒿坪村是同属于一个大队的，刘文宗校长和刘文裕主任集合轮番训过话，解散后学生有的躺在草坪上打滚，有的躲进艾蒿和芭茅草丛里捉迷藏，有的蹲在河滩上围成圈丢手帕。刘校长和吴老师爱坐在水边闲话，其他老师负责看管好学生。学生玩过一阵游戏，有的需要撒尿与拉屎，老师命令女生躲进柑子园里，男生躲进柚子园里去解决。学生进入果园里，大家先在树下刨开一个小坑，只管将小屁股对着临时挖成的茅坑口上，拉完屎尿后顺便用鞋底把泥土刨回坑里填平。这种做法是刘校长教大家的，说这样做是为了发扬集体主义精神，可以给大队的果园积肥施肥，做贡献吧。结果肥自然是积了不少，果园地上挖出的小坑被填平后，就像摆了一场地雷阵，埋下不少地雷。当然有的学生顺手偷摘了几个柑子或是一个沙田柚，吃得乐滋滋的。玩耍过大半日后，学生觉得没耍过瘾，校长又来吹响哨子喊集合。这时队伍就改道沿着田坝外河滩的草坪上，依然打着红旗和唱着革命歌曲，返回学校。再有要是遇上春耕或是秋收大忙季节，队里的农活忙不过来，支书刘水保只需跟刘校长随便打上声招呼。老师们在校长的吩咐下，可以把学生像赶鸭子似的赶下水田，帮助社员去插秧苗或是收割稻谷。
芝兰他们五年级毕业班的语文课，是由刘校长亲自挂帅担任。当时若是没开展什么政治运动，一般到下午上课，校长爱把学校的收音机提进教室里，接上电线收到《闪闪红星》、《春苗》和现代革命京剧《白毛女》等这类广播电影节目，再把音量开到最大限度，好让全班学生围着收听。大家一边听，一边请校长讲电影里的革命故事。过后学生听得多了，对电影里的故事颇为熟悉，自然也能唱上好几首革命歌曲了。当时因为搞开门办学，提倡不在教室里上课。下午刘校长干脆把学生喊出教室，全部坐到室外用水泥抹平的抽水泵的沟坎上，齐声朗读课文。只因蒿坪大队是全县“农业学大寨”的示范村，之前国家支农奖给大队两台抽水泵，拿来安装在河坎下把水抽到学校旁边的沟渠里，然后引到田坝子上去灌溉。当时学生们一边读书，一边将脚杆伸入清水中浸泡。不久看见脚上污垢被泡得发胀发白，不停用手去搓着脚背和脚杆。搓来揉去直到把一双黑脚杆搓洗成白膜膜的，像过年时有的人家刮洗干净的猪巴腿一样，白得好看。学生们规规矩矩地读过几遍书，反复读的时间久了自然坐不住，又爱打起水仗来。男女生混在一起向对方开战不停浇水，当场你既不愿认输，我也不肯投降，大家只想当英雄，结果就把对方泼成落汤鸡。
刘校长的腰杆老是弯成像一根磨当勾似的直不起身，走路时头平伸到前面就像鸡啄米，不停地啄。他年纪只有四十多岁，可因为家中有三个儿子和两个女儿，孩子都是处于不大不小的情形，加上还有个老母亲在堂，家境贫困家庭负担繁重，因此他额上过早堆满皱纹，看去像个六十多岁的老头子。他不是天生的驼背，而是十多岁时上山爬树砍柴，不慎从树上掉下把腰杆骨摔断，才变成个驼背子。别小看刘校长的外表生得猥琐，模样有点窝囊，但他去给那些扯皮吵架的社员论公道，或是在群众大会上发言作报告，每次就能讲得头头是道的；再有他平时做事老练，名堂多，在蒿坪大队里算是个能人。校长不仅毛笔字写得好看，而且能识简谱，能教学生与宣传队的队员们唱革命歌曲，是由大队组织起来的宣传队里的负责人。刘校长教书算是负责任，管理学生更有一套土办法。平时要是发现哪个学生写字不认真，就把学生留下来关在办公室里，不是罚学生抄课文，就是默写《毛主席语录》，经常抄到天黑不许学生回家吃饭。那时有个别学生只因被关押的时间久了，尿急不敢向老师请假去解决，憋不住了只能悄悄撒在裤裆里。只因校长要求得严格，所有的学生怕他，为此他布置的作业和作文，没人不敢认真去完成。这样坚持到最后，有的学生的语文成绩，不知不觉就变得好起来。还有在对付那些调皮捣蛋的学生，刘校长派上一帮大个子学生把他揪上台去罚站，开批斗大会，对屡教不改的甚至强行往学生嘴里塞牛屎。当时有的学生被喂了牛屎，不但没有哪位家长和大队干部要站出来指责，反而还都夸奖刘校长是管得好管得对，说当老师的对待学生，对待这些屁娃娃，就该要管教得严一点才好。刘校长那双小眼睛生得像鹞子的眼睛，看人亮闪闪的。学生平时看见他从远处走来，一个个像是只老鼠看见猫一样，生怕避之不及。当然从某种角度或是某些方面来说，刘校长工作的责任心强，为人处世也不坏，但主要就是有一点不好，那就是好色——这也许是不少男人身上所具有的软肋吧。
宣传队平时练习歌舞，刘校长尽管腰和腚不能伸直，不能轻易扭动或是扭动得不协调，但仍爱挤到人群中去，尤其爱抢在二妹子吴志英面前，伸出双手如同老太婆纺棉花一般，假装用上根红头绳在二妹子头上缠来绕去，教她跳舞。也借机比划出几个花俏动作，或是飞出两个媚眼来，想以此来赢得人家姑娘的芳心。他这些轻浮的举动，在办公室里爱出现，在教室里要出现，在操场上也要出现。这种行为连吴志英的亲哥吴志明也看见过，但是吴志明是个老实人，看见也没什么屁话说，倒是有些社员群众对刘驼子看不惯，暗地里要骂他是老不正经，教坏子孙。当时镇竿河公社的罗主任是刘校长的表兄，因为有靠山又能干，所以校长认为自己只当上一个民办教师，这辈子是屈了才。他爱在人前来夸耀自己的本领，说他要是背不驼，腰不弓，凭本事就算他不能当上个国家大干部，至少也该是块坐在机关办公室里的好材料。他最向往的事情就是能坐在机关单位的办公室里，一边看报一边喝茶，有事情只需动动嘴皮，就可以领工资能把问题解决。
轮到上算术课，刘文裕老师有时把学生领到田坝上学校的试验田里，让学生先确定好哪块田地是三角形、长方形、梯形，或是其它什么图形，然后叫学生们亲自动手，用皮尺下田去丈量，并把测量得来的数据记在小本子上，用算盘在田埂上仔细计算。到走进教室再将计算的过程和结果写到作业本上，好交给老师去检查评改。刘文裕不光教五年级毕业班算术课，还教四年级的语文。他人聪明，教书是个万精油，安排上什么课都得行。他祖上是有钱人，当时要不是政府对待像他这种家庭成分高的人管得严，要能有去外面世界闯荡的机会，凭能力只怕他早就不在农村生活了。张芝兰在计算方面不及孙序文厉害，比如丈量土地、计算面积，或是完成什么深难度的数学题，这些都是文子的拿手好戏。芝兰有不会做的算术题目，得向文子请教后才能完成。文子从小淘气又爱打架，平时他只是玩玩耍耍地学习，考试成绩当数全班第一。芝兰背诵课文也没文子厉害，文子对一篇课文只需哇啦哇啦地多喊上两遍，就能背得滚瓜烂熟的。芝兰的优势是在写作和朗读上比文子做得好，她的普通话标准，声音读得最好听。在写作上开始她只是跟文子差不多，在读上五年级后她只因平时多读了好几本书，作文进步得快。那时她写的几首打油诗和两篇作文，由刘校长亲自送到县教育局里去，刊登在“批林批孔”的专刊上，又还与别人写出的诗文合编成两大本书，印刷出几百册后，分发到全县各种各样的单位和各级各类的学校，让众多的人去学习。
记得在许多年前，有次天贵进城赶场，回家途中他看见有两大捆书籍和地图册掉落在公路上。当场老家伙左看右看没找到失主来认领，然后只管把书册全部捡上背回家。那些书他平时就用来擦屁股和卷烟叶，地图册送给春秀去包面条与剪鞋样子。而后到芝兰长大多识得几个字，有天她给爷爷去拿纸卷烟叶，发现那些书写得有趣，及时把它们全部抱到厢房楼上，放在床头上当宝贝来读。可惜当时过去了这么多年，那些书册被天贵撕扯得所剩无几，地图册早被春秀毁坏完了。剩下这些书除了有一本半是作文集之外，其余的都是小说。作文有本书的名字叫《新苗》，另外半本没了封面和封底，看不出它叫什么名儿。其它的书有两本是契科夫和梅里美的短篇小说集，有本是屠格涅夫的中篇小说集，还有几本是苏联作家高尔基的《母亲》和国内杨沫的《青春之歌》，内容都是属于革命题材的。这些书之所以会掉落在公路上，估计当时是因为有的学校开学用车进城去买课本，车上装满书本后行车时一路颠簸，才被抛下公路来的。当然那一大捆小说书，估计是那所学校为了增添图书室里的书册而购买的，至于地图册自然是买回去配给老师作教具用的。芝兰晚上没事爱翻开那些书来阅读，读来读去她的作文不知不觉的就写得好起来。
芝兰从小瞌睡有点大，天黑前坐在厢房楼上桌前看书做作业，遇到电灯不太亮或是熄灭了，她爱趴在桌上等来电，或是点上煤油灯看书做作业。遇到疲倦后要不知不觉地睡着，奶奶要是不去厢房楼上看望，说不定孙女不是趴在桌上，就是歪在床上合衣睡到天亮。这样奶奶每晚上在睡前都得爬上厢房楼，有时见孙女趴在桌上睡着，奶奶经常把鞋袜和衣裤脱下，抱她上床躺好仍是处于梦里；有时见孙女和衣躺在床上入睡，奶奶给孙女脱下衣裤盖好被子。芝兰从小学一年级读到五年级，春秀在睡前总要上楼看望一趟，要把孙女安顿好了才能下楼放心睡觉。芝兰从小没有母亲关爱，春秀对于孙女来说名义上是奶奶，实际上更像是位母亲，甚至比母亲还要关照得周到。
大队仓库当道处和学校操场前各留有几面墙壁，曾经用石灰粉刷得平整与光滑了，上级政府和大队部要求学校每学期得办上几期关于“批林批孔”和“评水浒批宋江”的专栏。校长选中墙壁开办批判专栏，想对广大社员群众进行宣传教育。刊头一般由刘校长和刘志强负责设计，文稿和书画由刘文裕几位老师、部分学生与大队里的知识青年来负责提供。芝兰作为学生代表，只因负责协助刘文裕和吴志英老师从学生当中收集到好文章，为办刊小组提供足够的稿件，芝兰平时爱去大队革委会和学校办公室借报纸拿回家读。当时报纸上刊载的多是关于“批林批孔”的文章，她读过几份报纸受启发，产生灵感和联想时，在三更半夜趁电灯亮得好，坐在床上写文章爱写到天亮。这样等到墙报到出刊时，每次她可以写出几篇文章交出来。那时蒿坪大队的电站白天晚上都供电，白天用于打米、磨面和抽水浇灌农田，晚上除了抽水而外主要是用于照明。睡前只因家家户户在用电，修成的电站又因输水管落差小，发电和供电量不足，当用电户多了灯光一般只能像颗红炭火那么亮，朦朦胧胧地不便看书写字。这要提前睡到后半夜，等到多数用户入睡关上电灯，这时她睡醒后爬起来开灯，灯光就能把厢房内照得如同白昼，正好适合看书、读报和写文稿。芝兰先把文章写好在作文本上，拿给老师修改过后等到发下纸张来，再用毛笔抄好把文稿张贴到墙上去。那时她只因经常读报和写文稿，不仅学到不少知识，而且抄写稿件的时间久了，毛笔字练习得与刘校长写的一般好。大河读书一直比芝兰和文子差，比方矮子好。大河的优点是勤快爱做事，芝兰平时叫他来抄写文稿，他只能老实坐着不会走开。大河写出的作文开始尽管还达不到用于上墙报的水平，但字练习得多却勉强可以拿出手来。在办批判专栏时，芝兰忙不过来想叫文子帮忙抄文稿，他坐不久爱乱跑她指挥不动文子，只能按着大河使唤。那时大河抄来抄去，过后也能奏出几篇文章贴上墙去。提起这些事情，到改革开放后有人说：在文革时期，大家经常用毛笔写“大字报”和办“批判专栏”，容易产生书法家，这话或许有一定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