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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3月31日，宜昌城东铁路坝被万余人挤满。
宜昌县总工会、县党部、市总工会、市党部、农民协会、青年协会、商民协会、妇女协会、学生联合会、工人纠察队、童子团聚此追悼阳新“二·二七”惨案、赣州“三·六”惨案死难的成子英、谭民治、曹树光、陈赞贤诸烈士。
黄大祯、佟文正主持追悼大会后，徐佑根宣读致省党部、全省总工会请惩钟楚生通电：“宜昌市党部前候补执行委员钟楚生，阳为国民党员，暗充反动坐探，最近竟敢假冒团体名义，自由发信，希图扰乱金融，引起市民反感；又复擅造谣言，宜昌市党部、总工会、各工会均有人把持包办，并污蔑宜昌总工会、各工会及纠察队，收受贿赂，言之确凿，其最胆大荒谬者……恳请贵党部、总工会依据反革命条例第一条，将该钟楚生明正典刑，以肃党纪而惩反动……”
张清夫、王寿桦等人自此转趋消沉，对国民革命心灰意冷；张任夫、曾竞先、王善父、江昉等人转投何键第三十五军，后来，张清夫、曾竞先与张任夫、杨空无等人加入洪帮汉留，而李芳园、肖桂拂、陈学仪则脱离共产党，成为汪精卫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特务委员会七十六号丁默邨特工总部成员。
话说晨曦徐徐拉开帷幕后，胡楚藩准备出门参加铁路坝追悼会，却见范天印慌里慌张地闯入：“巡视员，出乱子了，请你处分我吧！”
胡楚藩心想，你这家伙准没有好事，于是郑重其辞：“什么事呀？值得你这样大惊小怪？”
“昨……昨天深夜，看守李……李元龙的兵士因打瞌睡，那李元龙趁机逃脱了。”范天印支吾其词、言不由衷。
胡楚藩脱口而出：“你们竟让李元龙这种要犯轻易逃跑？这其中一定有鬼，你要是不把李元龙捉回归案法办，你就是李元龙!”
范天印唯唯否否告退后，胡楚藩赶往铁路坝，穿过聚会人群，径入独立十四师师部。
五大三粗的夏斗寅装模作样、信誓旦旦：“范天印这个龟孙子一大早打电话报告我这事，我就臭训了他一顿，他如果捉不回李元龙，省党部要人，我就把他交出去。胡同志，你放心，我已经饬令通缉，责令范天印这王八糕子坚决把那反革命李元龙捉回来……”
夏斗寅瞥见胡楚藩将信将疑，又道：“胡同志，古人尚且片言九鼎，我夏某讷直，但是守信还是懂的，我已经责成万副师长亲自将枪支全部归还县警察局。”
胡楚藩正要告辞，范天印进入禀告：一是禁闭看守失职的兵士；二是派出稽查队，不但搜索李元龙在宜昌的亲友宅院，而且全城搜捕李元龙；三是派遣特务排赶往秭归，捉拿李元龙……
1927年3月底，省党部党务干部学校学员结业，易吉光被省党部委以特派员于四月初返回宜昌。
第二天，易吉光乘早入一马路陈二毛理发店。
拖着箱包、铺盖的妇女、小孩流浪满街，易吉光很是疑惑，一问陈二毛方知她们是被打座船赶上岸的。
“现在是县党部当家，还是市党部当家？”易吉光一边让陈二毛理发，一边问。
“宜昌城都由市党部佟文正他们当家，妇孺皆知啊。”
从理发店出来，易吉光扫视街道，只见两旁满脸痛苦、烧火做饭的妇人，不时蒙哄哭泣的小孩，不由加快脚步，径入云集路市党部，质问佟文正、黄大祯、罗明铎、梅时英、郭任卿、徐佑根、胡俊文、柳林香一班人：“你们也认为座船不可靠？这个主意是谁出的？马路上搞成这样，成什么名堂？”
柳林香解释：“开始的时候，只有认为不可靠的座船，工兵营才画个红蓝圈，我们纠察队才下河，只打画圈的船。”
“夷陵城盗贼连连，人心惶惶，夏斗寅独立师有守土之责，我们没有理由不配合啊？”佟文正显得无奈。
于是，易吉光同胡楚藩、黄大祯在市党部召集王燮、卢渊、罗明铎、郭任卿、向鉴莹、韩慎之、李春澄、刘梅森、刘镜荣、贾芳湛、崔惠涵、佟士虢、高岗石、杨经曲、夏隆基、胡海鲲等各方人员开会，讨论“打座船”问题。
黄大祯、徐佑根、庄开熙、王燮多数人认为：座船是驳船和划业工人的家，工人纠察队参与军警联合督查处捣毁工人的家，完全错误；打沉座船并没有真正清除匪患，岸上大量房屋，土匪同样可以存身；夏斗寅打座船，恐怕含有其他阴谋。
佟文正、梅时英、柳林香等人坚持先前看法：江面上来自四川的小船非常多，恐怕就是棒匪络绎不绝冒充座船，光顾宜昌……
双方争论不休，一天过去，莫衷一是。
第二天，激烈的争论继续在市党部上演。
“大事不妙，划业工人包围了总工会，声势大得很，工会大门被迫关闭，纠察队全部拿枪在围墙上与外面的工人对峙着……”店员工会程松文慌慌张张，破门而入。
哄吵的市党部一下子阒寂无声。
易吉光遂派朱松年速回市总工会，宣布市党部会议决定：立即停止打座船，赔偿一切损失，工会负责安置无家可归之人，选代表共议善后。
划业工人愤怒方才平息。
“那好，明天我们各方代表一块去铁路坝，找夏斗寅谈判，非解决不可。”易吉光提议。
罗明铎忧虑：“夏斗寅倒是好说话，那个参某处长叶蓬不近人情，很难沟通。”
“不管他如何不近情理，都得解决。 ”易吉光态度坚决。
翌日上午，易吉光、胡楚藩与黄大祯带领卢渊、项育民、刘镜荣、贾芳湛、徐佑根这些反对打座船的为农民、商民、青年、妇女、工人代表，来到铁路坝车站大楼，登上二楼，叶蓬出面接待，却不认识为首的易吉光。
黄大祯连忙介绍双方后，叶蓬不紧不慢谓易吉光：“县城情况你不知道，这二十多天来，晚上哪敢走人啊？所以，除了城内戌时到次日辰时实行戒严，还得清除棒老二啊，你说是不是？”
“清除棒老二责无旁贷，为何要打座船？打了这么多的老百姓，难道都是土匪吗？我作为省党部特派员，对此有意见。”
“特派员，棒老二就在座船上，你不打，他就上岸，谋财害命后，又躲回船上，我们总不能每一只船都上去搜捕吧? ”
黄大祯不满：“打得宜昌城内稀乱，晚上还不能走人，这就是你们驻军的作用？”
“你们这样搞得鸡飞狗跳，满街难民，实际上给土匪可乘之机，苦了宜昌百姓，搞得人人自危。”胡楚藩亦直抒己见。
易吉光见叶蓬仍然坚持己见，掷地有声道：“我这次回来是执行省党部指示，党权高于一切，从明天起，不能再打座船，不能搜查行人。被赶进街道的船民要妥善安置。至于棒老二肯定要抓捕清除，但要有的放矢……”
“土匪藏哪里，就到哪里捉，”徐佑根、卢渊插话，“不能搞乱局面，苦了百姓。”
“好吧，我同夏师长商量商量，明天决定吧！”叶蓬迫不得已。
天亮后，易吉光与胡楚藩、黄大祯再次来访铁路坝。
时，夏斗寅接总司令部4月6日通电：国民革命军重新编制，分第一、二两个集团军……
眼看他人忙着扩编，与己无干，又没有摆脱唐生智控制，夏斗寅满肚牢骚，仍然让叶蓬出面，与易吉光交换对宜昌市党部决定的意见；然而，直到中午，仍没有一个结果。
“为了减少冲突，贵师士兵与工人纠察队这三天暂时不要上街，由警察、学生、市民联合维持秩序。”胡楚藩提议。
“这个条件可以接受，我去同师长商量一下吧。”叶蓬想了想，又推卸责任，“我们军队的责任是保卫宜昌，既然你们不要我们管这些事，今后捉拿土匪，维护治安、保护宜昌人民的生命财产，就请你们负责。”
易吉光听得叶蓬把球抛给市党部，终于感到交涉的棘手，只好回答：“那就等我们再召集宜昌各方面开会研究后再说。”
易吉光、胡楚藩、黄大祯三人回到市党部，召开共产党宜昌特别支部会议，宣读共产党湖北区委任命，易吉光接任支部书记，委员庄开熙、黄大祯、王燮、卢渊、郭新柔等，胡楚藩仍然为省党部鄂西巡视员。。
易吉光的入党介绍人黄大祯道：“你的担子更重了，老早就盼望你回来，我们市党部整天是忙得不可开交啊！”
“应该先成立县党部啊？省党部已经指示我们了。”易吉光掏出委任函。
“陈恕伯、佟士虢他们成立有县党部呢？后来还为八军政治部改组过。”商民协会共产党员项育民茫然不解。
“省党部没有备案认可，以自动建立、自行解散处理。”徐佑根解释。
佟文正疑惑：“市党部经省党部批准，己经成立了怎么办？”
易吉光道：“不矛盾啊，县党部下面是市党部嘛。”
这时，宜昌县总工会接到以中国国民党四川省执行委员会名义从重庆莲花池发来的密电：解救“福川”轮避难学生。
委员长王燮、副委员长徐佑根率领向鉴莹工人纠察队赶赴江边码头，“福川”号江轮业已泊岸，船上一群学生模样的男女青少年被阻止下船。
佩戴红袖章的徐佑根持长枪，率先跨进江轮……
几十名学生一阵惊慌。
3月31日，共产党重庆地方委员会联合国民党四川莲花池省党部，发动各团体，鼓动万余民众聚会打枪坝，召开反英大会，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一军军长刘湘在蒋介石黄埔军校弟子戴弁、杨引之、王德清、曾扩情、曾晴初以及被蒋介石任命为“四川整理党务特派员”的四川军阀派驻南昌代表向育仁等人配合下，指令江巴卫戍司令王陵基、七师师长蓝文彬以及巴县团阀申文英、曹燮阳之民团，开枪、挥刀、舞棍进行血腥大屠杀，中小学师生被压死、踩死，成百上千地横尸会场，殷红的鲜血绘成悲壮的场面。
大会执行主席、《新蜀报》主笔漆南薰当场牺牲，省党部监察委员陈达三、重庆地委执行委员会冉钧等共产党人牺牲。
重庆城笼罩在追杀之中。一批学生搭乘“福川”轮赴宜避难，被洋行买办发现，向重庆卫戍司令部告密。已经通电拥护蒋介石的刘湘正邀约刘文辉、邓锡侯、杨森、刘成勋、赖心辉、田颂尧川中诸人聚于重庆开会，准备出兵进攻武汉。
占据川东的杨森接刘湘电报后，派出稽查队追截“福川”轮，抓捕避难学生。就在船方准备将学生移交稽查队之际，王燮、徐佑根宜昌工人纠察队登轮，驱赶稽查队，宣布扣留“福川”轮。
“福川”轮遂向武汉国民政府报告，武汉国民政府会议列项讨论，吴玉章就此辩护，支持重庆学生和宜昌工会行动，武汉国民政府遂委派交通部长孙科处理。
第二天，由重庆城防司令郭勋祺掩护出城的《新蜀报》总编辑周钦岳、共产党重庆地委委员萧华清由万县转轮宜昌，寻徐佑根帮助找船去汉口汇报。几天之后，周钦岳到达武汉，其后，接替吴明（陈公培），担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杨其昌二十六师政治部主任，开赴河南。
汪精卫复任国民政府主席通电风絮全国之时，黄大祯收到湖北全省学生联合会执行委员会于4月1日寄发的通知函：选四名代表出席于5月4日在武汉召开的全省第三次学联代表大会。黄大祯原省立三师同学蔡世昶、王承基、朱正谊等人启程赴汉。
易吉光则召开宜昌县国民党员大会，宣布省党部决定：重组国民党宜昌县党部筹备处，易吉光为筹备处主任，工人、农民部长王天洪、卢渊，组织、宣传部长王佑清、盛永州，商民部长佟士虢、青年、妇女部长胡运良、傅敬之。
易吉光与佟士虢、王天洪、黄大祯又一次过访铁路坝，与叶蓬参谋处谈判解决船民问题，叶蓬依然强硬，无法达成一致意见。
易吉光只好提议：双方各电话请示上峰裁决。
回城后，易吉光分别给省党部、湖北区委、省总工会连发三封电报请示，第二天晚上，易吉光收到三封复电：“大敌当前，加强团结，合作救国……”
易吉光遂与胡楚藩、王燮、徐佑根商议：从今天晚子时开始，宜昌市面治安由县党部、县总工会与十四师共同维持，并分别函告独立十四师。
时，省党部再次电询夏斗寅，追问李元龙之事。
胡楚藩当即将县党部、县总工会两函送至铁路坝师部，顺便查问缉捕李元龙进展，叶蓬连忙拿出夏斗寅给省党部复电：“正在严密缉拿。”
叶蓬接两函后表示，与夏斗寅商量答复。
返城途中，胡楚藩搭乘车夫工会委员杨生民的东洋车，此时，均益车行经理俞锦堂已经疏通县政府，将小南门石门坎拆除。
杨生民告诉胡楚藩：街坊都在传说，李元龙以五千大洋赎命泡汤后，乃请人以一万元现洋，通过范天印送给夏斗寅，得以暗中逃跑；现在李元龙在宜昌亲朋又被范天印稽查队勒索，李元龙的老家人亦被恐吓敲诈；夏斗寅真是一箭三雕啊。
然而，几天过去后，叶蓬并没有回信县党部。
话说这几天，徐佑根、萧华清一直忙于帮助逃难四川转船前往武汉的同乡，确知共产党重庆地委书记杨闇公被蓝文彬杀害，十分悲伤。川东北之南部县李春畅、李宗昭、李载浦、罗道成等人从武昌匆匆来宜，受“三·三一”惨案救济会吴玉章、廖划平、李鸣珂、张逸凡诸同仁秘密遣派，回宜昌跟踪可能回南昌复命的凶手杨引之、戴弁、曾扩情、王德清一干人。
时，刘湘、杨森、刘文辉、邓锡侯等已经通电反对国共合作的武汉国民政府，拥护南昌蒋总司令。那杨引之乃四川华阳县人，黄埔军校同学会组织科长，蒋介石得意门生，此时臆想川中大局底定，遂飘飘欲仙回南昌复命，中转宜昌码头，为萧华清一眼认出。
为避免打草惊蛇，萧华清一面电告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叶挺第二十四师教导大队第一中队队长李鸣珂，一面让李春畅、李宗昭等人暗中监控杨引之，追踪汉口，由李鸣珂事先等候的教导中队擒获，移交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革命军事裁判所审判，司法部长兼所长徐谦起初坚决不同意就地正法杨引之，吴玉章、谭平山、苏兆征、王法勤诸委员援引《反革命罪条例》，极力主张明典正刑。
4月23日，中央政治军事学校武汉分校各科学生在阅马场举行讨蒋大会，蒋先云任大会主席，杨引之被游街处决。后来，李鸣珂重回四川，秘密处决戴弁，这是后话。
在南京刚刚宣布组建国民政府的蒋介石指示四川黄埔军校同学会，在成都提督街公园内，为杨引之立“烈士碑”。
杨引之在汉口登岸被缉拿之时，易吉光租用的房子被人收回，只得搬到其姐家里住。
“易先生，恭喜呀，恭喜!” 商会会董、但怡丰商店店主但绍芳携曾在省立十二中读书的陈松文，突然造访，“韩二爷很想亲自来拜访易先生，可是他脚痛啊，走路不方便；听说易先生没房子住，韩二爷要我们来转告你，上河街有一栋房子，他都布置好了，请易先生搬去住。”
“韩二爷是不是商会会长韩慎之?” 易吉光反问，他马上想起宜昌特支干事胡运良说过的一些事，商会一帮人对市党部、总工会的人拉得很紧，他们发现市党部、总工会的人缺什么就送什么，影响很大，钟楚生、张清夫等人对此很有意见而被开除国民党籍，只有黄大祯这个人很精明，不同商会搞在一块。
易吉光情不自禁说：“韩慎之这个混蛋给我弄房子？我们还要抓他的人呢？”
但绍芳、陈松文碰了一鼻子灰，期期艾艾地支吾一番，赶紧告辞。
省农民协会特派员罗吉光、县农民协会委员长卢渊与县、市党部委员会议，商讨落实《湖北省惩治土豪劣绅条例》。
佟文正、梅时英、柳林香等人提议首先捕捉马文轩，黄大祯、王天洪建议从韩慎之开刀，佟士虢、罗明铎、郭任卿则认为先下手宜昌四大家，震慑最大。
清朝末年民国初期，宜昌最有名的富户有陈、黄、王、曹四大家：南正街大财主陈善夫、南正后街“黄大顺”钱庄黄任斋、在南门后街开酱菜园的王日新、在锁堂街开设曹恒茂盐税号的曹耀卿，都显赫一时。
据说，半个宜昌都是陈善夫的，拥有课租两万石，房屋十余栋，令人痛惜的是其子孙不孝，吃喝嫖赌，无所不能，几乎败光家业，只有其三子陈仲泉（陈应廉），1913年自费留日归来，从上海购回一台百马力的柴油机，创办宜昌光明电灯厂，为宜昌电业之始，可惜于1920年破产。
黄任斋经营“黄大顺”花纱布店和“黄大顺”钱庄，沿江各省都有其商号，兄弟六人，各自分得遗产稻谷三千担，白银二万两，房屋一栋。其五弟黄寿林于天官牌坊宅内经营“黄椿裕”钱庄，与“黄大顺”钱庄并雄，几乎垄断宜昌金融。
长子黄调元继承家业，经营“黄大顺”钱庄，扶贫济危，乐于捐输；次子黄恒元掌管“黄大顺”花纱布店；三子黄谷元曾任宜昌镇守使，其子黄精一为“裕华”钱庄经理，“裕华”钱庄由黄寿林四个儿子合股“黄椿裕”而改称；七子黄恺元（黄葆苍，黄宝昌）曾与陈裕时一道追随黄兴、孙中山辛亥革命，任步兵团长、旅长等职，其长子黄心怡（黄恭选）于南正街经营“怡大祥”钱庄，兼任宜昌聊社社长。
据传，黄家六大房，有好逸恶劳、饱食终日、不分昼夜吸食大烟者，以致把产业卖尽了。
王日新经营酱园，有田产万多石，其子王世丞接掌家业后，乐于慈善救济，怎奈抵挡不了十条烟枪的吞云吐雾，王氏家族逐渐败落。
这三家儿女联姻，实行强强联合，但终究“富不过三代”。
后起之秀曹耀卿（曹启荣），在锁堂街开设曹恒茂盐税号，又在二架牌坊开有致祥广货号，还在奎星楼街开有洪盛昌榨坊，工人百余，同时开有糕点食品店等；号称“曹九万”，成为宜昌一时最富人家。
曹耀卿乐善好施，与吴耀椿等人共同投资倡立“乐善堂”，进行施诊施棺和义塾，兴办教育，设立东湖劝学所，自任总董，辛亥革命时，任宜昌商务分会总理，倡导捐钱支援义军，为宜昌县商会首任会长。
1920年11月和1921年6月，宜昌驻军反对湖北督军王占元克扣军饷，积压数月，开拔要费时，几度与商会交涉，也得不到解决，夜间便持枪行劫，大肆抢窃商号、民舍……首先洗劫曹耀卿，连其客人身上的金银首饰也没有放过，然后，那些军人直扑南正街，对陈善夫、黄大顺、王日新的宅院、商号进行抢劫……豪富巨商几被掠空，房屋则被火一焚。
一夜之间，宜昌四巨富轰然倒塌；整个宜昌城遭受空前浩劫。
继任商会会长韩慎之，委派李云门、黄恭谦等人多次赴省请愿，并向上海、汉口各大报馆函电呼吁赔偿损失，王占元为息事宁人，仅拨款五万元作安抚费。韩慎之征得宜昌商业十三帮同意后，以此款筹办公济钱庄，供商界周转资金。韩慎之又申请征收鸦片税款后，成为宜昌又一富商，全城人称“韩二爷”。
督军王占元下拨的五万元被怀疑私吞，成为市党部抓捕韩慎之的藉口。
而马文轩乃先是东岳庙街一带丑字段管段富绅，后继任城隍庙一带未字段保正；民国初期，在南正下街建有同善堂，一度给华英中学拒绝返校学生在楼上上课，校名为“五九中学”，开办私立博爱小学；刘建章任荆宜镇守使时期，充任宜昌县教育局长；其长子马绍文曾担任禁烟查缉处长，官商马家成为宜昌一时风云人物；坊间流传马文轩唯利是图，贪赃枉法。
胡楚藩、易吉光与佟文正、黄大祯商定，成立宜昌县清算委员会，对民愤较大的土豪劣绅、贪官污吏进行清算，召开大会，揪斗、公审、游乡游街，没收他们的财产和赃物、赃款。
县党部首先指派胡俊文进驻教育局，与局长傅子维清查马文轩掌管教育局时期的经费支出。
经过两天清理，马文轩经手的费用果然入大于出，县党部遂指派宜昌县审判土豪劣绅委员会审理此案，徐佑根、向鉴莹工人纠察队当即出发，抓捕马正兴杂货铺业主马文轩。
王天洪、佟士虢、卢渊诸委员参与审讯，令其交代问题。马文轩嗫嗫嚅嚅、含糊其词，一直拖到天黑，提请放他回家。
“问题没有搞清楚，你回去不了啦。”胡俊文警告。
马文轩顿时瘫软，涕泗滂沱。
众人纷纷劝说，只要把疑问解释明白，让大家心里的疑团烟消云散，就可以回家。
那马文轩以为欺诈、勒索他，反而哭得更凶。
这时，易吉光闻讯进来，把桌子一拍：“这是什么场合？你还撒野？谁不知道你马家是宜昌一霸？”
“我把他交给你，跑了，死了，都唯你们是问，两天内要把账目交代清楚……”易吉光交待胡俊文。
马绍文兄弟相继跑来县党部跪下求情，给易吉光作揖磕头，马家说客不断进入易吉光住房求情，英驻宜领事、县府要员和马家街坊邻居、亲朋亦联名具保。
县党部议决：如果马文轩不交出私吞款项，由宜昌县审判土豪劣绅委员会宣判死罪，于5月公审开杀；但是，为了缓解局面，对外则说可以保释；接着准备清理韩慎之的商会帐目。
对韩慎之商会账目派出清算委员会，并没有得到县、市党部一致意见，可见韩慎之投资之效。
佟文正、柳林香等人认为：韩慎之、李春澄商会对辛亥之役革命党与义军、北伐大军、革命团体多慷慨解囊捐助，曾经提倡国货、抵制日货，并热心公益事业，韩慎之与其弟韩敬之经办至善堂，刘寿卿创办乐善堂，李春澄捐地捐资创办宜昌县平民工厂，捐送地皮建成“志澄书院”，可见，商会并非为富不仁、罪不可赦之辈。
易吉光、黄大祯各位则觉得：韩慎之把持商会，贪污狼藉，中饱私囊，也非傅致其罪。
韩慎之闻讯，乃修书易吉光：“请易先生高抬一膀，腿疾痊愈之后，我一定当面赔罪。”
清算委员会遂派去佟士虢、罗明铎至商会，查封账目，先清理，再审讯。
县党部着手改选商会，实行委员制，由张剑秋暂时代理主席，委员蔡云程、但绍芳、王印川、李云门等。
这时，王均予以省党部特派员名义回归宜昌。
王均予和易吉光于去年12月在省党部党务干部学校，同时由黄大祯介绍加入共产党。学习结业后， 王均予代表省党部去应城县查办一件贪污案，继而分配到湖北全省总工会，因此，任宜昌县总工会秘书长。
4月底，共产党湖北区执行委员会委派张子宽由远安进入宜昌巡视，建议改组宜昌特别支部为共产党宜昌县部委员会，庄开熙为县部委书记，黄大祯、萧华清分为宣传、组织委员，王燮、卢渊为工运、农运委员，青运委员郭新柔。
孙壶东与中华全国总工会驻川职工运动指导专员钟善辅等人突然由成都进抵宜昌，徐佑根、萧华清由喜转悲。
重庆惨案后,共产党重庆地委和国民党四川省党部任煜(任白戈)、胡平治、游动斯、李筱亭、邓颉刚等转移涪陵；而共产党成都特支联合成立“重庆三三一惨案成都后援会”，推举刘愿安、孙壶东、唐伯焜、李献亭、袁亚群等为代表，到邓锡侯二十八军军部请愿。未几，刘文辉、邓锡侯、田颂尧三军联合成立办事处，委派向育仁为“四川省会城防司令”, 捣毁国民党成都、华阳两县党部，成都市总工会及所属各分工会，通缉刘愿安、钟善辅、刘亚雄、欧阳缉光、唐伯焜、黎纯一、孙壶东等人。
徐佑根将钟善辅送上前往汉口江轮，出席即将开幕的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
时，张效翼抵宜，因泸州义军被刘湘联军围攻，奉总指挥刘伯承之命，张效翼冒险化装出城，前往武汉求援。徐佑根、萧华清则又送别张效翼。
1927年5月1日，闻上海工人“四一二”血染上海滩、蒋介石“四一八”另立南京政府，宜昌掀起声讨浪潮。
湖北省党部巡视员胡楚藩，宜昌县、市党部易吉光、黄大祯、佟文正、王天洪、罗明铎，宜昌县、市总工会王燮、徐佑根、王均予、柳林香，农民协会卢渊、杨甫、吴定臣、王佑清、陈本金，县、市妇女协会贾芳湛、傅敬之、肖知娣、崔惠涵， 商民协会刘梅森、肖桂拂、项育民，童子团刘朕铮，共产党、共青团庄开熙、萧华清、胡运良、郭新柔等负责人组织群众集会游行，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声讨控诉蒋介石。
愤怒的人流不断高呼“共产党万岁”“打倒新军阀”“工农兵联合万岁”！
胡楚藩、易吉光、黄大祯、庄开熙、王燮、徐佑根等人以国民党县、市党部名义，联合发表讨蒋通电，表示拥护武汉国民政府。
黄大祯、徐佑根、萧华清在码头等交通要道，秘密布置工人纠察队员，防范反革命阴谋活动。
向鉴莹纠察队员在码头果然查获三人，持有蒋介石信函，分别致贵州黔军第一师师长宝居仁、第四十三军军长李燊、四川督军公署原警务处处长杨莘野（杨维）。
在杨经曲警察局配合下，徐佑根、黄大祯、萧华清立即将此三人逮捕。碰巧，国民党成都市党部执行委员杨莘野， 因遭受杨森通缉，由涪陵其长子杨夷甫处，接踵而至宜昌，欲前往南京。徐佑根疑其与蒋介石勾结，乃将四人一并随船押送武汉国民政府处治。
5月5日，忽闻杨森前锋已经进驻鄂西门户——巴东县，抵近宜昌县西邻秭归县，是晚，独立十四师连续三次派参谋李松琳紧急约见县党部筹备处主任易吉光，市党部常务委员黄大祯、佟文正等人议事。
易吉光于第二天电话通知工、农、商、青、妇等组织各派两人一起前往夏师司令部，易吉光和王燮、徐佑根、梅时英、刘镜荣、贾芳湛等人一进门，只见纸屑满地、空无一人。大家惊疑地登上二楼，空荡荡的大厅，只有几张桌椅。
“易老兄，你的贵驾真难请呀？昨晚找你三次都不来，有件急事要商量。”参谋处长叶蓬钻了出来，“上次杨森派人来说，他部只驻巫山以上，以下由我们管辖，不知为何，昨天突然顺江而下，到了秭归。我们接上面的通知，为缩短防线，移驻沙市，宜昌的一切就由你们负责了啊？”
而此时，夏斗寅正由汉口赶回宜昌。乘唐生智北伐河南之际，留守武汉的何键、叶琪、李品仙、周斓等人密邀夏斗寅会商发动清党，完成“两湖共举”的“清党反共大业”。
“你们撤离，我们无一兵一卒，怎么负责？”众人很气愤地下楼。
5日6日，孙壶东、萧华清碰着正在率工人纠察队巡逻的徐佑根，他掏出两张照片，分别赠予孙、萧两人，萧华清端详照片，只见徐佑根头戴瓜皮小帽，身穿长衫，套一件青布马褂，神色凝重。孙壶东见相片反面写着“亡友徐佑根之像”，十分惊讶：“为何不避一下‘死亡’啊？”
徐佑根慷慨激昂：“我准备栖牲!”
孙壶东、萧华清闻知，感佩不已!
工人纠察队巡至江边码头，“富阳”轮正从上游驶来停泊。
一位上着陈旧西装、头戴鸭舌帽、架着一副高度近视眼、年近四十的汉子快步下船，直奔红袖章的工人纠察队：“杨森兵船占有秭归，富阳轮被迫返航，宜昌当立即应变……”
此人乃国民党中央党部派往四川杨森二十军担任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的高语罕（1888—1948，高世素、高超，后因追随陈独秀而被开除共产党籍），安徽寿县人，早年赴日本早稻田大学就读，1907年毕业回国，秘密反清，辛亥之役后，任安徽青年军秘书长，与陈独秀结识，1920年冬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出版《白话书信》五编，宣传社会主义思想，1923年与章伯钧等赴德国留学，介绍朱德进入共产党。
1925年春，高语罕回到上海，任上海总工会宣传科主任，12月赴广州，被聘为黄埔军校第一位政治教官，一度与邓演达、恽代英、张治中被蒋介石并称为“黄埔四凶”。1926年1月，高语罕被推选为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常务委员会委员，担任广州农运讲习所政治训练主任。因遭广州国民政府常务委员会主席汪精卫通缉，高语罕离穗去沪，后随陈独秀由沪入汉，被选为安徽省党部执行委员，1927年3月，出任《汉口民国日报》主笔，连续发表反蒋文章，鼓动武力讨伐蒋介石，参与汉方联名讨蒋通电，被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派为指导四川党务的特派员。
听得夏斗寅正准备撤防，高语罕惊愕失色，随徐佑根进城，当机立断召开胡楚藩、庄开熙、黄大祯、萧华清、郭新柔、王燮、卢渊、王均予等人宜昌县部委会议，作出相应布置：“重庆针对我们共产党的三三一惨案表明，此次川军东下，一定是呼应蒋介石的清党行动，因此，为避敌锋芒，平时露面的同志暂时撤往武汉，平时未露面的同志就地潜伏，继续活动，等待反击。”
郭新柔、王佑清等人自告奋勇负责县部委就地隐蔽，继续斗争。
会后，与会各人分头布置团特支、青年协会、县党部筹备处、市党部、县总工会、市总工会、妇女协会的转移。
高语罕、徐佑根、胡楚藩急入市总工会，商议一百余人枪的工人纠察队去留问题。
共产党宜昌县部委还未来得及向湖北区委备报，就在慌乱的撤退中解体，因此，一直没有得到上级正式认可。
当晚，夏斗寅指派参谋夏德株告知县警察局长杨经曲和市党部常委黄大祯、佟文正：“杨森的二十条军船已到西乡三斗坪。”
1927年5月7日清晨，佟文正、杨经曲赶去铁路坝司令部找夏斗寅探听虚实，只见两个长袍马褂、头戴四川纱帽的人刚好出来。
夏斗寅道：“这二位是二十军代表，军方正常往来，不过应酬应酬而己。”
“你哥子我们一言为定啰，改天请你哥子到我们司令部里去耍啰!”两个长袍马褂操四川口音转身对送客的叶蓬说。
叶蓬赶紧上前几步,连声“谢谢，谢谢”!
送走二十军代表后，叶蓬把桌子一拍:“我们坚决同杨森打，市内的秩序由你和杨局长负责，你们赶快把趸船开到南津关去堵住江面。”
佟文正、杨经曲出来，驻军各处混乱一团，堆满走道的大包小包，不时往江轮上搬运。
高语罕致电武汉：“杨森举兵东下，进据宜昌，夏斗寅因兵力单薄，退守沙市，请赶快派兵来救。”
佟文正返回云集路乱作一团的市党部，与黄大祯、罗明铎、柳林香商议：“马文轩已经来不及处理了，但是因为商会一直是军队拿钱的保障，所以韩慎之的事也就拖下来了，然而，他的帐目还没有清理，如何是好？”
“他经手的账簿仍还给他保管，免得遗失，将来不好再查。”柳林香提议。
于是，派刘镜荣将商会账簿退回韩慎之：“不得遗失。”
下午，黄包车上的叶蓬碰到佟文正喊道：“我们马上去前线，你们把趸船开去没有?”听到佟文正说“我是去准备的”,叶蓬登上“快利”轮，向下游驶去。
江滩码头，夏斗寅在马弁屈善芳护卫下，随撤离队伍，已经一船船急急驶离码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