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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渐渐长大过程中，我意识到了个悲痛事实：我们家成为了边缘化人家。这种边缘化，当然是贫穷带来的。这种边缘化，很难过，在亲戚之中也不例外。
我们家跟别人家不一样。我们家的人亲戚似乎也跟别人家的不一样。别人的姑姑，每年清明、十月一，都会回娘家上坟。可是，我们家，除却二姑家在泰安，路远，不来就不来了；可同村的三姑和跟我们家只有一村之隔的大姑，却很少来，尤其是三姑，十多年来我们家上坟次数，一个巴掌都能数清。
有一年，清明，我和父亲满怀希望等着大姑和三姑来上坟。父亲在猪圈里，一锨锨把猪粪铲出来，晾在一边，等干了作农家肥用，我就蹲在一旁看。我们父子俩慢慢等。可太阳过午了，我问父亲，大姑、三姑她们还来吗？爸爸想了想说，三姑可能不会来了，因为她以前都不怎么来，但大姑肯定会来，毕竟今年他在家，没有出去打工。我和父亲又满怀希望等呀等，直到我们吃过午饭，猪圈的粪都干完，太阳落西，别人家都已给老人上坟回来了，也不见大姑来。父亲轻声说，大姑大概不会来了，一会儿弄点火纸，咱爷俩给爷爷上坟去。我似乎看出了父亲失落，于是问他，为什么清明要给老人上坟呢？是不是主人家想要姊妹礼物？父亲摸摸我头说，不是的，清明节给老人家上坟，不是为了东西，而兄弟姐们之间相聚，这是一年忙到头农民，难得相聚的日子。其实，我的理解确实有些小孩子，但我的意思是想安慰父亲，大姑不来就不来了，我们又不是贪图她东西。
那时我想，姑姑们不来，只能说明爷爷在她们心中，我们家在她们心中，一点也不重要。可来可不来。一切都无所谓嘛。
一二年级时，有次我在三姑家玩，正赶上大姑家的表弟汪俊也来了。三姑很高兴，问表弟，怎么只有他来了，他妈妈来了吗？表弟一边跟我抢着玩遥控跑车，一边说，没有，只有他来的，来找陈辰玩。他也是来找陈辰玩的，我心里想，却没去我们家找我玩？三姑还在絮叨，问他，上几年级了，学习怎么样，今年学费是多少，你们家地忙活完了吗等等等等。我心里很不是滋味，从进门起，三姑也没怎么问我们家的事。三姑偶尔问我句，比如你爸出去打工了吗，转头又问汪俊，哎，你妈妈腰疼……十句话，有九句离不开大姑家的事，三姑问我们家事儿，只是“捎带脚儿”。我为我们家微弱地位感到难过。
二姑家路远，回来次数就很少，每次来就显得弥足珍贵。可是，每次二姑并不在我们家停留太久，而是放下很多东西后，再买些东西去三姑家。这时父亲就会带我去三姑家。她们兄妹三人，叙旧到很晚。二姑就在三姑家睡了，接下来一两天也都在三姑家里，直到离开。父亲每天带我去三姑家。夜里回家，月亮很圆，很大，我望着月亮暗暗疑惑，二姑为什么不在我们家吃饭、睡觉？二姑回娘家，怎么不在唯一哥哥家里，而是去外戚三姑那里？我想是因为我们家穷，院子破，屋子破，又脏又乱，二姑瞧不上我们家嘛。
每年拜年时，也是如此。按照不成文规矩，家族拜年当然按辈分高低依次去家里拜年了。父亲在家族中排行老二，可每年家族里那些叔叔们，都先去大伯家，永航叔家，永行叔家……最后才来我们家。大伯家是家族老大，自然不用多说，而家族里最富有人家就是排行老六、老七的永航叔家和永行叔家。那些叔叔们，结队来我们家时，也都是短暂一坐就走，像是象征性的，大概是不来不好看意思。
自从父亲把拖拉机开回来后，虽然破旧，还是让我骄傲了好一阵子，毕竟全村有拖拉机的也只有两户人家。那年我放学，路过一个石碾子，见路边散落了一地鞭炮纸屑，又见石碾子上的碾子不见了，只留下光秃秃大石盘，一问才知道，这是石碾子要挪地方。碾子先搬过去了，而石盘太重，只能用机械。村里最有劲儿机械，当然是拖拉机。我回家高兴地对父亲说，村里挪石碾子，要用拖拉机，肯定要我们家的，因为另外那家拖拉机长年给周围村子拉石子、沙子、水泥等建筑材料，忙得很，眼下只有我们家拖拉机闲着，不用我们家的用谁？言语之中，我似乎已经看见在众人瞩目下父亲威风凛凛地开着拖拉机挪动石盘的场景了，美气得很。父亲听过我分析后，似乎也很高兴。可没两天，我再路过石碾子时，看到拖拉机冒着黑烟正在艰难地拖曳石盘，众人瞩目，拖拉机上的人，一边开，一边指挥壮劳力在石盘上放置滚木，神气极了。可是那个人并不是父亲，而是另外有拖拉机的男人。
父亲给我说，其实，这不是好活儿，那么重石盘，很容易憋柴油机。
“哦。”我说。
那时我就恨透了贫穷。贫穷本身也许并不可怕，无非是物质上的贫乏，但最可怕的是周围人眼色，周围人轻蔑，周围人孤立。那在精神上将是沉重压迫。贫穷人家常常陷入这样桎梏：你们瞧不起就瞧不起呗，我还瞧不起你们哩！可是，被排斥在人的社会属性之外，做任何事儿都举步维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