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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学愚、赵协民等人送走胥耀庚后，总不放心，一面派人保护其家小，一面侦探刘家人去向。黄昏时分，侦探纷纷回报：“刘长子不知去向。”“刘黑甲外出未归。”“……”
廖学愚失声大叫：“胥兄险矣！”急令众人回家备马操刀。
这时，一骑狂奔而来：“蛮子、蛮子 ，群煊他……他……”廖学愚听得真切，那是胥炳奎，心中一沉，飞身上马，众人急追而去。
时，天色灰蒙，江风瑟瑟，宽阔江面一原灰暗，江滩苇丛一片狼藉。
廖学愚令李维高、傅润生、赵协民、吴清尘、马祖光众人分散搜索，穿丛越林近一个时辰，不见人影。大家点燃火把欲再次搜寻，蓦见厮杀场地，血迹斑斑，肉碎飞溅。
众人一阵心寒，惊呼起来： “总队长……胥群煊 ……”然而，只有江鸥的惊飞、江涛的拍击和水风刮过的瑟瑟。
这时，东边奔来一条火龙，众人大愕。廖学愚下令准备迎击，众人灭了火，埋伏两侧，赵协民率几人朝火龙之尾绕袭而去。
奔近的火龙齐呼：“总队长。”众人如释重负，原来是吴先洲、屈阳春及胥家族人胥长庚等人闻讯率部赶来。
屈豹子没等众人说完愤怒至极：“挖地三尺也要见尸！”于是兵分两路，屈阳春、易金生、毕世德、王国清、杨大均、刘腊喜一路沿江搜索，吴先洲、袁国璜、李辉灿、吴先登与廖学愚人等一路遍查芦林，直至午夜仍未结果。
廖剑客便聚众道：“这事必是刘氏所为，胥兄不是被杀灭尸，便是被绑架了，我们不如乘夜将他们抓几个审个明白，若不交出总队长，便杀他个鸡犬不宁。”
众人便分成几个小组，围捉嫌疑特大的刘氏族人而去。
天亮时分，各部人马会聚区农协会：刘氏族人不知去向，只有家小留守，所幸的是李鸣希落网，刘大富率刘家人已连夜窜逃监利。
廖剑客一面派人飞驰县党部，一面发兵继续追捉凶手。
孙增奎夜半被叫醒：“四爷，龚队长、管爷求见。”
“妈的，啥事这般尿急，也不看看是啥时辰。”孙增奎有些生气。
“那就打发他们走吧？！”一个妖气娇滴的赤裸女人极不高兴。
孙增奎一面穿衣下床，一面道：“你妇道人家懂个啥！”
“恭喜孙常委，心头之患已除，胥小子被扔进长江喂江猪了……”孙增奎一进客厅，龚振鹏迫不及待告知。
“什么，你们干的？”孙增奎惊诧万分。
“温甫兄，是刘大富干的，与我们无关，不过姓胥的早晚会同我们分道扬镳，终成死敌，现在少了一敌，岂不快哉？”管子超喜道。
“胥群煊所为是过火了点，但不至抛尸长江。刘大富不是早就隐匿外地了么？”
在一旁心怵的姚金安见孙增奎发问，兴奋不已原原本本吐出了参与“暗杀团”，袭杀胥耀庚的全部经过。
孙增奎原以为是这帮忠诚的弟兄所为，自己脱不了干系，如今一块石头落地：“刘伟民倒是个人才……”
时，李良耀众人求见，姚金安人等回避。李良耀、郭新民、李金蓉、熊金龙、徐明光、李道生、胥道新等人泪流满面，急匆匆闯入。
孙增奎佯为大惊：“何事令诸位如此悲怆？”
李良耀含泪：“胥……为刘大富所害……”
孙增奎大怒：“竟有这等凶事？哪还了得，坚决严惩凶手。”
李良耀遂道：“刘大富一伙早已窜逃监利，请飞报省党部，予以严缉、以息公愤。”
孙增奎即飞电省党部，省党部常委董必武、执委李汉俊、邓初民、钱介磐、卢玉成、蔡以忱等人见报后，大为吃惊，立刻行文，飞咨监利县党部：“请咨监利县署，即便派队，就近缉拿，以凭解办。”不料刘大富又窜入洞庭湖丛，自然拿办不得，这是后话。
消息传至东一区，李恒久眦眶尽裂,当即率自卫队骨干李炳宣、李秀庭、李光中、李光华、兰育治、李新德、秦铮、秦以培、秦明栋（中华英烈网：李明栋）飞奔来家铺，把个刘家大院又团团围住，不由分说，统统抓绑，散发全部财产，将房屋一字儿火焚，然后直奔廖学愚处：“廖兄，把捉拿的凶者交与我砍个痛快！”
吴先洲说：“李兄弟，你来迟了，抓的两个家伙早已见了阎王。”
“你们也太快了，也不留个与我痛快。”李恒久埋怨。
“咋，这一片火海，三百间房屋付之一炬，你‘霸王’还不满足？”屈阳春插话。
李恒久望了望火海：“胥兄去得太惨，就这般了事？”
大家正谈着，李良耀带着几位农军队员飞奔而来，众人一起围上去，探听县里反映。李良耀下马：“县党部决定在国际劳动节那日在调弦口，由廖委员主持胥兄追悼大会。诸位，我们要将这次追悼会变成战场，擦亮民众眼睛，孤立打击敌对分子……”
廖学愚忍不住：“李虎兄，一个追悼会为啥拖这般久？”
“这是孙常委他们的意见。《国共两党领袖联合宣言》告诫我们，两党同志要能开诚合作，如弟兄般亲密，不让反间之言乘机而入也；至于国民党领袖将驱逐共产党，压迫工会与工人纠察队，是内外一切反革命者在造谣中伤离间。再说，国际劳动节追悼总队长，意义深远。”
“赣州、九江、重庆、上海到处有共产党人被杀害，难道也是造谣？”众人不解。
“我在武汉开会时，区委张国焘书记亲自传达中央特别会议政治决议，我们的党之独立是指独立的政治宣传和组织，而不是说在现时一切实际政治争斗都应该独立行动；他强调，我们共产党要扶助国民党左派建立以汪精卫为领袖的文人派政府，一切群众组织和运动，尽可能的和国民党合作……”李良耀解释。
郭新民接着说：“中央意见也不无道理，国民党几十年，队伍庞大，力量强劲，而共产党才几年？既然合作，说明国民党是革命可靠的大哥，就应该听从他的领导。孙常委革命，大家也是有目共睹的嘛。”
众人以为郭新民之言似乎有些道理，但又总觉不是滋味，遂决定由李恒久代理石首农民自卫军总队长，之后，便分头准备追悼会之事去了。
1927年5月1日一大早，调弦口河堤街东南空阔场地上，头扎白巾的人群早已挤满了会场，尽管灰蒙蒙的天空飘零着不大不小的雨点。吴先洲、徐明光率自卫队警戒着四周。人潮仍不断涌来，由廖一贯、熊迪、蔡大勋、蔡玉坤等率领的华容县代表团也早早进入了会场。
悲愤的人群，三五一伙在陈述着胥耀庚的豪行壮举：不当县长，回乡农运；奇袭陈楚生，力战群魔……而众多的人默注着主席台，只见右贴“以命偿命痛悼先驱”，左挂“以血还血誓杀凶狗”，横幅“深痛追悼胥耀庚同志”。
辰时初刻，胥桂林身着白衣、胸抱先父遗像在胥月亭、胥长庚等家人及李良耀、廖学愚、屈阳春、李恒久等人的护拥下，款入主席台。刹时，会场哭成一片，突然呼声大作：“枪毙刘大富!”“为胥群煊报仇!”“……”
廖学愚向怒火中烧的人海致词：“……先生乃忠贞之同志，为革命之导师，坚韧不拔，劳苦不辞，不以挫折而变其主义，不因威胁而泄其色势。俾等乃愚妄无知，昧于顺逆，甘作恶豪之虎伥，谋害吾党之先知，浮尸骨于长江，溅血迹于沿堤。天下为之震怒，群众为之嘘唏……吾辈定以血讨血，为先驱报此大仇……”
“为总队长报仇！”“……”会场再次爆发震天之声。
突然，人群中一条身影蹿上主席台，指着廖学愚等大叫：“尔等为何只晓在此让人倾泪，而不像你们南二区的王石华、杨汝成缉捕凶手，血祭同志？”
4月中，王石华从万庾铺潜回南二区后，找到操军乡农协会委员长刘召东（1905—1951，刘建中，后任国军湘鄂赣区中将副总司令）以及杨汝成、朱汉生、李如松等人，秘密成立新的南二区农民协会执行委员会。
王石华逃往万庾铺后，向华容五区农协会委员长胡大明、县农协特派员欧阳曙取经，因此，在会员中挑选几十名青壮年邓升阶、严春生、石伏佑、匡运金、李章桂、夏南田……组成自卫队，每天习操练武。一天深夜，王石华、杨汝成率领自卫队员捕捉文慈秀，一举夺回领导权。
台下顿时和声一片：“对，对，为何不捉杀刘大富？”
李良耀一讶，定睛一瞧，此人乃华容共产党员、县农民运动讲习班教员邓白，便道：“帮凶已捕杀了二人，只是主使者逃遁，尚在侦缉之中。”
华容县另一代表、县部委秘书毛颖拔（1899—1930，后任鄂西联县苏府秘书等职）亦愤道：“碰上我，定叫他粉身碎骨。”
5月4日，应其他区乡要求，县党部、县农协又在县城举行了悼胥大会，公安县农协筹备处主任覃济川与四、五、六区农协会负责人魏玉阶、黄凤鸣、李金生等代表赴吊。会后，各区乡之民高呼口号，遍游县城，天黑方散。
几日后，李良耀得共产党湖北省执行委员会张太雷、陈潭秋、郑超麟急报：安庆、九江、南昌、赣州、上海、广州诸地先后发生反革命事变，形势十分险峻，速入省城开会，听取共产党“五大”会议精神。
李良耀一离开，主管共产党县部委、县农协会的廖学愚得知：夏斗寅撤离宜昌，东下武昌，川军杨森部已入鄂西，正东进骚扰；便急令胥克章、马祖光、吴清尘、袁国璜、傅在新、刘元臣等人，在调弦口连夜召开紧急会议。
大家商定：建立“石首县农民革命军总指挥部”来替代“石首县农民自卫军总队部”，
公推军长廖学愚、总指挥徐明光、军事委员长胥道新；总指挥部内设宣传、交通两部，部长李道生、赵协民；秘书、书记、军法、军事四处，处长李维高、毕世德、李辉灿、李金蓉；军部直辖一、二、三路分部：王开富、吴先洲、李恒久分为各路指挥；屈阳春为东二区农协会委员长、第二路副指挥。
时，赴武昌省党部党务干部学校学习的佘巨源，返回江北，组建了江陵、石首、公安联县农民赤卫大队。
佘巨源于三月底结业后，受派到江陵县开展活动。他先至鹤汛区金果寺，江陵县第一个共产党支部——江陵特支田金南支部驻地，找到在汉认识的支部书记戴绍鼎，支部委员赵本长、田其宽、白正秀、黄振远等人，以及区农协会委员长王子香和傅在举、赵大海、王熊才一班人，迅速组建江陵县第一支农民武装：鹤汛区农民自卫队。
随后，佘巨源同石首县部委秘书曾显阶以及毕成浩等深入江北，又组建以北一区农协会副委员长张国增、接任支书的李浩然为首的江北农民自卫队。
接着，佘巨源横渡下荆江，深入江、公、石三县所辖之地南五洲，由中华大学校友马俊才、涂美中以及在汉结识的朱联元认识搭巴洲农协会刘寿先、泡洲农协会王炳南、老洲农协佘功义等人，组建由王炳南、刘寿先负责的五洲农民自卫队。
五月初，佘巨源依据苏俄革命样式，在江陵县郝穴镇宣布建立“联县赤卫大队”，以佘功义、张国增、戴绍鼎为副大队长，拥有三百余人，数十支枪，与公安县各区除暴安良委员会及其农民自卫队、石首农民革命军遥相呼应。
整编会刚散，廖学愚接到石华联合指挥部指挥长、华容县农民自卫军总指挥何坤急函：川军犯境，急商良策。
翌晨，石首农民革命军军部三人便策马华容城，当三人步入华容农军驻地时，共产党公安县支部书记覃济川（1900—1927，覃可俊、覃超环、覃超寰，后任湘鄂川边游击队总司令等职）、县党部常务委员朱联元、常务监察委员涂美中三人已经由安乡县转道而来。
华容的何坤、蔡大勋、刘岳云、熊迪与石首的廖学愚、徐明光、胥道新等人纷纷打听公安情形。
“公安已经为川军杨森前锋夏天明团占领，因犯敌势猛，敌我悬殊，我们支部率自卫队皆分散隐匿澧县、安乡，”覃济川不无痛惜道，“外逃的土豪劣绅们纷纷成立‘清乡委员会’，大肆捕杀革命群众……”
“夏斗寅不是在宜昌防守川军么？”蔡大勋不解，“川军怎么这么快就来了？”
“听说夏斗寅撤防、逃离了。”覃济川恨恨道。
“川军岂不是长驱直入？”廖学愚惊呆。
覃济川，生于公安七区仁和垸益龙岗一富民之家，1919年考进省立第三中学，1922年秋入湖北省立法科大学，得到教务主任邓初民和一些共产党人的关注与培养，1924年秋加入共产党，不久又奉指示与易潮善、陈吉甫、朱联元（1897—1928，朱用章、朱乘辅，生前为鄂西赤卫大队支队长）等加入国民党，被推选为全省学生联合会干事、公安县旅省同乡会会长，曾和鲁觉炳等人领导反对国家主义派、北洋政府教育协会代表陈启天的斗争；担任共产党大冶县港窑湖特别支部书记期间，组织近千名失业工人反裁减、争复工，并组建大冶县谢家畈农民协会。
1926年6月底，一艘由汉口开往沙市的小火轮停靠长江南岸阧湖堤，从船上走下一群青年学生，内中一位穿白纺绸长衫、肩宽耳大、戴近视眼镜、浓眉长脸的高挑个子，便是覃济川。与之同行的是省立法科大学的易潮善、朱联元、章新民、朱之波、郭在安，中华大学的马俊才、陶尧阶、涂美中（1902—1932，涂福华，后任红三军教导二师政治委员等职），武昌湖北省立甲种农业学校的刘煊、徐华钧，私立武昌荆南中学的戴补天，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范景新、陈吉甫，省立商业学校的易良钧（易良俊），私立武昌蚕业中学的祝小阶以及覃济川之兄覃九峰等人。
时，国民革命军北伐，武汉各校提前放暑假，共产党湖北地委、国民党省党部派遣他们回公安发展国共组织，迎接北伐军入鄂。
下船后，覃济川一行直奔公安城南平，发起成立全县第一个革命组织－---－公安县农学会，以罗受益为会长，刘煊、易潮善（1899—1928，易勤夫、易聘卿，后任中共湖北省委特派员等职）、易柱之为副会长，朱云波、徐华钧为评议员，并由刘煊、陈吉甫负责出版《农民之声》。
不久，在宜昌省立三师加入国民党、共产党的邱宏锡（1898—1932，邱伯福，后任中共公安县委书记等职）、胡时达，沙市甲种商业学校的国民党员熊维则等人入盟，这一群风华正茂、浑身是胆的热血者点燃了“百湖之县”——公安革命之火。
东汉建安十四年春，刘备领荆州牧，称“左将军”，人称“左公”，驻军油江口，设县名“公安”，取意“左公安营扎寨之地”，公安县名由此而来。
建安二十四年，孙权命吕蒙袭取荆州，改公安县为孱陵县。西晋太康年间，析孱陵置江安县；南朝梁代太清年间，改“江安”为“公安”至今。
公安县位于湖南澧县、安乡与长江之间，西吻松滋、东南衔石首，北抱江陵江南之西乡，东北隔长江与江陵南乡相望。
县域除东南边陲之黄山及附近之丘陵外，藕池河、虎渡河、松东河、松西河、洈水河等近三十条大小河流纵横穿贯，乌泥湖（淤泥湖）、牛奶湖、重湖、玉湖、陆逊湖、白湖等二百余大小湖泊密密匝匝，古人云“江湖数片白，黄山一点青”，因此，公安县素称“百湖之地、百湖之县、百湖之乡”。
自1919年开始，全县改辖八个行政区，由县城南平往南，大致逆时针划分为一至八区，区公所分驻南平、韦家厂、申津渡、孟家溪、甘家厂、闸口、麻豪口、斑竹垱。
当公安县农学会宣告成立时，县议员邱海如、汪朗如等人掌握全县田赋公产，擅自决定增加本年的堤工捐。
覃济川农学会认为，增加堤工捐是为了搜刮民财，以饱私囊，遂鼓动邱海如的反对派在县议会上质问，继而组织查账；刘煊、陈吉甫辄在《农民之声》上大造舆论。
覃济川辄带领易潮善、徐华钧、邱宏锡、胡时达、易柱之、朱云波等农学会员在县城街上，一夜之间到处贴满“邱海如、汪朗如贪污可耻”“反对增加堤工捐”等标语。
邱海如、汪朗如闻知，噤若寒蝉，议长陈厚萃宣布增加堤工捐流产。
农学会第一次斗争震动全县。
县农学会成员全部回乡、建立乡村农学会、发展国民党员。
刘煊（1904—1927，刘从历、刘西容，生前为湘鄂川边游击队参谋长）、易潮善、朱联元、童濯芝等分别回到甘家厂、胡家厂、南五洲、章庄铺建立农学会。
覃九峰、覃济川兄弟动员家人散发资财，济贫救危，结交贫民，号召“全体农民起来，反对劣绅土豪，反抗苛税勒捐！” 粘贴标语“打倒英日帝国主义！ 打倒吴佩孚、张作霖！ ”“欢迎国民革命军！”
覃济川以秘密吸收的国民党学生党员闵正南、尹泽彪、张理皇等人为骨干，在家乡仁和垸天主堂，建立公安县第一个农村农学会，以郭家元、孙家贵为正、副会长，拒绝土豪、劣绅、吸鸦片和打牌赌博的四种人入会。当过土匪康友贵吓得躲在家里哭；马玉文则吓跑了；谢心阶戒了吸鸦片烟，终于入会；而经常打牌赌博的胡海堂则一直在会外。
接着，农学会成立禁烟局，派人到各码头检查，规定买烟票后，才能吸烟，用经济手段限制吸烟，以充裕农学会经济。
范景新在六区沙厂成立以姚学甫为会长的赵家湾农学会，涂美中在七区涂郭巷成立以郭玉阶、孟伯平为正、副会长的青吉泓农学会。
六区李金生（1895—1933，李四荃，后任红六军十七师师长等职）闻讯，和舅舅杨荣祥等人一商量，决定先秘密发展，然后大张旗鼓，成立陈祠桥农学会。
在崇祯观前高台，李金生宣布农学会“三不要”：有头的（土豪劣绅）不要，有脚的（有政治靠山）不要，嘴巴不稳的不要；成立以李银洲会长，以卞凤祥、李子贤为副会长的陈祠桥农学会。
杨荣祥在台上，把手一挥：“押上台来。”只见杨菊生、佘梅卿带领陈祠桥“亮团”，押着两个土匪上台，示众，然后斩杀。
会后，覃济川听李金生说，县城监狱不久前关进一名外国人。覃济川立马去南平，打探详情。
李金生，祖籍湖南湘阴县，出生于湖北公安县六区陈祠桥一户贫农之家，四岁时其母去世，由舅父杨荣祥（1880—1928，杨云祥，后为鄂西农民革命军副总司令）照顾，五年私塾辍学后，以种田为生；闲时，随杨荣祥习武强身，一道“挑团”打土匪。
1925年春，好友杨菊生与同村姑娘范八妹私下相爱，遭到范家父母极力反对。眼看婚事不成，杨菊生便邀约几个青年朋友到范家抢亲，范家到县里状告带头抢亲的李金生。李金生因此被驻军刘建章部控制的县公署关进大牢。在狱中，李金生了解到被湖北蒲圻籍县知事张绍焮投进监狱的，大多属于冤枉的贫苦人。一年余出狱后，李金生好像变成了另外一个人，联络穷苦人，成立农学会。
覃济川到县城，向一区国民党员钟玉明、陈运炳、张斌成、沈树茂一问，一名叫安东宛的大韩民国新闻记者被县知事李佑元在押。
大韩帝国于1910年与大日本帝国签订《日韩合并条约》，大韩帝国王室移居日本本土，朝鲜半岛正式并入大日本帝国，成为日本领土。
1919年，朝鲜半岛爆发声势浩大的“3·1”反日运动。4月10日，流亡上海的朝鲜半岛志士经李光洙、孙贞道提议，同时在杜月笙的安排下，在上海法租界成立临时议政院，作为最高民意机关；4月11日，召开临时议政院第一届会议，制订《大韩民国临时宪章》，成立大韩民国临时政府。
安东宛遭日本通缉，由朝鲜半岛逃来中国，过境公安县，准备采访报道“堤工捐流产”，被邱海如、汪朗如等人侦知，密告驻县的北军潘善哉团，以扰乱地方罪抓捕，送入县公署。
覃济川遂召集县农学会罗受益、刘煊、易潮善、徐华钧、易柱之等一班人开会，研究营救安东宛；最后，由覃济川领头保出安东宛。
此刻，公安县境共产党员覃济川、刘煊、邱宏锡等开始了马列主义的秘密宣传。邱宏锡受聘为南平小学校训育主任；覃济川、刘煊在麻豪口福音堂建立一所小学校，聘易良钧任校长，闵正南为事务主任，曾凡钊、陈永甲、范景新等为教员，吸收大批青少年入学，穷苦人家子女免费，废止“三纲五常”等封建道德的教育内容，向学校师生宣传阶级斗争、马列主义思想。
这样，七区麻豪口成为公安县革命策源地。
8月下旬，省党部巡视员、江陵籍共产党员鲁觉炳（1900—1928，鲁爵炳，后任江陵县总工会秘书等职）与王培灵奉遣公安，将省党部政治宣传委员会印发的小册子、传单、画报、《告湖北人民书》等宣传品三十余种,共数万份，船至阧湖堤，然后用两匹马驮着标语和巨幅漫画，直接到覃济川、覃九峰家中，向覃济川传达关于“北伐军即将经过公安，要组织民众欢迎，掀起革命高潮”的指示，密商部署迎接北伐军和组建临时县党部。
这时，南军西路正挺进湘西北。
鲁觉炳、王培灵一走，覃济川与覃九峰立即到麻豪口召集徐华钧、易良钧、吴品山、罗锦、涂美中、朱联元、孟伯平、戴方宣、胡时达、戴补天（1901—1932，戴贵舒，后任湘鄂西省财政部长等职）等人开会，成立国民党第一区党部筹备处，由徐华钧负责；下设麻豪口、沙厂、周家厂、涂郭巷第一、二、三、四分部，分别由易良钧、吴品山、罗锦、涂美中任常务委员，扩张党员，迎接南军。
接着，覃济川赶往五区甘家厂，成立第二区党部筹备处，由刘煊、易潮善、李世英、罗生安（罗森安、罗申安）、邱宏锡负责，又在三区章庄铺成立第三区党部筹备处，童濯芝、刘恒伯、司马全等为负责人。
覃济川刚刚回到麻豪口，惊闻七区驻军出动全连搜捕戴补天。
“难道我们的行动被北洋军发觉了？”覃济川偷偷潜回仁和垸，碰着涂美中、朱联元，“戴麻子呢？”
“麻子跑了，他爸被抓了。”涂美中回道。
戴补天出生于仁和垸一殷实农家，本姓郭，过继戴家，名贵舒，五岁时入堂伯戴方宣私塾读书；其脸上因天花所致凹陷的痘痕，被伙伴们绰号“戴麻子”，与思想开明的戴方宣相处十余年，十分融洽，1924年秋考入武昌荆南中学，参加学生运动。在提前放假、返回公安的轮船上，他向同乡们宣布：“我要像女娲一样，做一番顶天立地的事业，从此改名戴补天……”
朱联元见覃济川十分焦急，乃曰：“麻子和戴方宣、马俊才、胡时达痛恨驻涂郭巷的北军吴连设赌场捞钱，就策划如何瓦解他们，以迎接南军过境。麻子和时达扮成浪荡子弟，混迹赌场，寻找机会。忽闻他们将换防开拔，麻子遂鼓动四个归心似箭的赌友士兵拖枪逃跑，被吴连长清点人数时发觉。北兵即刻大搜查，怀疑出入赌场的戴家麻子儿子搞鬼，一包围戴家，果然麻子与时达早已启程往汉口了，七窍生烟的吴连长，一把火烧了戴家房子……”
“可怜了他父亲，被关押毒打……”涂美中恻隐道。
覃济川万分怜惜：“得想办法，救救他！”
“戴家正在筹钱，准备凑齐一千多斤皮花，运到沙市换钱来赎人……”涂美中增补。
覃济川弄清楚临时县党部行动没有被发现，乃与涂美中、朱联元召集三个区党部筹备处及其分部负责人聚会麻豪口，秘密成立国民党公安县临时执行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
大家推举覃济川担任临时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刘煊、李世英、许守愚、严冰清、陶尧阶分别为组织、农工、宣传、妇女、青年执行委员，郭在安、李经香、戴宝宣为执行委员；易潮善为监察委员会常务委员，涂美中、覃九峰、刘启文、章新民为监察委员。
进入9月，南军左翼贺龙、杨其昌等部已经占领澧县。
忽闻贺龙剑指公安，覃济川、覃九峰、朱联元、涂美中、徐华钧等人辄分头召集七区国民党员王炳南、刘云洲、闵正南、尹泽彪、张理皇、范景新、陈永甲、陶尧阶、刘寿全、刘寿贵、刘寿先、胡裕早、熊维则、谢啸秋等三十余人，以“吃红蛋”为掩护，到麻豪口易良钧家里，召开紧急会议：迅速行动起来，马上在全县范围内，做好迎接北伐军准备。
夜半散会后，第一区党部全体人员三五人一组，连夜分头出发，直奔县城、闸口、阧湖堤、黑狗垱等重要集镇和交通要地，执行任务。
覃济川、覃九峰分头赶往甘家厂、章庄铺，要求刘煊、易潮善与童濯芝、刘恒伯等负责人，通知第二、三区党员，参与统一行动，安东宛亦请求参与。
次日一早，人们出门一看，全县城乡主要集市与要地贴出欢迎北伐军的巨幅红绿标语和漫画：“打倒英、日帝国主义”“打倒吴佩孚!”“打倒军阀”“取消苛捐杂税”“欢迎革命军”和《告湖北人民书》等文告。
临时县党部宣传委员许守愚带领二区范景新、刘启文等人将标语投进县议会办公室。
一夜间出现这么多鲜艳夺目、触目惊心的标语，群众惊诧不已，奔走相告；县公署、县议会惶惶不安，顿时如鸟兽散；县知事李佑元一群吏绅，纷纷携带家眷、裹起金银细软，仓皇逃往沙市、汉口。
覃济川临时县党部组织民众，前往县南郑公渡一带迎接南军入鄂。
1926年9月17日，九军一师贺龙和二师杨其昌各率所部，由澧县分路挺进公安，贺龙前锋经章庄铺、谷升寺，杨部经郑公渡、汪家汊，由民工帮搭浮桥过河，在民众欢呼声中，直奔县城。
9月18日，覃济川、邱宏锡集合三个区党部人员和青年学生百多人散发《告湖北人民书》，出城迎接北伐军。贺龙所部首先进城。南平倾城欢迎，家家悬旗，户户放鞭。
左翼代行总指挥吕超驻节县城，派员接见国民党员，委派覃济川迅速组织民众支援北伐。
覃济川临时县党部公开成立，并公布组成人员名单，设机关于县公署教育局。
第一、二、三区党部筹备处转成正式区党部，同时在县城、黄金口建立第四、五两个区党部筹备处，分别由钟玉明和周海波负责。
临时县党部设立公安县军事招待处，组织民众为北伐军站岗放哨，充当向导，运送枪支弹药，筹措粮秣，烧茶做饭，支援南军在公安作战。
时，县议员、教育局长邱海如，四区区长袁金波、八区团总李大贵等豪绅见覃济川临时县党部受到民众欢迎，得到南军支持，于是在南平拼凑“国民党公安党部”，公开亮相。
但是，各区党部称其为“邱记国民党”，号召民众拒之。
邱海如通过临时县党部妇女委员、自己的小妾严冰清找到覃济川、刘煊、易潮善、涂美中谈判合并，遭到严词拒绝而流产。
话说在欢迎南军进城的人群中，一个约摸四十五六岁的男子，鬓角的头发略微秃进去一些，眉毛浓黑而整齐，一双眼睛闪着神采；他看南军将士时，十分注意；微笑时，露出一口整齐微白的牙齿；手指粗大，穿一件旧青布外套，腰扎白布带，脚穿草鞋，中等个、结实身材。他见战士们穿着灰布军装，打着绑腿，扛着枪支，虽然经过长途跋涉，但个个精神抖擞；南军宣传队张贴“国民革命军不怕死，不要钱，爱国家，爱人民，不拉夫，不扰民”；大小商店挂起了五颜六色的欢迎旗帜。
贺龙骑在棕红马上，在响彻南平的锣鼓、鞭炮、欢呼声中，不断地向欢呼的群众挥手致意。他情不自禁随人流欢呼。
贺龙在西门的一家杂货铺前停下来，向欢迎的人群讲话，感谢湖北民众的支援，革命军还要继续前进，攻占荆沙，直捣武汉，打倒吴佩孚……
他迅即出东门，赶回陈祠桥，找到李金生说：“我看到过不少军队：清军、川军、北洋军，不是派粮派款，就是调戏妇女、抓丁拉夫，农民又怕又恨。这次南军入境，各地盛传不同于以往的军队，我今天亲自去看一下，果真不一样！”
他是李金生舅父杨荣祥：“难怪一辆辆马车拖着县内土豪劣绅、财主老爷和他们的细软财物，在陈祠桥旁边的大道上，向荆州、沙市狂奔。”
于是，舅甥俩立刻动员陈祠桥农学会成员，准备迎接北伐军。
三天后，北伐军行经陈祠桥，十几里长的大道旁，摆满了卤鸡蛋、熟食和茶水。
公安六区陈祠桥，白湖（北湖）西北湄之小集市。光绪十六年，十岁的杨荣祥头戴父孝，从湖南湘阴县白湖垸同五个兄弟姐妹，由母亲带领，随外出垦荒人流来此落户。
这里湖水茫茫、芦苇丛丛，杨荣祥一家和那些开荒的湖南人一样，砍芦柴、搭茅棚、撑船捕鱼、开荒种地。杨荣祥私塾两年后，替人放牛打工，自谋衣食，杨氏兄弟勤抓苦做，置了一部分田产。
待杨荣祥长大时，他分得了哥嫂们艰苦挣来的五十多亩田和八十多亩湖滩柴山，成了这一带的小地主。但他从小热爱劳动，农忙时，同帮工一起耕田、犁地、播种和收割，在农田活计上，他还是一个好把式；农闲，和弟兄们一起练习武艺。
当时，这里的豪绅汪朗如等人看到湖南人在这里兴盛起来，非常眼红，蓄意挑起公安人和湖南人的冲突，诱骗不少本地群众组织“赶南会”，胡说：“只有把湖南人赶走，湖北才得安宁。”
正直厚道的杨荣祥与本地农民和睦相处：“都在一起种田，谁也不欺负谁，有难时还互相帮助，为什么要闹事？”经过他大量细致地奔波，终于瓦解了“赶南会”。
杨荣祥的声望也逐渐增大。
白湖泊汊历为土匪任意出没之场所，丢字喊款，下谷牵猪，抱金罗汉，直至明火执仗，而官府和土匪历来沆瀣一气，年年向民众征收“清匪捐”，可土匪却越清越多，匪患愈加猖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