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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四）记忆深处，那尘封的往事
妹夫和大舅哥在一起时，还是作为妹夫的谢天祥的话更多一些。像大多数当姑爷的人一样，作为娇客他一年到头也难得多里庄去上一趟，岳父岳母在世那会儿，他是必得去的，并且他们二老都以“您”来称呼他，这让他觉得很不自在，但没办法，别说京东这个地方了，就是到了北京城，那老丈人、丈母娘都是这么称呼姑爷的，他们是不可能失了礼数的。现在他们二老早就不在了，他再去，自己就总是觉得人家和自己同样拘谨，说些什么呢？而当谢新的二舅爷过新屯这边来看看妹妹李玉容的时候，谢天祥却是话很多，因为人家是亲娘舅，怎么可以冷了场不言不语地干坐着？于是他就梳理着言语缓缓道来，说到精彩处他也会眉飞色舞声音高昂一些，但多数时候他声音并不高，仿佛坐在对面同他聊天的是一个听力正常的人而不是一个耳聋者似的。谢新的二舅爷则是笑眯眯地安静地坐在那里听，时不时地插上一句话，老哥俩儿五十多年的交情了，打年轻那会儿就是这样，谢天祥说的多，二舅爷笑眯眯地抱着膝盖听，偶尔插上一句话，既是点评又是在证明自己在仔细地听，那意思是在告诉妹夫说，“你想说什么就说这么，你说什么我都爱听！而且我听的到，你爱信不信？要不我怎么能插你的话！”妹夫和大舅哥就那么默契地坐在那里，喝着茶、聊着天，说着被尘封在记忆深处的往事。
大约是1930年，15岁的李玉容就应新屯村谢天祥的父亲谢玉龙的请求，以童养媳的身份来到了这户人家儿。那时候谢家的田地多、缺人手，李玉容早来一天就能早帮上一天的忙，况且那时候也兴这个（童养媳）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但是童养媳就是童养媳，她将来必是你谢天祥的媳妇，但现在不是，现在他就只是谢玉龙家的童养媳，所以极明确地规定了这两个人不能同房绝不可行夫妻之事，但李玉容就已经是这家人了，所以就像谢天祥的姐妹一样生活在这户人家里。这样做是正确的，是出于对少年男女的爱护，那一年谢天祥十三岁，算是个大男孩儿，身心正在发育之中，这个时候他的身体是极需要呵护培养的，过早的同房行夫妻之事对这个年龄的孩子来说是不利又不适合的，年轻时或许你不觉得，等到了中年之后就知道了不过可能已经为时已晚，过早的耗散精气有多么的伤身体，这一点在《黄帝内经》里说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六年之后，也就是谢天祥年满十八周岁，李玉容年满二十周岁的1936年暮春之际，谢玉龙给这对小夫妻圆了房，他俩这才开始公开的名正言顺地过上了真正的夫妻生活。在谢新的记忆里，爷爷谢天祥何止一次地说到这件事，每次提到1936年圆房的故事时，老人家总是发出嘿嘿儿的微笑，一脸的甜蜜的表情。古人讲“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这是那时候的青年人的两大春风得意、意气风发的时刻，谢天祥虽然没有尝到过“金榜题名时”的意气风发，但在1936年和李玉容圆房之后的那段时期的生活是春风得意夫妻甜蜜的。
那时候农村没有电灯，农村人过着“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传统的田园生活，即使是富农地主家也不例外，太阳落山了，天大黑了，聊聊闲天儿可以，但不可以点灯熬油，那样多不值得，得有多浪费！但作为年轻的小夫妻，他们总是巴不得天儿早点儿黑，正所谓“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等到月亮贴近了柳枝，等到黄昏暮色罩大地之后星星悄然在天空里眨眼的时候，青年男女相思相约之后的连手缠绵的时刻便来到了，在静谥的黑夜中，他们尽情地依偎缠绵，享受着造物主施予给他们的鱼水之欢，在激情的律动中，他们创造着，创造着他们的下一代。
（五十五）
1937年仲春时节，柳枝才吐出新芽儿，枯黄的草皮刚刚泛出一丝绿意的时候，他们的第一个孩子诞生了，是个男孩，谢玉龙做主，给这个孩子取名明乾，他说“乾卦”是《周易》六十四卦的首卦，所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之意，老大嘛，就应该处处起到模范带头作用，周而复始，奔波劳碌，自强不息，成为谢家“明”字辈儿孩子中的典范。
而明乾也确实不负众望，十二三岁便离开了家来到了北京城，在东四附近的一家裁缝铺里做学徒，后来凭借自己的打拼在京城里立足发展，最终成就了自己的一份事业。在文革时期，年富力强的谢明乾就已经成为了东城区一家服装厂的副厂长，因为在工作时不苟言笑，“干活儿就是干活儿，哪来的那么多的笑脸儿，又哪来的那么多的废话？！干好你手上的活儿，就是对社会主义的最大的贡献！要说笑，下班再说，现在不行！”这种工作作风在不经意间得罪了一些人，于是有人贴他的大字报，“打倒满身剥削阶级思想的谢明乾”、“打倒不顾职工死活的谢明乾！”，那些个大字报火药味儿极浓，似乎一根儿火柴就能把它周围的空气点着，这几张大字报被正巧来城里看望哥哥的小弟弟明礼看到了，明礼被吓得捂上了眼睛，明乾却笑了，安慰弟弟道，“没事儿的，都这样儿！还有贴门卫徐大爷的大字报的，反正平时看谁不顺眼，就明里暗里的写张大字报贴上去！不过你回家可不要和爸妈说哟，回头他们着急！其实什么事儿也没有，放心吧！”明乾有一个如同手足一般非常要好的同门师兄，这位师兄仕途亨通，最后做到了东城区的副区长，兄弟俩互相帮衬，被传为佳话。
“明乾现在还好吧？”二舅爷眯着细眼睛问谢天祥道。
“好，好着呢！我有一次往昌平去的时候就在他那里落的脚！他现在已经不在朝阳门内的大杂院里住了，现在他们一家搬到了东单公园对面的苏州胡同，住上了楼房。可我倒觉得还是大杂院好，热热闹闹儿的，接地气！不过呢要说方便可还得说是楼房，不用开门下楼，吃喝拉撒睡就全都解决了！原先他在朝阳门住平房的时候，冬天得生炉子取暖（还不一定有多暖和），得骑自行车去换煤气，现在可好了，冬价天儿去年有暖气，煤气罐也不用换了，煤气管道都通到家里来了，您说说得有多方便？！要不说这人哪都想做北京人呢，赶情是真方便！他们家还有一台落地的留声机，把唱片往里这么一放，您就能听梅老板唱京剧了！哎您说说，得有多好！不过我倒是觉得，还是咱自个儿家好，那地方车来人往的咱们住不惯，抬头看不见北关塔（燃灯佛塔），这心里边儿就不踏实！咱是农村人，咱不是城里人，咱的根儿在这儿！是不是您说！”说着，谢天祥用脚跺了一下脚下的大地，于是妹夫和大舅哥都笑了起来。
1937年7月7日的后半夜，有低沉的轰隆隆的声音从西南方向传过来，在农村的寂静的夜空中，这声音很清晰地传入了新屯村人的耳朵里，第二天一早，晨曦才露出来，谢玉龙父子便挑着菜筐到县城里去卖，这才听说打起来了，日本鬼子和二十九军打起来了，在丰台那边儿，而在县城南关驻防的二十九军的一个团也已经枪上膛刀出鞘，士兵们后背上背着的大砍刀上面的红绸子在风中扑啦啦飘动着。若隐若闻的枪炮声在接下来的几天之中不时响起，刚开始的时候新屯村人还三五成群的小声儿议论，甚至讨论着如果鬼子来了，他们该往哪里躲，有人说躲到树上或是房顶上去，有人说可以躲到已经长到齐腰高的棒子地里去，或者躲到南坑的芦苇丛中去……就这么着过了几天，看看枪炮声渐稀，最后归于了平静，人们也就失去议论的激情，新屯村人于是照常过着“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田园生活，人们平静的生活着，仿佛打仗是遥远的天边的跟他们全不挨边的事。
（五十六）
然而到了27日的凌晨三点钟，激烈的枪炮声骤然响起，这回可不是若隐若闻，而是仿佛就在村子西南侧的黄土岗上面，时而爆发出来的白光红光映亮了西南方向的夜空，日本军队终于动手了，向驻守在京东县城南门外的二十九军143师的一个营的官兵们动手了，二十九军官兵奋起反击并实施突围。在战斗中，屯驻在附近的伪政府保安队却只是佯装阻击二十九军的突围、转移，而实际上却是对空放枪打炮，没有支援日本人，更没有拦阻二十九军兄弟们突围转移，日本特务机关长细木繁于是对保安队产生了怀疑。
1937年7月27日上午9时左右，日军实施报复行动，派飞机12架狂轰烂炸旧城南门外保安队营地，致使保安队10余人伤亡。保安队广大官兵愤愤不平，难咽这口屈辱气，保安队第一总队队长张庆余立即把第二总队队长张砚田及教导总队沈维干找来密谈：“城南的战斗和日机轰炸教导总队营地，已经激起保安队官兵的义愤，我们怎么办？”
张庆余首先征求二人的意见。沈维干说：“不是鱼死，就是网破。依我看，现在就可以动手。”
张砚田有些顾虑：“我们的行动已经暴露了，日本人已有了准备，动手以后再同29军接应不上，就可能全军覆没。”
沈维干皱着眉头分析道：“现在官兵的抗日义愤实难抑制，与其压制，不如顺水推舟就此起义。”
张庆余说：“先观察一下日本人的动态再定，你们看怎样？”
28日下午，张庆余在“自强社”门口遇上了细木繁。细木繁质问道：“张队长，你怎么槁的，为什么没有把29军截住？”
张庆余，一个堂堂中国人，竟然被日本人如此训斥，真是奇耻大辱，于是愤然说道：“我保安队是维持治安的，不是打仗的，我管不着！”
“我撤了你！”
“我是中国人任命的，你细木繁算个什么东西。”
两个人互不相让，同时拔出手枪，怒目对视，直到有人上来阻拦劝解，两人才不欢而散。事后张庆余、张砚田、沈维干秘密集合，认为事己至此，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尽快采取行动。于是，决定28日半夜时分举行了保安队武装起义。
起义指挥部设立京东县城的北关，计划以午夜进攻日军兵营的枪声为起义信号，兵分三路同时行动。午夜，起义的信号枪声大作。起义部队迅速占领了长官公署和其他重要机关。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主席殷汝耕听到枪声，连忙呼唤卫队长，卫队长早已被起义部队架到了起义指挥部。殷汝耕听无人应声，便藏身柜顶。起义部队官兵迅速扑进殷汝耕的卧室。但见被单。衣服散落在地，不见人。厕所、壁厨、立柜都搜尽，还是找不到人。从厢房搜出一个杂役，起义士兵将枪架到他的脖子上逼迫他交待殷汝耕的去处，双腿筛糠的杂役不情愿地指向柜顶：“长官您出来吧！”
此时的殷汝耕吓得屁滚尿流，浑身筛起糠来，哪里还能动弹？几个保安队士兵上去就把大汉奸殷汝耕给拽了下来。随后，将他押解到起义指挥部监禁起来。
主攻日本守备队和特务机关的一路起义官兵，以装备精良、200多人的敢死队为前导，乘敌不备解决了敌岗哨，然后摸迸了日本特务机关和守备队住所。细木繁听到动静，率队冲了出来。他持短枪高声喊道：“你们速回本队，勿随坏人捣乱，否则皇军一到，你们休想活命！”起义官兵哪听他嚎叫，一勾枪板机将他击毙在地 。
激战进行了6小时，直打得东方的朝霞褪尽红日东升，共歼灭日军官兵500余人。第一总队日本顾问渡边少佐，教育厅顾问竹腾茂，宪兵队长何田，顾问申茂及冀东银行行长等均被击毙。同时，捣毁日伪组织机关，烧毁了日军守备队火药库。
当夜，驻顺义保安队苏连章团根据张庆余指令，举行起义，歼灭日军200余人，于29日上午10时开进京东县城，与京东张庆余部汇合。时近中午，日军派飞机20余架轮番对京东城进行轰炸，起义部队伤亡甚重。张庆余得知形势危急，当机立断，命令部队分成两路向平西方向转移与29军汇合。当起义部队行至北平安定门与德胜门之间时，突然遭到日军截击，押解汉好殷汝耕的士兵被日军冲散，殷汝耕乘机脱逃，被日军劫走。随后，有20余辆装甲车掩护日军截击起义部队，保安队教导总队长沈维干、区队长张会明带队突围相继阵亡。危难中张庆余下令化整为零，分头突围，经门头沟奔保定集合
1937年8月10日，因京东保安队起义，殷汝耕被迫“引咎辞职”，经他一手策划成立的卖国政府也被迫迁往唐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