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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嗵”“嗵”“嗵”，子时一到，鸟铳三声划破沉邃的雪夜，惊飞一群群水鸟，哀号着扑向天空。
农民自卫军队员们不约而同抽出大刀、端起梭镖、拿着长矛，不顾一切长驱直入，杀向匪窝。
王开富凭着夜战经验，寻着约约隐隐的人迹小道，身先士卒，率李凤缓、王开贵、王小三、张月林、张光耀一干人冲进密密层层的苇林，刚冲到一片平地，从芦苇搭成的窝棚飞出好几把大刀，一下子把冲在最前的王开富重围起来……
刘发洲乃长江经石首山一挡，向北绕个大圈冲积而成的荆南江滩。面积达数十平方公里，实为“流发洲”，因形似碾盘，故人们又称之为“碾子湾”。春时苇芦丛生，夏水暴涨，一片汪洋，秋凉苇黄，人称“柴林”，冬寒荒芜，苇凋杆零，故人们又称之“柴洲”，是“青蛇飙”陈婆婆巢窟。（注：1949年7月，江洪由荷芜浃、花鱼浃冲断碾子湾，江湾自然裁直，形成今之江南南碾、江北北碾，缩短流程近20公里）
陈婆婆手下几千号人马，称霸九曲回肠，因此四周大小汉流、土匪无不拜服或是联盟，划分地盘。赤尾狼、千端鬼、百脚兽与陈婆婆结盟，各霸一方。陈婆婆以这柴洲为大本营，寒冬之时，手下人马在此扎营，分成“刘、月、汪、拆、中、乘”六庄，这六庄之称乃“一、二、三、四、五、六”的匪话，“刘庄”居中，为陈舵爷总堂部，因此，柴洲便又被称之为“刘发洲”，其余各庄自东沿江逆向分布。
舵爷陈婆婆，原本调弦口一霸。调弦口自咸丰乙卯年设巡检司置水路关卡以来，一直是荆州府一个重要分关，因此，调弦口又称调关。陈婆婆上窜下跳、不择手段，成了调关的一个税棍，因圆肥脸上常是皮笑肉不笑，笑里藏刀，一副假慈假仁相，被手下称之为“婆婆”，真名陈楚生反倒被人忘了。别看他肥头肥脸、大腹便便，却奔走如飞，杀人不眨眼，调弦口一带黑道很快被他控制，并渗向桃花山、江北杨波坦、江南上津湖等地。自古“狡兔三窟”，这家伙自然不例外，常是来去无影，游居不定，故人称“青蛇飙”。
今年入冬，青蛇飙本想在桃花山扎寨，无奈石、华两县农民军在东山全力清剿，李子芳险些丧命，令他胆战心惊，桃花山是座火山，青蛇飙不敢再有所奢望；然而调弦口又是廖学愚、吴先洲、屈阳春的天下，赵用庚、郑秋扬被杀犹在眼前，陈楚生千思万虑，还是决定带领手下数千人马驻碾子湾柴洲。
这里荒无人烟、枯苇密匝，北可渡江入监利、江陵，南可过上津入湖南，东可沿江东下，且有“赤尾狼”吴中根的王海垸“八团”为屏障，西入公安亦甚方便，再者这里离县城很近，不是愈危险的地方愈安全么？陈楚生心底窃喜，县城一百余农民军奈我四千人何？麾指刘发洲后，陈婆婆将四处豪绅送来的财物分发各庄，便一心一意在此安营扎寨。
这晚，陈楚生的两个心腹“大、小瞎子”，从调弦口弄来个小荡妇，献与舵老大。这荡妇瓜子面、桃花脸，欲蹙不蹙的黛眉与似开非开的媚眼摄取了陈楚生的六魂七魄。陈楚生抱着瓜子脸，当下连喝了三大碗后，搂着她到一边快活去了。
立刻，众匪放胆豪饮，有的已东倒西歪，有的摇骰押宝，有的则埋怨大、小瞎子没多弄几个小妖精让兄弟们泡泡。冻冰里望风的也经不住棚内的诱惑，偷偷溜了进来。
近午夜，匪徒个个疲、人人困。突然，“嗵、嗵、嗵”三声爆响，水鸟惊鸣、直扑深空，青蛇飙大惊：“妈的，谁敢抄老子？”正要翻身跃起，却被那狐狸精箍得紧压压的：“这三更寒夜，谁个敢来摸你虎须，只怕是你兄弟打野味，给你消夜吧？”经不住那婆娘的嗲声嗲气，青蛇飙便又搂紧那厮：“妈的，什么时候了，还嘴馋，狗崽子。”话未说完，陈楚生又翻山越岭、忘情欢乐开了。
骤然，芦棚四周杀声震天。陈楚生大惊失色，喑喑叫苦，飞出一掌扇在那小妖精脸上：“妈的，是你的线？老子宰了你。”那小婆娘已是战战兢兢、缩成一堆肉团：“爷，不……”话犹未完，那粉头已被陈楚生砍下、踢得老远。陈楚生一抬头，一枚寒光逼人的长剑已刺穿棚壁。
这把长剑是谁？他就是大战鬼哭坡的文武剑客廖学愚，时为东二区农协会委员长、国民党东二区党部常务执委、区农民军纵队长。东二区农民军为全县人数最多、装备最好、战斗力最强的劲旅，辖三支劲队：驻调弦口的廖学愚区纵队，驻毕家铺的吴先洲部，同属区、县调遣；驻来家铺的中队由区农协会副委员长、接任共产党南河口支部书记的屈阳春掌管，另有焦山河谯铁夫、陈汉俊等部，加上临时自愿参加农民军剿匪的，共近四千人。
他们的主要任务是扼守长江，消灭“刘庄”“月庄”，捉拿陈楚生。东二区纵队穿过西河坝后，沿江北上，鬼见愁吴先洲率部扼守长江，豹子头屈阳春围灭“月庄”，廖剑客与焦山河部直插匪心窝“刘庄”。
廖学愚令谯铁夫、陈汉俊与赵协民、李维高由东、西合围，自己率敢死队由中间直插。廖剑客一剑挑开棚门，飞身一跃，直闯匪群。时，北门闯进一把大刀，廖剑客一瞥是冯世华。原来北二区大部渡江围歼“汪庄”，北二区党部常委冯世华贪功，让北二区农协会委员长徐国珍与毕成浩等去拼杀，自己则率一部直取“刘庄”，企图抢先捉住青蛇飙。
冯、廖二人各捉一匪一问，方知陈婆婆在偏室，二人齐齐结果了匪徒，直奔偏室。廖剑客双眼近视，脚被软物一绊，险些扑倒，冯世华一扶，顺脚一踢，雪光中一无头女尸飞滚，却不见青蛇飙的影子。
屈阳春率部冲向“月庄”，让易金生、毕世德各率一部两边包抄。“月庄”庄主外号“落地响”，这家伙肥体粗肢，力大无穷，惯使铁尺，是陈楚生手下一员虎贲。这厮最谗女人，每每出洞，总是先掳女人，后掠钱财，而且一次必捉两妇方才罢休，故百姓恨之入骨。
是晚雪大风猛，寒酷冻严，落地响让手下早早睡了，自己却搂着两个女人强行承欢，那俩妇早被他折腾得精疲力竭，只好听任摆布。一觉醒来已是午夜，落地响又劲儿十足“杀起柴来”。恰到兴奋处，三声枪响，杀声已至棚外。
落地响翻身狂呼：“弟兄们，操家伙，遭抄啦！”一边叫一边扒拉衣裤，操起铁尺……时，屈豹子率王国清、杨大均、刘腊喜（1911—1932，后任中共湘鄂西省委委员等职）一部早已围困芦棚，无奈那棚门别看是芦苇夹成，只因庄主生怕女人窜逃，便将门死死绑牢。屈阳春用梭镖捅了多时，差点挑起整个苇棚，便接过大刀劈开苇门，恰见落地响挑墙外钻，屈豹子一镖捣去，那家伙一歪，躲过一枪，屈阳春直冲而出，那家伙回身一刀劈面砍来，屈阳春飞出一标枪一挑。
毕世德、易金生（？—1932，后任江南县苏维埃政府副主席等职）、孙茂才早已合围。匪徒有的未来得及穿衣，便做了新鬼；有的单衣上阵，冻得发紫；窜进芦林的，被划破肌肤，痛疼刺骨，未逃多远，便吃了农民军马刀、长矛、标枪。
落地响起初恨不得一刀砍死屈豹头，战了几个回合，方知屈氏厉害，不免心惊，一分神，挨了一枪，忽又瞥见匪徒跪地告饶，顿时气炸，结果大腿又吃了一枪。落地响更感不妙，一腾身缩进棚门，抓起两个赤条条、筛筛发抖的妇人抛向直冲而进的屈阳春，乘机又钻到棚外。
屈阳春救下妇人，追到棚外，已不见落地响踪影，却瞥见一匪徒袭杀农民军队员李玉清，不禁大怒，飞刺一镖，将那匪徒戳了个对穿。屈豹子火性大发，顿时，倒下一大片短命鬼，其余见状，纷纷告饶……落地响钻出棚外，拱进尸堆，俟屈阳春一走，便急急逃窜不提。
围攻“乘庄”的是县大队百余人马，二十余支枪，但训练有素、英勇无比，以一当十。时，胥耀庚一声令下，与李道生、徐明光各率一部，冲向“乘庄”。
“乘庄”庄主乃刘发洲有名的蝙蝠鹰，这家伙瘦得如猴儿，却精过小鬼，仗双节长镖、惯于夜间出没。蝙蝠鹰把五六百号匪徒一分为三，驻为掎角之势，令黑鹰居西营、白鹰居东营、自驻南营。三声枪声时，蝙蝠鹰深知不妙，连忙跃起，窜上棚顶一眺，三路人马杀气腾腾飞奔而来，但人数少于自己，不觉又狡黠一笑，跳下棚顶，拉响铜铃，令大小匪徒操刀伏候。当农民军冲至棚前，匪徒倚仗人多，潮水般涌出，反将三股农民军围成三圈。“乘庄”一战最为艰辛。
胥耀庚挥舞催马铜鞭，率胥道新、胥月亭、焦华富、朱三义一路直冲南营，刚到棚前，蝙蝠鹰一长镖刺来，潮涌而至的狂匪一下子围住了县大队。东面的徐明光、西边的李道生亦分别被白鹰、黑鹰围困，众匪狂呼，企图一举围歼农民军，却没想到这严格训练过的小伙子们毫不畏惧，应付自如，未让狂匪占到半点便宜。但众匪甚是猖獗，得意忘形，未料背后刀风陡起，未及回身，有的便成了断头鬼，匪阵顿时大乱。
原来神鞭郎孤军深入，乃是疑敌之计，李良耀、李树人、曾繁德率大军出其不意的围歼乃是正着。那蝙蝠鹰正酣战神鞭郎，没料背后寒风顿生，熊金龙、李华率袁正凯、胡昌准一队人杀到，一矛直取蝙蝠鹰后颈，庄主不得不分身应战，方寸大乱。
飞镖李虎增援李道生。那白鹰陡见农民大军从天而降，早已心慌，急蹿到棚顶，企图夺路而逃，李虎眼明手快，一镖正中其咽喉，白鹰顿时呜呼。
黑鹰上窜下跳，肆意立杀徐明光，但未占丝毫便利，心中烦躁忽起，不防李金蓉、张鉴之领王尚洲、徐大恒杀到，张鉴之一刀正着那家伙左肩，徐明光虚晃一招，乘黑鹰分身迎击李金蓉、张鉴之之机，扎扎实实一梭镖将黑鹰捅了个对穿。
蝙蝠鹰遭了夹攻，料不能得胜，寻机窜逃，以二节杆梭镖在地上一扫，溅起一团巨大雪飘，紧接着顺势一撑，飞到圈外，钻入人群，向东逃奔。
胥耀庚、熊金龙二人穷追不舍，适逢李良耀飞镖报销了白鹰；瞥见庄主东窜，遽发一镖，蝙蝠鹰闪身躲过，却没料到又有两镖飞至，躲闪不及，左股、左背着镖，蝙蝠鹰一个趔趄、仆倒在地，农民军趁势将那家伙捆了个结实。
围困王开富的是“中庄”庄主“通天鼠”与其依仗的“四大金刚”。通天鼠矮瘦却十分精明，无论黑夜白昼刮风下雨，均派人放风，大刀也玩得烂熟。通天鼠还注重操演手下，训练心腹打手，因而对农民军进攻早有准备，也无所惧畏。
通天鼠自称出道以来，还未遇对手，当下对王开富攻得特紧，企图一举歼灭农民自卫队，因此，这里激战最甚。无奈王开富身高体魁，本事非凡，直攻通天鼠上盘，通天鼠矮小，专攻王开富下盘，因而起初各有千秋、未分胜败。
时，李凤缓、王开贵、吕慧清三人冲进来接战“四大金刚”。人称“大刀王”的王开贵使双刀、力战两金刚，但毕竟年小根浅，一时也未占便宜。适时小山子冲到，挡开一刀。王开贵乘机紧逼，手忙脚乱的匪徒着实吃了一刀。
小山子却不是那金刚的对手，渐渐不支，匪刀正照小山子前胸劈来。正在酣战的李必敬睨见，一转身，抽刀飞削，直断那金刚右腕。王小山乘机从背后挥刀，将那匪头颅砍落雪地。伤匪见状，撒腿便跑，正碰上王三义、吴远明拦住去路，王开贵追上，双刀齐下，那金刚被削成三片。
李凤缓战的金刚最硬，正在难分之际，袁寿林、李子华冲到，一起围攻，那金刚顿时大乱，早吃了袁寿林、李子华几刀。那金刚就地一滚，跳出圈外，企图开溜，被奔过的郭忠贵砍下了头颈。
吕慧清却不是那金刚对手，罗育清、万建清、刘兰清蜂拥而上，围住拼杀，这便是有名的“四‘清’灭金刚”……
通天鼠毕竟不济，几回之后，破绽大露。王开富气盛，那刀更是毫不含糊，寻机直劈匪腿，幸亏那通天鼠有点精灵，其大腿才未曾被砍断，但流血冰冻，已是不支。张成仁（？—1932，后任石华联县暴动纵队司令等职）见状，悄悄绕到庄主背后，举刀便砍，却被庄主察觉，纵身反跃，反削张成仁后脑，王开富就地一仆，一脚拨倒张成仁，抽出手枪，击中通天鼠右腕，右手飞出一刀，将通天鼠小头削飞老远。大小匪徒猛听得盒子响，目瞪口呆，纷纷作了刀下鬼。
围歼“拆庄”的是周立斋指挥的北一区农军纵队南路，分四支渡江，分由张国增、赵连章、雷大柱率领，一举歼灭了陈婆婆的心腹爪牙“拆庄”庄主“里中尖”。
刘济明指挥北一纵队北路亦分四处，分由徐尚炎、李浩然、毕成教、曾显阶率领，巡视江段、收捕漏网逃匪……
廖学愚、冯世华各率人马，不见匪首陈婆婆的影子，又急忙派人四处搜寻，仍不见踪迹，只得返回，冲入谯铁夫、赵协民包围圈，痛痛快快砍杀陈楚生的虾兵鱼卒。刚近尾声，东边冲来一队人马，廖学愚正在惊疑，那为首的大叫：“剑客，你看谁来啦？”
廖学愚奔过去一瞧，徐国珍身旁的大汉非常面熟，却一时记不起。
徐国珍大笑：“怎么，只顾杀匪杀掉了记性，看来，‘改造社会，自我躬始’，还须‘惊天雷’！”
廖学愚大悟，来人乃是武昌读书时结识的好友、笔名叫“惊天雷”的刘鼎三（1903—1947，刘鼎山，后任湖北均县临时县委书记等职）。
徐国珍、杨华堂指挥北二区纵队，上午于江边准备船只时，突然，下游开来一艘轮船，停泊柴码头。冯世华心疑，亲率人马奔上轮船，准备“借”船，却见内舱钻出一个圆额方脸的青年汉子。
冯世华一愣，揉了揉眼睛，定睛一瞧，此人乃武昌中华大学附属中学同学、昔时武汉学生中的活跃分子刘鼎三。船上一行近二十人，乃共产党湖北区委、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派出的“武汉各团体赴鄂西发展民众运动代表团”，团长是湖北阳新县人曹壮父（1896—1929，曹仲甫、曹锐，后任中共湖北省委候补书记等职）。
曹壮父受共产党湖北区委特派、以国民党湖北省党部鄂西巡视员身份，率团前往被北伐驻军骚乱、争夺、奸劫的宜昌，开展国民运动。
斯时，国民革命军第八、九、十军占领宜昌，为争夺防地、军械、给养，何键师、贺龙师、王天培军等部势同水火，使民众叫苦不迭。
早在1926年9月上旬，唐生智指挥的中路北伐军占领汉口、汉阳，从此一蹶不振的吴佩孚逃往河南，而湖北只剩下武昌一座孤城被北伐军围困的同时，北伐军总司令部下达东进命令：原集结湘东，朱培德总指挥的东路与中路军大部又分三路，由朱培德、鲁涤平、程潜分别担任三路大军总指挥，浩浩荡荡挺进江西，扫荡号称“东南王”的孙传芳。
在江西工农群众的支援下，各路大军攻城略地，战事进展顺利。此时，北伐军总部被胜利冲昏头脑，孤军深入南昌城，程潜险些丧命、蒋介石也身受重伤地逃出孙传芳包围圈，南军第六军伤亡惨重。蒋介石终于听取苏联军事顾问加伦的先取外围的建议后，南军于11月8日，第三次终于占领南昌。至此，孙传芳的主力被消灭，江西全境为南军占有。
同日，国民党最高领导机关——中央政治会议作出决定，把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迁往汉口。而武昌城业已于10月10日被南军占领。
11月9日，蒋介石率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移驻南昌，任命朱培德为江西临时省政府代理主席。
12月，北伐军占领福建全境。
与此同时，一批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由广州迁入汉口，成立“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国民政府委员临时联席会议”，行使中央最高职权。接着，国民党中央正式宣布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停止在广州办公，以武昌、汉口、汉阳三域为“京兆区”，定名“武汉”。武汉继广州成为全国革命中心。
但是，蒋介石却于1927年1月3日通电“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暂驻南昌”。
国民党左派、右派明争暗斗，争权夺利。
而西路北伐军却成为蒋介石心病，唐生智则下达铲除左翼总指挥袁祖铭的密令。
早在去年10月间，当江西战事吃紧之际，原来表示输诚的湖北西部之北洋军长江上游总司令卢金山秉承吴佩孚意旨，勾结川军第一路军总司令杨森，又公然在宜昌宣布“讨赤”，与吴佩孚赐封“四川省省长”的杨森，共数万人马组建“川鄂联军”，乘机东下，其前锋由荆门县南之沙洋东犯，进入天门、潜江、沔阳等县境，直逼汉阳。
蒋介石电令袁祖铭北上进攻宜昌、江陵，以减轻武汉方面压力。袁祖铭率领由总司令部直属部队改编的国民革命军第十二军三个旅及收编的许克祥部，终于11月通电就任“左翼军总指挥”，顺沅水东下常德后，又裹足不进。
蒋介石电令唐生智务必拿下宜昌，唐生智令第十五军军长刘佐龙率部西进，阻击“川鄂联军”后，数电促袁祖铭出兵。袁祖铭仍坐等观望：一方面与吴佩孚、孙传芳藕断丝连、暗通款曲，伺机蠢动；一方面摊派赋税，招募兵勇，坐地为王。这样，袁祖铭成为唐生智在湘西的心腹之患。
进入1926年11月尾，唐生智在武汉召开“总攻鄂西，会战宜昌”的军事会议。彭汉章、王天培推举在武汉治疗眼疾的第九军第一师师长贺龙（1896—1969，贺文常、贺云卿，后为红二军团总指挥、1955年元帅）为代表出席。
军事会议决定：第八军第二师师长何键为鄂西指挥，率部由江北西进，攻击“川鄂联军”。北伐军左翼由江南渡江北进，攻取江陵、宜昌。
贺龙于1926年9月底占领长江南岸的公安县后，因减员严重、北军增援、江水猛涨，一时无法渡江，北攻江陵县，奉命原地休整，遂前往武汉向前敌总指挥部报告战况，了解全局情势，顺便医治眼疾。
贺龙拜访了当年同为中华革命党人的老友、第六军副党代表、共产党人林祖涵。林祖涵，字邃园，清光绪十二年出生于湖南安福县，1905年加入同盟会，1920年出任孙中山大元帅府参议，1921年经李大钊、陈独秀介绍加入上海“中国共产党”，其后任国民党中央常委、农民部长等职。
贺龙了解到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曾几次诬陷、攻击共产党，制造分裂，这使贺龙很不安。联想到自己部队里左右两股力量的矛盾，他感到进步势力和反动势力的冲突具有普遍性，担心会造成不良后果。
军事会议后，贺龙马不停蹄，由汉口乘新安轮，逆江而上，过洞庭湖，在长沙一宿后，于12月4日赶回湘北澧县休整地。
贺龙刚至文庙，准备先找师政治部主任周逸群（1898－1931，后任中共湘鄂西特委代理书记等职）等人了解部队情况。里面传出激烈的争论声：“现在战争迫在眉睫，整天的时间，无论在操场、课堂、野外，全都要用在军事上去。你却搞什么政治课……”这是师参谋长陈图南（1887－1927，陈才鲲，后哗变部队被处决）的咆哮声。
“开政治课，就是为军事服务，开导他们为什么要打仗，为什么要北伐，为什么要革命，士兵觉悟了，打起仗来才会拼命，”这是周逸群心平气和的声音，“我们的战斗力才能提高……”
周逸群，字立凤，乳名铜生，祖籍湖北蒲圻，光绪廿四年七月廿三日生于贵州铜仁县城大公馆路一殷实之家。其父母早年去世，由族叔周志炳抚育教养。1906年，周逸群入周志炳创办的城南小学读书，1914年考入贵阳南明中学校，1918年毕业回铜仁，在周志炳等组织的教育会当会计。
1919年春，周逸群东渡日本，在东亚预备学校补习班进修日文。响应国内五四运动，留日中国学生浩浩荡荡地包围中国驻日使馆，高呼“取消二十一条”，周逸群被军警逮捕。在监狱里，留学早稻田大学的彭湃告诉周逸群：“要挽救中国危亡，必须走俄国人的道路!” 自此，周逸群开始关注俄国十月革命与马克思主义。
1921年5月，周逸群入东京庆应大学经济学系预科，次年4月，参加“归国请愿团”，抵制《九国公约》，未几，再渡日本，从事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学习与研究、介绍俄国十月革命，写信告诉亲朋：要想达到大同世界，就要照苏俄那样办。
1923年春，周逸群回上海，其后，联合在上海的贵州青年李侠公等组织贵州青年社，创办《贵州青年》专刊，并亲自撰写创刊宣言，发表一系列抨击黑暗势力的文章，受到《中国青年》编辑萧楚女的重视和称赞：“这是一个何等周到的政治见解，何等远虑的革命态度！”
1924年10月，周逸群投笔从戎，“废书学剑走羊城，只为黎元苦匪兵，斩伐相争廿四史，岂无白刃可亡秦？”，入广州军校二期学习军事；经鲁易、吴明（陈公培）介绍，加入共产党，被选为共产党军校特别支部宣传委员，在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的领导下工作，并成为他的有力助手。是年底，他与蒋先云、李劳工等共产党人创办“火星社”。
1925年初，周逸群当选为广州军校国民党特别党部执委会常委、“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执行委员会委员，同孙文主义学会戴弁、杨引之、曾扩情、谭南杰、王惠生一干人针锋相对。五月，周逸群、王一飞、蒋先云、李之龙、鲁易等邀请鲍罗廷、张太雷参加“青军会”全体工作人员会议，研究向外发展组织问题。不久，“青军会”发展到在广东的湘、滇、粤等军队，引起国民党右翼势力的恐惧。
1926年中山舰事件后，“青军会”被蒋介石下令解散，周逸群任国民军事委员会政训部宣传科长，与政训部秘书陈恭、张其雄一起协助周恩来工作。7月，国民革命军攻克长沙后，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为加强左翼的九、十两军政治宣传工作，任命周逸群与陈恭、贺声洋为北伐军总政治部左翼宣传队正、副队长。
1926年8月初，周逸群、贺声洋、陈恭、袁裕（袁幻成）、李明铨、戴独明、赵伯华等抵达长沙，共产党湖南区委书记李维汉乃委派湖南省政府委员柳直荀、国民党湖南省党部执行委员郭亮等人招考杨杰卿、李光文、李立新、陈香波、彭之玉、李湘民（1905—1970，李湘舲、李涛，1955年上将）等二十余名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组成北伐军左翼宣传队，进行培训。
斯时，北伐军左翼先锋贺龙师、杨其昌师已抵常德，但第九军彭汉章主力仍在湘西沅陵，王天培第十军停止在芷江，左翼总指挥袁祖铭还在贵州，坐视不动。
贺龙名虽隶于彭汉章第九军，实不受彭汉章指挥。南军西路中以贺龙部最有战斗力，有兵二万余人，有枪一万余支，能用者七千多支，其部下皆能受贺龙指挥，也以贺龙部纪律较好，不乱拉夫，不乱筹饷。因此，彭汉章极力拉拢杨其昌以对付贺龙，王天培又想拉拢贺龙来解决彭汉章。贺龙颇感于自己之孤立，饷械之无着，拟离开九军另找出路，遂派其秘书长、结拜大哥严仁珊赴长沙活动。
就在周逸群前来长沙之时，贺龙在湖南沅陵率先通电参加北伐。由严仁珊发起，贺龙、杨其昌、严仁珊饮酒盟誓，结拜为把兄弟。三人各自交出自己的生辰八字、祖父和父母的姓名、家庭住址，互相交换保存，并对天发誓：“同生死，共患难，有福同享，有祸同当。”按照生辰八字，严仁珊排行大哥；贺龙比杨其昌大三个月，排行二哥；杨其昌（1896—1984，杨字行，生前为四川省政协委员)排行老三。
其后，进占常德，自此，志同道合的三人，情同手足，在北伐战争中，并肩战斗。
杨其昌出生于四川长寿县，1915年参加黔军，1923年任黔军第九旅旅长，驻南川；这时，贺龙任川东边防军警备旅旅长，驻涪陵；1925年，杨、贺二人在四川军阀联合驱逐袁祖铭的战争中相识。
共产党湖南区委遂派区委委员兼国民党湖南省党部执行委员夏曦（1900-1935，夏希、夏蔓伯，后任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等职）与严仁珊接洽，贺龙因唐生智出生大地主，还以信佛骗人，又曾勾结外商，买卖鸦片烟，而不屑与之为友；于是，夏曦建议贺龙投奔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以接济枪饷。
早在1924年11月下旬，贺龙率部经沅陵抵达常德时，夏曦前往常德拜访贺龙，请求给予经济援助，贺龙极其热忱地给予款待并资助五万银元，以资共产党湘区委。
共产党湖南区委乃拟俟周逸群宣传队培训一结束，即赴第九、十军。
时，共产党常德地委民运委员、国民党常德市党部常务执委许和钧（1904—1992，许瀚，生前为湖南省人民政府参事）来长沙禀报：贺龙于8月6日在常德就任南军第九军第一师师长，国民党“西山会议派”已派遣代表熊贡卿（？—1934，熊瑞龄，后为国民政府参议员，是贺龙被迫害致死的关键“证据”之一）赴常德，游说贺龙。
湖南区委立即委派广州军校学员、宣传队成员李明铨（1906—1932，李元恒，后任房县独立团团长等职）作为共产党代表，与严仁珊连夜赶赴常德县城。
熊贡卿，湖南安乡县人，早年就读于由熊希龄在常德创建的西路师范讲习所，后从日本成城学校考入东京高等工业学校，1905年加入同盟会，随后在东京加入学术研究会，并转为中华革命党人，与胡汉民、谢持、冯自由、张静江、谭延闿、林德轩等党人相识；归国后，在长沙创办兴业建筑公司。
谭延闿任湖南督军后，排挤湖南革命党人，消灭反对袁世凯的民军。1917年春，革命党人成立的“正谊社”，派贺龙刺杀谭延闿。不料刺杀未遂，贺龙被捕，交由警察厅厅长唐荣阳执行处决。湖南清乡总司令林德轩星夜赶赴长沙交涉。林祖涵、熊贡卿、罗剑仇等革命党人积极协助林德轩营救贺龙出狱。
1925年春，湖南省长赵恒惕委贺龙任澧州镇守使，同时，委派省议员熊贡卿作为省府代表常驻澧州镇守使署，名义上是贺龙与省府的联络官，实质上是监视贺龙。贺龙与熊贡卿同堂共衙，棋酒消日，称兄道弟，好不亲热。
熊贡卿的到来，令贺龙欣喜不已，当即推杯把盏。
熊贡卿知道贺龙资助过共产党人夏曦、后又接待过毛泽东委派的兼有湖南省国共两党委员身份的陈昌，因此，劝贺龙远离共产党，避免赤化，从而实现先总理民族、民权和民生之三民主义。
这时，严仁珊领共产党代表李明铨至常德驻地——设县城关庙街湘江道署的司令部。
到底听哪个党的？走哪条路呢？贺龙干脆让严仁珊带李明铨一并入席，请两方代表各自发表对时局和国家前途的见解。出身贫苦、扎根群众而又东奔西走、苦于找不到救国救民真理的贺龙被共产党代表李明铨的话吸引住了。
“我贺龙是从枪杆子里爬出来的，是个直筒筒，我觉得还是共产党的理论对！”贺龙毫不含糊，当即表态，“我拥护共产党的政策，欢迎共产党到我的部队来。”
第二天，即1926年8月10日，贺龙当机立断与杨其昌一起代表实际不在常德的军长彭汉章联名发出讨吴通电，以造成既成事实，促使彭汉章主力北进。
时，周逸群宣传队共二十九人由许和钧向导，由长沙乘船下湘江、过洞庭、逆沅水，迅即抵达常德城，由临沅门入城，径直来到贺龙司令部。
贺龙闻讯，满脸笑容地迎了出来，老远就放声道：“周先生，可把你盼来了！”
周逸群大步跨过去，紧紧握住贺龙双手，两人相互大量对方。
“你就是贺云卿，贺师长？”周逸群笑道。
“哈哈哈，如假包换。”贺龙亦大笑，“久闻你的大名！半年前，我部驻在你老家铜仁，司令部就设在你二伯院子里。我看过你寄回家的许多报纸杂志，《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宣言》《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总章》，还有你主编的《中国军人》《青年军人》，你是共产党员，广州那个军校二期的，‘青年军人联合会’主席，周恩来先生的得力助手……”
周逸群笑道：“这么说，我们是老朋友了。”
贺龙笑个不停：“对，对，对！老朋友！你写的《“黔军回黔”之今昔观》《精神附北与实质附北》这些文字讲得太入情入理了！ 能与你这样的人相处共事，就太痛快了！”
祖籍均系湖北的贺龙、周逸群,其实神交已久。1924年夏，贺龙率部驻贵州铜仁时，周家以及周逸群岳父武文彪不仅接济贺部三十余石谷子，而且周逸群的进步书刊更是让贺龙心田大悦，再加上周逸群的亲戚严仁珊的穿引，两人心息早通。
当时，贺龙就意欲南下广东：“只有找到共产党，革命才有办法。”
周逸群的到来，贺龙欣喜若狂：“你来得多好啊！”
从此，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这两位主要创建者开始了患难与共的革命历程，并成为莫逆之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