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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不来学校的前几天，我发现，好像很多事儿，都可以应付来。那颗彷徨而惊恐的心，慢慢安定下来。可是，没多久，我脑海里又生出了不上学的念头了，而且越来越强烈。
班上有两个调皮鬼。只要老师不在课堂上，他们俩便成了“混世魔王”，乱喊乱叫，随便下位，甚至在班里翻跟头、吹口哨，戏弄同学。其他同学不堪其扰，可也无可奈何，因为几乎所有同学都怕他们俩。当时，我也不例外。
我被他们俩欺负了很多次，回到家，便说不去上学了。妈妈知道我可能在学校受欺负了，安慰我说，去吧，回头妈去凶这些皮孩子去。第二天我又硬着头皮去上学。可是，妈妈并没有去学校。后来，我回家闹脾气很了，有一两次，妈妈还真去了。可是，妈妈凶完那两个同学转身，那两位同学就会旧态复发。后来，我再受欺负，就不跟妈妈说了，知道说了也不管用，于是只能独自忍受。
上学很大苦恼，来自那两个小霸王。可我最难过的，不是受他们俩欺负，而是当陪读家长们都走了后，同学之间慢慢接触，关系似乎开始走向正常化，这时却发现，同学对我的“恶意”也显现出来了。我最大苦恼，是来自同学取笑与排斥。
妈妈曾很多次问我，喜不喜欢，愿不愿意上学？每次妈妈都想得到那欣慰答案，而我每次都会肯定地摇头。我不喜欢去上学，并且内心对上学这事儿是排斥，甚至是恐惧的，好像冥冥之中就逆料到，以后会遭遇什么。
在此我就不能不提自己生的病了——先天左手缺指和斜颈。尽管我做了两次手术，可手指缺失始终没有办法治疗，而斜颈似乎手术也留下了后遗症，还是稍稍有些歪。于是，来自同学们的嘲笑和排斥可想而知——不，没有经历，是怎么也想象不出的。
在那两位调皮鬼怂恿和教唆下，同学们纷纷当着我的面叫：
“王歪头，王歪头，生下来就是小歪头。
“小小王，大怪物，歪歪头，鸭子手，见到他，快快走。
“别跟他玩，他会传染的，小心你也歪头又没手指。”
那两位同学是孩子王。其他同学为了表明“立场”，当然也会跟着他们叫。开始，我还会解释，不会传染，真的，又不是传染病。可随后发现，这些都是徒劳的。他们一群人在喊，而我自己，打也打不过他们，说也说不过，只能独自默默承受。有时，我越是解释，他们叫得越欢快。我发现自己，又像刚有记忆时第一个好朋友曹尚伟离开那样，身边原本与我有交往同学，渐渐加入他们俩阵营。我迅速被同学孤立了。偶尔我也跟同学们玩游戏，玩得正高兴，他们下一秒就会喊出上面那些话，立刻使我木木站在原地或者离开。我也发现，他们那样叫我，也并非全是出于本能排斥，有时而是为了快乐。可是，他们不知道，他们的快乐是建立在我痛苦之上的。
那些话，像噩梦呓语萦绕了我整个童年。那是我最不愿回忆起的时光。每天都被嘲讽，日子真的难捱。那种感觉和滋味，是多少修辞手法和言语，都无法描述的。
人总是这样：当有人挤兑你时，剩下的人也会挤兑你；当有人捧你时，其他人就会拼命捧你。这点真是没有道理可讲。
有天上语文课，美女老师在讲台上讲，我们在下面跟着她学写字。铅笔，游走在田字格上，沙沙作响。突然，我的铅笔折断了，恰巧那天我的削笔刀丢了——我经常丢画画笔、铅笔、橡皮等等东西，严重怀疑是同学们故意偷走的，可又没证据。我只好向左边同学借削笔刀，可左边同学直截了当说，不借；我又向右边同学借削笔刀，她见那同学不借给我，也摇头了；我继续朝前面同学、后面同学借削笔刀，最后甚至是哀求了，结果却可想而知，他们就像商量好似的，谁也不愿意借削笔刀给我。
于是，我展现出穷人惯有的一种特质——自力更生，谁也不求，我用嘴巴啃起铅笔头，一点点地啃，啃得满嘴都是木屑和炭黑。老师从黑板上转过头，正好看到这幕，然后关心地问道，王博你干嘛呢？铅笔断了？你干嘛不向同学借削笔刀？老师啊，我也想呀。
我从意识到自己跟别人不太一样时，好像就没有问个为什么，没向老天问为什么。也许是年纪太小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也许是没有足够力量去抗衡，总之，我是这样，就是这样了。
学前班屋子不大，有四五十个平方样子，黑板在南面，西边墙上有四个窗户，窗外便是道路和农田。下课没事儿，我常常站在窗台，看外面天，看外面云，看外面世界。那时，我多想逃离那个教室，逃出那个窗户，逃进另外世界。可是，我知道，逃无可逃。
那时我就在想，以后还要做多少件自己不愿做的事儿才罢休？什么时候才能长大呢？我以为长大后，就不会遇到自己不愿面对的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