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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似乎是个矛盾体。他常立志，又常常改变想法。可他一旦决心要做某事，又有不做成功誓不罢休气魄，比如研究烟花，据父亲说，研究了整整两个冬天，每天废寝忘食研究，失败了无数次，直到破解了那个秘方。可惜发了两年财，国家就禁止私人制造烟花爆竹了。
父亲平时感觉比别人“能”多了，常跟我说，他会造土枪，会铸造，会开拖拉机，会造烟花，就论打工，也比别人早，赚的钱比别人多多了，成家立业都是靠他自己打工，还买了全村第一台电视机，虽然最后被盗走了。只是命不好，爷爷生病，我动手术，老娘……说着，说着，父亲又神转折，叹息说，唉，什么也别说啦，自己觉得比谁都能，其实都是“干能”。现在他还比不上曹文宇呢，人家曹文宇憨憨傻傻，可在村里推着饲料机，天天打饲料，不用出去打工，儿女双全，日子过得红红火火。言语之中，父亲又很自卑。
有时候，父亲性格常常让我哭笑不得。
四年级母亲生下小弟弟，父亲就不能出去打工了，便提前买了一群羊，想着在家一边务农放羊，一边照顾母亲。父亲买的是一群山羊，因为山羊不仅能直接卖，还能薅羊毛卖。那时羊毛价格不菲，春天羊毛收入也是一项不小收入。最重要，山羊比其他品种羊好照应。
第二年夏天未来临时，父亲就嘟囔说，山羊什么都好，就是怕“捂”。天热时候，必须把羊赶在院子里乘凉，若它们“捂”了，就麻烦了，轻则羊不爱吃草掉膘，重则死亡。每天父亲都将羊赶在院子里乘凉，弄得院子臭气熏天。可很不幸，后来我们家的羊还是“捂”了。那时羊毛也不值钱了。我劝父亲说，不行就把这群羊卖了吧。父亲望着放了一年多的羊，迟迟没有开口。
有天下午，我在学校下课了，正跟同学在操场上玩耍，猛然回头，却发现父亲抱着弟弟站在我背后，表情严肃。父亲从没进学校找过我，他说，他上学时候，有个同学爹爹去学校找他同学，结果被其他同学笑话了很多年。父亲抱着弟弟来找我，我以为家里发生了天大的事儿，跑过去问他，才知道，在刚刚我们家羊全卖了。父亲说着有些哽咽。我好气又好笑，不知道的还以为，他把我弟卖了呢，只能安慰他说，那些羊都“捂”了，早晚得卖，卖就卖了吧，又不能放一辈子羊……
父亲是个很善良的人，特别能体恤穷人。但凡来我们家讨饭的，人家要个煎饼，父亲能拿出刚出锅的馒头；人家想要个馊馒头，父亲恨不能给人家一碗水饺。我们家经济始终在崩溃边缘。有一年，我们村有个年轻人，好像三十岁出头，查出了尿毒症，晚期，没钱换肾。村里组织募捐。村民都是给十块，五块，甚至两块，一块钱。捐出二十块钱以上人家就寥寥无几，毕竟那时在外打工一天工资才四十多块钱。父亲却让母亲拿五十块钱，给后村不怎么熟悉的村民。母亲有些舍不得，毕竟我们家不富裕，这五十块钱对于我们家分量，跟别人家是不一样的。父亲说，这五十块钱在我们家确实是一笔不小的钱，可对于换肾小伙也不过杯水车薪，这五十我们能拿出来，可他家几十万又怎么拿出来，能多帮点就帮点吧，没了五十，我们还能过得去……
我们村子，两千多户人家，募集了三遍，才不过六七千多块钱。那年青人，最后还是按医嘱说的那样，回到家，能吃点啥就吃点啥，能喝点啥就喝点啥。有天，妈妈眼泪淅淅说，那年青人走了，临走头天，他妈妈还问，儿啊，你还想吃点啥？
他说：“想吃橘子。我从小就爱吃橘子，还没吃够。”
父亲是“人穷志不穷”那类人，常教育我说，不要想着占别人便宜，没出息，也没骨气，做人要自力更生，毛主席说过，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因此父亲自立自强，从不依附，从不巴结，甚至都不愿跟周围邻居交往。对于那些搜刮民脂民膏“官家”，也敢于反抗，比如前面提到的电工王伟。我们家最大“仇敌”，其实是后邻居小队长家。
我很小时候，父亲突然从家里消失了。我问妈妈，爸爸去哪儿了？妈妈表情严肃地用手指嘘道，别多问，出去时更是别多说话。直到后来，我才知道，父亲消失的那几天，其实，是和我们生产队的其他人，去市委状告我们生产队小队长。
小队长贪污腐败、侵吞提留款、横行乡里——嗯只横行我们生产队。土地划分，宅基地申报，收取提留款，铺路修桥，只要是跟钱挂钩，小队长绝对会“雁过拔毛”，甚至后来贪污都到了明目张胆地步。
谁家想要盖房子，首先要申请宅基地，办下宅基地证才能动工，而这宅基地申请，要经过小队长。他说你们家适合宅基地申请，就适合的，说你们家不合适，就不适合。那些明明到了适婚年龄的人，按照国家规定，可以免费申请宅基地了，他也会以各种理由推脱，队里没有土地啦，没有申请表啦，这不合适那不合适，其实，能不能申请，全在你表现——两千块钱，递给小队长，马上就能给你填申请表，盖红章。两千块钱，在千禧之年前后，可不是笔小数目，当然有人不愿出这笔钱，直接找村支书。支书答复很简单，想申请宅基地，要层层上报，你们家适不适合申请，村里那么多户人家，村支书怎么知道，还是小队长摸得清……
村里架设自来水，原本全部费用是德国捐助，因为山东曾经割让给德国，是德国的“受害区”。这是谁都知道的事实。我们村平时都是挑水吃，去井边，去村外深井打水，早就受够了扁担之苦。可这笔自来水款，拨下来一层层被克扣，到了生产队这层，我们不能享受免费自来水额，而是要我们按人头交钱。我们小队长趁机收缴的钱，格外多。队员，敢怒不敢言。
小队长做的最明目张胆事儿，是多收提留款。农民承包土地后，要给国家上交提留款（农业税）。上面要提留款，白纸黑字只有每亩地一百二十元，而我们小队长，明目张胆敢收取一百五十元。若有人问怎么多收三十块钱，小队长脸不红心不跳说，用于生产队开支。小生产队能有什么开支，无非进了自家腰包。我们那土地贫瘠，原本每亩一百二十块钱提留款，就已经捉襟见肘，累死累活干一年，把地里收成都卖了，交完提留款也剩不了多少，可小队长再多收，更拿不出来。交不出钱没关系，一群村干部，直接进入村民家，有地瓜干装地瓜干，没地瓜干装小麦，没小麦拿值钱东西。每每村干部到我们七队时，小队长王广海都是急先锋。
“刘春，你的摩托车呢？狗日的你藏哪儿了？赶紧交出来抵提留！”
交提留款成为村民一大难关，比年关还大的难关。我们队一位敢怒敢言老人感慨：
“妈的！当年鬼子进村时，也没这样子呀！”
小时候，我很害怕两个人。一位是我们村大夫戴宇堃，妈妈常吓唬我说，再皮就让戴宇堃来给我打针，听完我立马收敛许多；另一位就是我们小队长王广海。他耳大面方，一脸和善样子，可我害怕他开会。他有点公鸭嗓，喊起话来，鬼哭狼嚎的，像在跟人打架：“七队的——老少爷们儿——，都特娘——听着——就喊一遍——就一遍——，八点钟——八点钟在老地方——，开——会——！”
那叫丧声音，在街道上响起，回荡，队员们也害怕，不知道又出什么幺蛾子了。不到八点，对民窸窸窣窣到了我们队的石碾子那块平地了。
王广海开会倒是很简洁。
“今天叫大家伙儿来，就一个事儿，提留款金额下来了，每亩地交一百五十元，为期七天，过时不候！你们有意见没？”
村民早就听说今年提留款是一百二十元，人群中鲜有人吱声。父亲想要说话，却被母亲拽了衣角。这时王广海道：“没意见，对不，散会！”
小队做的最过分事儿，就是买卖国有土地。趁着土地承包制实行之际，将我们西山土地，以承包形式，卖了二十年。卖完西山土地，就卖菜园子，卖完菜园子，就卖水果园，卖完水果园，就卖西北那块肥沃土地，卖完肥沃土地……实在没有可卖的了，小队长想了个更绝法子，那就重新再卖。西山土地，已经卖出去十多年了，时间很长了，找了个理由说合同无效，需要重新签订，所以又掀起了新一轮卖地高潮。合同期限从二十年，变成十年，不到十年再卖，变成五年，五年便成三年，越卖越近，越卖越多，后来还是没法再卖了，毕竟刚卖出去不好马上反悔。于是小队长绞尽脑汁又想了个法子——从每家每人身上，抽出一部分土地来，美其名曰公共土地，然后，再卖掉，以大甩卖般的便宜价格卖掉。
最有意思的是，我们队民却争先购买。同队表妗子，还在大街上大肆鼓吹说：
“老农民家家的，不种地指望啥！这么便宜的地，不买白不买！”
小队长不仅贪污受贿，平时在队里也是横行，蛮不讲理，气焰嚣张，简直成了我们队没有桂冠的土皇帝。他们家能猖狂到什么程度？他们家院子门前那条路，弄上水泥斑马线，不许别人走。麦收时季，他们家亲戚，开来小麦收割机，到我们村赚钱。王广海却霸道地不许别人小麦收割机，来我们七队。偶尔也有人开收割机来我们七队割麦子，小队长一家人把人家包围起来，呵斥、谩骂、推搡，硬生生把人家赶跑了。
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王广海一家作威作福，他那些弟弟也猖狂不已，尤其是他三弟。老三脾气暴躁，稍有不如意，就对周围邻居骂骂咧咧。有一年，大年二十九，老三喝了酒，也不知谁让他不舒心了，在大街上大骂：
“妈了个巴子的，你们这些狗日的，哪个不服？不服就站出来！老子弄死你们这些小鳖孙！怎么着，你们看我没儿子，就敢不听老子的？明儿个，赶明儿个，媳妇马上给老子生个儿子，看你们这些王八犊子哪个敢给老子吹胡子瞪眼？！”
说来也巧，第二天，大年三十，他老婆就生了，不过生了个女儿。二胎又是个女儿，在计划生育之内，他不能再生育了。两天后，他又骂大街道： “没有儿子又怎么样？老子照样弄死你们！你们哪个敢招惹我，敢招惹我们王家？来啊！老子都这样骂你们了，怎么连个屁也不敢放！一群缩头乌龟，我呸！”
生产队长王广海罪行罄竹难书。他之所以这样嚣张，就是仗着亲兄弟五人，更别说堂兄堂弟了。他们家在我们生产队是大户人家，谁家也没他们家兄弟们多，便谁也不敢惹。当初他能选上小队长，据说，也是仗着人多。在农村，人多势众，依然最有用。
在王广海分土地时，虚报土地，将一分半地当成两分地分给我们家，然后剩余土地便成他们家的了，当然他也这样分土地给其他人家；在王广海多收提留款时；在王广海刚开始嚣张跋扈时，父亲就跟他争吵、抗争过。我们两家矛盾一度到了势如水火，平时见面互不说话。受到欺压的队员，大多数都是选择忍气吞声，但也不是没人不敢反对王广海。刘家一直想把王广海拉下马。说来，刘家也是我们生产队，甚至是我们村“大姓人家”，老一辈出过老红军，上一辈兄弟六七人，曾经也在村里“权力中心”，只是后来老红军，无意为政，渐渐退下来。父亲便决意和刘家的人，扳倒小队长王广海。
他们七八个人，手拿着确凿证据，一层层上告，从村里到镇上，从镇上到县上，最后到了市里，可最后结果每次都是，让他们回来等结果。于是，每次都不了了之。父亲说起这件事儿后，我就很不理解，一个小小生产队长，用邻居刘三爷爷话说，绿豆摔八瓣儿都比他的“官儿”大，这样没品的“官儿”，告到市里怎么都告不下来？难道王广海权力通天，在市里都有人不成？
“他还没那么大神通，”父亲说，“拿提留款为例，你以为每次提留款多收，真的只有王广海多收？从省里到市里，从市里到县里，从县里到镇里，再到村里，难道他们就没多收？单单一个小队长，就敢挑头多收？他可没那么大胆子，无非是趁火打劫。十里八村小队长没有比他更狠，没有人比他收的更多罢了。这就是官官相护……”
我恍然明白了，可马上又糊涂了。
“毕竟你们已经告到了市里，他们怎敢不管？一个小队长处理了就是了呗？”
“所以市里推给县处理，县推给镇……最后就不了了之了。”父亲又说了句我当时不明白的话，“我们告小队长，就是‘揭开盖子，便捅了娄子’。不单是一个小队长问题。因此王广海这个臭粪盖子，揭不得。”
这些就是父亲多次状告小队长得到的感悟。后来父亲安心过起了自家小日子。父亲不告王广海，还有个重要原因，他说，就算告赢了，把王广海拉下来了，又能怎样，无非去掉了个孙大圣，再换上个孙猴子……
但是，我们家跟小队长家关系并没有缓和。每次队里开会，若不是母亲拉着，父亲都想“说两句”。当时我也问过父亲，既然政府不管，王家人多势众，但人再多也多不过队员吧？不用说所有队员，大部分队员，甚至一小部分队员，联合起来，一人一口吐沫，也能把王广海家淹死，还能让他们家这样张狂？
父亲哀叹道：“这样事儿，都知道枪打露头鸟，就算有人带头，他们也不敢站出来公然反对小队长！咱们这里人，一个个没血性，不敢怒也不敢言，就连在背后声讨小队长，他们都不敢，还说小心被小队长听去了！他们不敢反对小队长，还上赶着巴结小队长呢！当初我们偷偷去市里告王广海，人还没回来，王广海就知道我们都有谁了！还怎么齐心？”
“为什么我们队，每次交钱都比其他队交的多？就是因为咱们队‘汉奸’太多！”父亲愤愤道，“那些人说什么？自古民不与官斗，小队长再小也是官，官官相护，得罪不起，王广海要钱，别人家交，我们家也交，反正也不止我们家。于是，他们那些人为了在小队长那买个好，得到点蝇头小利，抢着交钱！就是有些不交钱的，也故意抻下，到了晚上就偷偷将钱送到小队长家！小队长家买了辆大型拖拉机，用来耕地、播种，也给别人用，按亩收费。你看那些人！争先恐后租用他们家拖拉机！咱们家用邻队拖拉机，那些人还劝阻，‘他们家不好惹，用他家亲戚小麦收割机一块收割下，用他家拖拉机耕一耕，就完事儿了，千万别节外生枝’，咱队的人呵，就是这样没种……”
说起那些“汉奸”队民，父亲仿佛对他们比对小队长恨意还盛。
父亲愈发瞧不上那些“聪明”邻居。这也是我们家与别人家“格格不入”另外原因。不过，这种“格格不入”，在我未踏足江湖前，很是欣赏。当我混迹社会后，吃过亏，碰过壁，回头去体味，恍然有些迷惑了：难道真的是我们家“傻”，真的是周围邻居“聪明”吗？
或许每个时代都有各自特色，最适合生存性格都有不同。譬如建国前后，需要埋头苦干，于是忠厚老实的人，备受尊崇；经济时代，一切往“钱”看，于是那些审时度势的人，风云际会……我们家就是不适合这个时代的代表。无关对错。只是时代不同了，罢了。以上几句，全是后话和闲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