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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文子跑回家放下钓鱼竿，先去叫方矮子。矮子的娘答应说她家那矮子崽儿早已上界牌山赶牛去。文子知道方矮子去了，那芝兰和大河也该是去了的。他顺路走到刘校长家的屋当头，看见路边的柏树又想到刘文宗平时爱梳着一个翻翻头，衣兜上挂着两支破钢笔，表面上装得道貌岸然人模狗样的，背地里却是一肚子坏水，尽想干老牛吃嫩草的勾当。想起刘文宗跟吴志英干毬事的样子，这时的刘校长在文子的眼里早已不像个校长，不像个老师，像个光着屁股弯腰推磨的糟老头，像个老流氓了。文子从裤裆里揪出胯下那个家伙，只管朝树干上撒了一泡热尿，表示对驼子校长的轻蔑和嫉恨。因为这棵树是刘校长的“保命树”，原来驼子的母亲生下儿子，算命的说刘文宗的命里是五行缺木，需要栽上一棵四季常青的柏树来拜祭，来伴他成长，这样他过后才能易长成人。那时算命先生择定好吉日，刘文宗的父亲清早去山上挖出一棵长势健壮的柏树，并在土坑里放上几毛钱，算是向山神买下这棵小树苗了。然后请它回家去在屋当头的空地上栽下，还在树旁烧了一堆香纸，并抱住儿子跪下给小树作了几个揖，磕了数个头，算是认下这棵树做干爹，希望树神日后能够保佑他顺利长大，并像棵树一样可以长命百岁。
而今几十年过去了，小松柏的树干已长成跟水桶一般粗大，树冠像一把巨伞，散开成一片绿云。只是树干上被人砍过无数刀，刀痕是那些被刘校长喂过牛粪的学生娃跑来砍的。因为他们在受到刘文宗的欺辱过后，不敢当面去找校长的麻烦，只能在背后跑来对他的“保命树”砍上几刀想出气，发泄私愤。当场黄尿冒着热气，顺着树干的槽子流到路上，它像一条菜花蛇从树上溜下来，爬到路中间蠕动着。文子把尿撒完心里感到轻松，然后只见松柏旁有棵枇杷树正结成一穗穗的，果实有的已有近似鸡蛋黄那么大，那么红了。当场文子如猴子似的爬上树，只顾把枇杷果摘下装满衣兜。溜下树来弄出响声，却被刘家老母亲听见了，老太婆拄着竹竿站起来骂：
“野杂种的，敢来偷老子家的枇杷唠！老子一鹅卵石甩来，要栽死这个狗东西！”
老人家已有七十多岁，眼睛不好使耳朵还听得清。她成天守在屋檐下的台阶上，想等过几天缝赶场天枇杷全部熟了，摘下来叫儿媳麻玉梅背进城去，卖了换油盐吃。文子偷到枇杷只想抓紧时间爬到界牌山上去，好把刚才看到的新鲜故事说给兰妹子听。他没心情搭理老太婆，只在肚里寻思着：“你这个瞎老婆子爱骂人，等哪时我有时间走来把你家的枇杷偷完了，只怕你也栽不着我一石头。”
在蒿坪村周围的山上，解放前到处长得是树木，树丛很密集。过去每当到傍晚的时候，村民还能听见花豹和豺狗在屋后的山林里嗥叫。后来从搞“大跃进”开始，村干部发动村民乱砍树木，用木柴去大炼钢铁和烧砖瓦卖钱，一直砍到六十年代中期，才逐渐把村寨附近的树林砍光。过后大家想着山上没树木不成事，刘支书开会决定把界牌山划为队里的封山育林区，不许村民上山砍伐。这样山上的树木又才长成林，形成绿油油的一大片。眼前林间落满松针和松树球，有那些树干长得稍微粗直一点，可以充当檩条用的，竟被周围的村民趁着月夜赶来偷走，只留下几个树桩立在草丛中。
文子一口气爬上界牌山头，城堡的废墟长年累月地矗立在山头上。城墙有的地段有两三米高，有的地段有四五米不等，从左边的悬崖上环绕着两座山头，绵延有四五里路远。两山之间的这些大片平整的耕地，多是昔日苗民的演兵场与屯兵之所。在城堡前后，以前各设有一道城门，可是只因近年来大队修建养猪场，社员们将城墙和城门上的石料拆除毁掉，用它来垒砌集体的猪圈屋。
青山肃立，草木荒疏。尽管昔日的刀光剑影早已远逝，但是看着眼前这种断壁残垣、荒草萋萋的景象，走入城堡里的人，或许还能想象出在两百多年前，当地苗民为了抗拒清政府实施“改土归流”的政策，不知耗费了多少时间、人力和物力，才能筑成这道防御工事；或许你又可以想象出，昔日城堡上的烽烟、号角和呐喊的声威；或许你还能想象到，在那个血雨腥风的年代，苗民们为了抵御清朝官军的镇压，在此地用刀枪、弓弩、滚木和石头，曾经跟官军们进行过一场场的怎样惨烈的血腥战斗。征战双方的将士，都血洒城垣，尸枕荒野。结果战争以苗民的失败而告终，苗民只能被迫背井离乡，被驱赶到东边的深山老林里居住。
从前在白河的河谷区一带，乃是苗族聚居或是与汉族、土家族等杂居的区域。这片土地至今乃归贵州管辖，而在明清之前，它时而隶属湘楚，时而从属川渝，时而又划归黔省管理。苗人乃九黎之后，历史上又称之为武陵蛮夷。在明清两朝时期，只因这里的苗族土司，世世代代都拥有其地，拥有其民，割据一方。当时许多土司酋长不服王化，在内残暴统治属民，对朝廷中央叛服无常，时常三年一小反，五年一大反，并骚扰与之接壤的汉民。土司之间不断发生战争，积弊甚多为祸边境，致使朝廷的政策不能真正得到施行。于是为了解决土司割据的弊端，明清两朝都在湘黔川三省交界的边境上的苗寨地区，实施改土归流的政策。即是改土司为流官制，取消土司世袭制度，并设立府、厅、州、县，又派遣有一定任期的流官进行管理。同时朝廷还恩威并用，对一些不法土司和苗族酋长以设计擒抚为主，擒抚不成者实行兵剿。当时只为执行改土归流的政策和平定土司的叛乱，激化了当地苗民与朝廷的矛盾，并且使得众多的苗民不断揭竿而起，爆发了一次又一次的风起云涌、如火如荼的苗民大起义。例如，在明朝嘉靖年间，有松涛县的龙许保、吴黑苗率领的苗民在腊尔山举行的大起义。清朝乾隆年间，松涛县大寨营的苗族首领石柳邓，联合湘西花垣黄瓜寨的寨长石三保和吉首平陇寨的吴八月举行的起义。还有在嘉庆年间，以松涛县石岘堡的白老寅为首，率领的苗民大起义。尤其是石柳邓领导的苗民起义，义军一路攻城陷府，掳官夺印，席卷周边的三省六府十三县或者厅，搞得清政府寝食不安，焦头烂额。当时清政府调集湘黔川鄂等七省共计数十万之兵丁进行镇压。结果朝廷竟以耗费数万两白银，折损总督、提督、总兵、副将、参将、游击和都司等，正四品以下的官员共是二百多名为代价，这才将义军的火焰扑灭。
在完成改土归流的运动过后，当地的熟苗和土家人逐步汉化，能够遵王化，守礼规，可以继续留在河谷区和周边的一些田坝上耕作定居。而生苗（也称红苗）则被驱赶到腊尔山及附近一带，即是白河东岸的高原台地上，形成聚居或者是散居的格局。然后朝廷就把这片山区，视为化外之境。例如，以前在蒿坪村一带，据说在清朝的雍正年间，这里皆为苗寨，官府曾经派出两名税官到这些平坝地区来征收苛捐杂税。当时的苗民不但不肯纳税缴粮，甚至还要把税官杀死。于是朝廷恼恨苗民不服驯化，就把这些所谓的蛮苗视为朝廷的“搅屎棍子”，并且派出军队进行镇压，结果就把苗民驱赶到白河东岸的那些深山老林里去居住。而今就在蒿坪村后的这座界牌山头上，仍保留有苗民为躲避和抵抗清朝官军的镇压，所修筑的眼前的这所城堡的遗址。然后朝廷又从湖南、湖北和江西一带，逐步把众多汉民迁移到白河流域里来，并沿着河谷、田坝、山麓与溪流等地段，聚族而居，繁衍后代。这样，而后人们就把这些移民的子孙，以及长期屯兵驻守在营汛里的勇丁们的后代，统称为“客家”。
在赶苗夺业的漫长的过程中，清朝的地方官员以黔东北梵净山下的松涛，川东的秀山，湘西的凤凰、花垣和保靖一带，凡三百余里苗寨，苗路崎岖，苗患猖獗，出没无常。官兵深入蛮山瘴水、毒淫深菁之间，难以对苗患进行阻遏为由。于是有的官员就奏请朝廷，在曾经被战乱毁坏已久，有的地段仅存陈迹的明王朝所修筑的边墙的基础上进行修补，并且重新大修边墙，广设碉卡。新增筑了数百里的边墙，新设立营、汛、堡、碉、卡共为两千多所。通常边墙修筑在山岭脉络上，营、汛设置于驿道旁，碉、卡建立于山隘与路口处。各地皆相其地形，五里一碉，十里一卡，或是十五至三十里设置一汛。于当时的五百余个苗寨的内外，竟然设有两百左右所营汛，七百多座碉堡，一千多道哨卡。营、汛、堡、碉、卡之间，连边墙，设炮台，建哨所，筑屯堡。并且使得当地所有的军事据点，或是成一字型、或是成品字型、或是成梅花型等多种形式。布置得既有秩序，又无需定格；同时还形成棋布星罗，烽火相望，此呼彼应的局面，以资防守。从而效仿北方长城，把苗民驱赶到边墙之外去。以此来划定客、苗两家的疆界，从而达到“遏苗之来，截苗之归”和“苗来则致截，苗去则不追”；或是“铜不沾铁，苗不沾客”与“客不进山，苗不出碉”等这样的格局，在该地区长期实行民族隔离政策。或是说不准汉苗人民互相来往，苗民不许进城赶场，不许进入客家寨里；汉民不准入山，不许走进苗家村寨中。当时如若一旦发现有汉民入苗寨，无论有无滋惹边界之事端，一律得送官追究罚办。而今在白河的两岸上，仍然保留有除开清朝前期所设置的乌罗、平头、平茶、郎溪和酉阳等土司机构的遗址而外，又有后期由府厅州县各级流官所设立的，如阿拉营、振武营、正大营、水田营、盘石营、大坪营，还有臭脑汛、构皮汛、沙柳汛、长冲汛、落塘汛，以及太平堡、石岘堡、久安堡、西溪堡、大营堡、茶园堡等，这些全是用过去的军事据点来命名的诸多的村镇。而再到近年来，人们又把这种翻山越岭、绕山跨水，况且还绵延了数百里，并用于镇压苗民，阻隔汉、苗人民友好往来，而又见证过苗疆风雨沧桑的碉堡与边墙，美其名曰“中国南长城”。
另外清王朝还实行“屯田养勇，寓军于民”的屯政，即是选本地之勇，耕本地之田，捍本地之民。并授以勇丁们田地，自耕自食，长期屯驻在营汛里，战时为兵，闲时为民。
解放前，官府和汉族歧视苗族百姓，习惯把苗民骂作“蛮苗子”或者是“苗掳匪”；而苗民更要仇视汉族侵占其领地，又把汉民骂为“汉子”或是“客掳匪”。这种由历史和封建统治者所造成的客、苗两家的对立的局面，一直延续了两百年之久。而今时过境迁，当然作为汉苗人民，他们在这段时期里，不少人在私下交往的过程中，不光只有仇恨，同时还有交情。比如蒿坪村里的张天贵，以前他家有个五姑小时被坡东那边的土匪当成“肥羊子”掳去。当时土匪从村后的平茶司附近一个苗寨旁路过，因为天贵的祖父张团总对苗寨的寨主龙大爷曾有救命之恩。龙大爷闻讯率领七个儿子并伙同家丁、村民，皆拿上武器从小道上抄近路去追赶。大家赶上后为抢回张家的五姑娘，龙大爷的五儿被土匪捅了一梭镖，肚子戳穿了一个窟窿，肠子当场就流出肚外来。可这位五公子用手把流出的肠道塞回肚子里，将腹部的伤口捂紧，拼命向前追上土匪头领，用刀架在土匪的脖子上，逼迫土匪不得不将天贵的姑姑放回。事后天贵的祖父感激不尽，跟龙大爷结拜成生死老庚（结义兄弟）。而后两家无论遇到什么危难事端，彼此互相接济，互相提携。天贵不但从不歧视苗民，而且于路途上遇见坡东和坡西的苗家汉子下到河边来碾米、榨油，或是借粮食去吃，就叫老婆春秀煮熟一锅杂食或是米饭招待好人家，让苗家老庚吃得酒醉饭饱之后，再挑上担子赶路回家。当然白河两侧高山上的苗老庚，大多朴实憨厚，生活简朴，他们在饮食方面很皮脱，不会介意饭菜的粗细好差，只求能够填饱肚子就心满意足了。据说当时要是菜肴里的油水放重了，苗家老庚在吃饱后还怕拉肚子。只因坡东和坡西这两面山上的海拔高，收成薄，庄稼又比河谷区田坝上要晚一两个月才能成熟。以前山里人家的粮食接济不上，有的人只能下山到河谷区来，借上一两担粮食，挑回家去先填饱肚子。然后等到他们山上的粮食成熟了，收割后再挑来还河边上的人家。按照当时的规矩，通常是借一挑水谷子要还一担干谷子，借一担湿苞谷要还一挑干苞谷。那时的苗民借走粮食去吃了，过后都能守信将收获的粮食挑下山来，按照事先的约定还河边上的人家。天贵跟苗民们在打交道的同时，先后就与苗家的十多个汉子撮土焚香，结拜成为老庚。以前坡东的生苗大多秉性强悍、生猛、豪爽和朴实，并且讲义气，重感情，但是思想也狭隘与落后。天贵的脾气跟苗家人大致相投，乐意与他们打交道，并称兄道弟，结为八拜之交。
天贵的母亲是蒿坪村后吴家寨的姑娘，张吴氏老太在年轻时是一位朴实、贤惠的苗家女。吴家寨也是住在一片肥沃田坝上，村民都属于汉化了的熟苗，他们遵王化，守礼规，生活习惯跟客家人相近。当地的“吴麻廖石龙”五种姓氏，皆是苗民中的大家族，而吴家又居首位。天贵因为小时经常去外婆家玩耍，身上流淌有苗家人的血液，所以他日后天性就跟苗家人亲，喜欢和苗家人打交道。
解放后，新政府不仅没再对苗民采取歧视和镇压的手段，而是执行优抚与照顾的好政策。这样汉苗隔离的时代结束了，汉民和苗民的子弟从小到大，经常聚在一起读书与共事，大家交往越来越频繁与密切。因此他们之间的许多人，在相处的过程中有了交情，更乐意结拜为老庚。他们双方打成老庚后，平时互相往来，重情重义，并把对方当成上宾来款待，丝毫没有巴结和利用的俗念，彼此纯属义交。解放前，汉苗不常通婚，若要论通婚的话，通常只有苗家姑娘喜欢嫁到客家来，而客家姑娘却是不愿意嫁到偏远落后的苗家去。解放后，客苗互相通婚逐渐成为寻常事。当今不仅有许多的苗家姑娘乐意嫁到客家来，而且客家姑娘也愿意嫁到苗家去。为此，在这片汉苗杂居的土地上，有不少的客家后代的身上，流淌有苗家人的血液；同样苗家后代的身上，也流淌着客家人的血液：呈现出历史上少有的汉苗和睦相处，亲如一家的民族大融合的社会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