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淯溪区团总贪污的税捐款被乡俗改良会查出公布，鲍竹卿被迫下台。卢雅卿被推举接任淯溪区团总，淯溪河商团有长枪三十余支，为避免零匪威胁，卢雅卿兼任商团卫队队长，日夜操练，大升战力，商民们暂高枕无忧。
瓦仓区团总傅宗说借机让李时鲜、汪效禹清查汪和廷账项，迫使其将多征的税捐退还给瓦仓区民众。
1926年2月，共产党当阳小组接纳新成员涂湘严、李时鲜、汪效禹、傅子和、胡德山。
时，湖北省立医科大学学生、国民党武昌区分部委员王培灵奉省党部组织部长陈卫东指示回县，介绍朱绍裔、宋智僧、傅俊伯、高拙生等人加入国民党，通过罗国玺、王怀之，向李超然传达省党部指示：国共合作，打倒军阀。
李超然遂召开共产党当阳小组会议：“全体成员都加入国民党，以努力争取站在国民党中心地位，在当阳实现国共合作……”
2月底，当阳县城，王培灵主持建立国民党当阳县党部筹备委员会，以李超然为常务委员，委员王培灵、朱绍裔、王怀之、罗国玺等。
王培灵返汉，上报省党部审批。
李炼青接共产党武汉地方执行委员会委员指令：以省党部特派员身份赴江陵县发展组织，展开国民运动。
3月12日，县党部筹委会在县立第一高级小学召开孙中山先生逝世一周年纪念大会。
一批国民党员李艺直、邓子纯、廖春隆、陶伦琴、朱伯龙、张子松、刘翼云、曾维五、杨贞麻、邓善伯、陈治平、张幻龙召唤民众，接踵而至，聚会倾听。
涂湘严、陶元柏率女子高等小学陶先绣、陶先缃、熊道华等女子代表，新派装束与会，成为一道靓丽风景。
校长王怀之主讲，侃侃而谈，滔滔不绝当前革命形势：国共合作，广州革命政府组建国民革命军，东征、南征，建立广东革命根据地；孙中山联合苏俄，实行耕者有其田之立场；共产党打倒列强、打倒土豪劣绅、铲除贪官污吏、北伐推翻军阀的政治主张；打倒一切帝国主义之工具——军阀。
听者闻所未闻，聚精会神，沉浸其中，不知不觉三小时流逝。
县党部筹委会朱绍裔、王怀之、罗国玺、金仙樵、皮元良在教育界发展金香甫、史彦伯、吴一麟、雷子贤等人加入国民党，李超然、萧立卿、李时鲜、汪效禹、傅子和、胡德山共产党小组成员则分入瓦仓、观音、淯溪等区，将傅丹湘、傅恒之、黄冠柏、汪文化、王东平、罗国鼎、屈晓宙、张彦青、文哲轩、贺文清、刘国阳、卢雅卿一批人变为国民党员。
如龟状之当阳位于长江之北的湖北省中西部，南枕宜都与枝江，西吻宜昌与远安，北顶南漳与钟祥，东接荆门，东南与江陵插花。沮河与漳河从县北流入当阳，汇于两河口，为沮漳河，南经枝江、江陵之交，在沙市入长江。
西汉景帝年间，为削藩以强中央之权，增设县治，乃析江陵，置当阳县，属南郡。因地处荆山之南，南郡以北，故名当阳，为当阳设县之始。
其后，隶属、废置几经变易，于明朝洪武十三年，复置当阳县至今。
明朝成化初年，同知严端于玉阳山东南脚、沮水南岸，始筑土城，为当阳城之始，但为时不久，便毁于水患；此后土城几经修复，均因兵事、水害而毁。
百余年后的明朝万历初年，守道王旋、巡道邓林乔等人合议，责成县经略任梦榛以砖筑墙，修复当阳城，周长两千六百余米，高约七米，厚四米；并立四门，东为“紫盖”，西为“玉阳”，南曰“凤川”，北曰“清漳”。
清朝顺治初年，当阳城因战事毁为平地；十年后再次修复城墙及四门；乾隆二十四年，知县苗肇岱增修护城河，长两千三百余米，宽约七米，深三米多，号曰“玉阳城”。
1926年 5月1日，当阳城内，玉阳山下，城隍庙前，共产党当阳小组与国民党县党部筹委会以全县乡俗改良会名义，召开国际劳动节纪念大会。
李超然主持大会，朱绍裔作关于五一劳动节的来历和纪念意义的讲演，近一个时辰的激情演讲，不时被听众报以热烈的掌声。
时值农忙时节，与会农民寥寥，但是，县城各学校与附近各区乡俗改良会会员千余人仍然将会场挤满。
湖北全省学生联合会特派武昌实验中学、荆门籍学生贺鼎元（1906—1928，贺长元，后任荆门县农民协会委员长等职）前来指导。
贺鼎元一腔热血往前台一扬手，便口若悬河、舌灿莲花：“世界是劳动者创造的，劳工神圣，要改善工人的劳动条件，提高工人的地位，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才能使人类得解放……”
时，雨箭穿过云层，从天而降，直射玉阳城。众人躲在屋檐下，仰望着墨泼的天空下，李超然、贺鼎元最后走下演讲台，淋雨飘向他们的脸庞，湿透了他们的衣衫。他们的泰然自若成为众人心中的敬意。
5月中，李超然忽闻北伐先遣队——国民革命军李宗仁第七军钟祖培旅、李济琛第四军叶挺独立团于5月初,分别由桂、粤向湖南挺进，胡宗铎第七旅待命由桂入湘。
有过七八年军旅生涯的李超然敏感到革命时机来临，当即赴武汉，向共产党湖北地方执行委员会请命，地委书记陈潭秋、军委书记董用威、工委书记许白昊等人遂令李超然赴广州，与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联系，迎接北伐。
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秘书长孙炳文于6月上旬指派李超然与黄埔军校学员李万英、农民运动讲习所学员吴光海组成“鄂西先遣政治工作组（鄂西北伐先遣工作组）”,携总政治部信函、宣传品返乡，迎接北伐。
李超然、李万英、吴光海于6月中旬北上武昌，入省党部接洽，董用威与陈潭秋、吴德峰、刘季良、蔡以忱、钱介磐等执行委员一商议，决定将共产党远安县支部书记陈海涛（1901－1929，陈怀瑾、陈自清、陈涛，后任中共远安县委书记等职）纳入“鄂西先遣政治工作组”，在当阳、远安组建“国民革命军长江上游先遣军”，扰乱北洋军后方，迎接北伐。
李超然持省党部批转公函，让吴光海去远安，与陈海涛联系，自己与李万英在当阳展开活动。
吴光海出生于湖北黄陂县北乡滠水河畔蔡吴湾，1920年暑假自武昌中华大学中学部返乡，与唐际盛、吴光荣、方与健、吴光谟等发起创立湖北省农村最早的进步社团——乡村改进社。1923年暑期，唐际盛在改进社中宣传俄国十月革命，传播马列主义，介绍吴光海、方与榘、吴光潢（王电生）、吴光荣、胡业裕、刘家炼等加入共产党，成立共产党三合店支部。
吴光海与吴光荣、吴光潢等于1925年春创办启农小学，宣传革命思想，以特派员身份担任共青团武昌地委第四（黄陂）特别支部书记；8月，与吴一非等人一道赴广州，参加农民运动讲习所第五期学习。
吴光海与陈海涛在远安组织训练农民武装，以响应当阳，暂且按下。
李超然与李万英一回到当阳，向教育局局长朱绍裔出示经省党部批转的公函，召集县党部筹备会王怀之、罗国玺等人会议。
朱绍裔深感责任重大，神色凝重：“我们在北洋军后方孤立无援，很难办啊？曹琨、吴佩孚依仗其后台日本帝国主义，大权独揽，天怒人怨。我们为人民解除痛苦，人民群众是拥护我们的，这就是我们一个最有利的条件了……”
李超然铿锵有力：“国民革命军正以破竹之势，向北挺进，而吴佩孚却以‘讨贼联军总司令’名义，大增税捐，滥发纸币，筹款借债，穷于应付战争，现在各地反税捐和反官票跌价运动此起彼伏，我们正好借此宣传鼓动。”
朱绍裔赞成：“我和怀之、国玺以‘教育革新、乡俗改良’宣传团的名义，将已经组织起来的宣传人员十人一队，分配到各区，指导他们公开进行反对北洋军阀横征暴敛的宣传，以造舆论声势。”
“我和超然兄秘密串联，聚集力量，筹建队伍。”李万英提议，“淯溪区警察所长刘舒轩、团总卢雅卿可以成为我们一股武装。”
朱绍裔忧郁道：“县城巡警队长肖瑞伯是超然兄同窗、同袍，但是县警备队长冯国屏、尤其四川袍哥张丙寅，要小心对待；用得好就是革命力量，否则，他们可能乘机捣乱，使我们的行动功亏一篑。”
“冯国屏、张丙寅，我来争取。”李超然慷慨激昂，“其他各区团防，也要联络，力争参加我们先遣军，至少不与我们作对。”
朱绍裔方热血沸腾：“我们各区乡俗改良会全部出击，化敌为友。”
那张丙寅（张炳荣）乃川东袍哥一管事，被杨森川军收编，溃落当阳。
袍哥是湘西、四川对哥老会的称呼，哥老会起源于四川、湖南和湖北，起初活跃于近代中国长江流域，由水手、纤夫的行帮演变而来，以码头工人居多，其活动据点，便称“码头”，分“仁、义、礼、智、信”五个堂口，内部排等次为舵把子、军师、三爷、黑旗和红旗五爷、巡风六爷、老八、老九、老幺等等，袍哥到别的香堂，叫“拜码头”。
后来，其成员扩展至手工业者、破产农民、退伍官兵和游民，内部自称“汉留”，外人讹称“汉流”，在川军和湘军中影响巨大，与洪门(天地会)、青帮成为中国近现代历史上著名的三大帮会。
哥老会起初仁义互助、劫富济贫。进入民国，哥老会成员日益复杂，盗、匪、流氓无所不有，以致放高利贷、买卖毒品、诈骗奸淫、结伙抢劫、杀人越货等无所不为。
杨春芳以袍哥身份，逐渐当上川军杨森所部师长，而张丙寅正是杨春芳师一营长，约莫四五十岁。一年前，杨森发动“统一全川”之战，被刘湘拉拢黔军袁祖铭组成的倒杨联军大败，狼狈出川。张丙寅逃入宜昌、当阳山区，聚众一两百人，以袍哥会名义活动。
李超然决定收容袍哥会，安抚他们，利用他们的战斗力，免得他们捣乱破坏，让久经江湖、年近四十的涂相荣为先遣军特别代表，游说张丙寅袍哥会，参加革命军。
李超然自与肖瑞伯、冯国屏接洽，一拍即合。
7月中，吴光海与陈海涛从远安由沮河直抵当阳城汇报：苏普成、周敏之、傅良弼领导的南乡农民协会有近千会员，周谷元、周仲规南乡农民自卫团五十余人枪，可以响应当阳行动。
鄂西先遣政治工作组四人李超然、吴光海、陈海涛、李万英与当阳县党部筹委会秘密会议，协商先遣军组成，推举指挥人员。
朱绍裔首先提议：“聘请聂豫充任总司令较为适合，因为他在武昌首义时充任过军政府军务部参议，富军事指挥能力，且有一定的声望。”
聂豫（1886—1937，聂晴晖、聂靖魁），出生于当阳东乡河溶总一富商之家，其父聂锦斋开“聂广成”丝行。聂豫幼从沔阳秀才李筱藩读私塾，后肄业于武昌方言学堂，与革命党人蒋翊武、张难先、孙武等过从甚密，并以汉口“满春园”为联络机关，接纳革命党人；1910年，聂豫在武汉联络军、学、商界反清人士，创立振团尊心会，并任会长。
武昌首义时，聂豫奉命就职革命军都督府军务部参议，协助军务部长孙武指挥作战。1916年，孙中山发动讨袁护国，聂豫担任讨袁军湖北第一司令部参谋长，于武汉率旧部举义，右腿受伤，使痼疾右足更甚，被人绰号“聂跛子”，事败逃上海；袁世凯死后，住武昌古楼洞寓所，与董用威、张难先交往。
鄂西先遣组秘密会议一致赞成特请聂豫回乡负责军事指挥。李超然亲自前往武昌古楼洞邀请聂豫回当阳，主持大局。聂豫慷慨应允。
1926年8月，北伐军攻克湖南全境，直下湖北要冲汀泗桥、贺胜桥，击溃吴佩孚主力，向武昌、荆州、宜昌挺进。
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共产党湖北地委派出北伐鄂西先遣队，赴江陵迎接北伐。李超然闻知，派李时鲜前去联络，李时鲜在沙市遇见先遣队军医官王培灵。
王培灵即以湖北北伐先遣队名义，让李时鲜将北伐宣传标语、密写通信器材转告鄂西先遣政治工作组：迅速举义，然后在荆门、钟祥一带牵制北洋兵力，配合北伐军夺取武汉三镇。
9月上旬，鄂西先遣组、共产党当阳小组、县党部筹备会成员与聂豫在县教育局聚会，商议国民革命军长江上游先遣军行动方案。
李超然首先汇报武装力量：“冯国屏警备队、肖瑞伯巡警队、刘舒轩淯溪警队、卢雅卿淯溪团防、张丙寅袍哥会，陈海涛远安南乡自卫团，瓦仓、观音、淯溪、慈化诸区改良会，总计一千八百余人，一千五百余支枪，可供我们指挥。”
聂豫建议主力暂编为一个团，下辖三个营；提议张丙寅、卢雅卿、刘舒轩分别担任一、二、三营营长；营以下各三个连、排、班长，由各营自行派任。
联席会决定总指挥部设于县教育局内，推举李超然担任先遣军参谋长，朱绍裔为政治部主任兼军需，涂相荣为总交通官，傅恒之、张世友任侦察官；为笼络袍哥会，张丙寅兼任副团长；持刀、矛、棍棒的乡俗改良会会员与道会门徒两三百人为补充营，由肖瑞伯统率；远安南乡自卫团为独立营，由陈海涛、周谷元指挥。
先遣军一切计划、方案均由李超然参谋部先行起草，再提交各级会议审议决定后，下发各级执行。
王怀之、罗国玺负责先遣军军旗、连队标志、三民带、宣言、布告等标志符号、宣传资料准备。王怀之与罗国玺、金仙樵、皮元良、萧立卿、涂湘严等共产党员组织县城教师、学生、居民张良弼、金香甫、史彦伯、雷子贤、刘望鑫、蔡自伦、周美臣、洪维德、李艺直、邓子纯、廖春隆、朱伯龙一批人秘密制作，陶元柏、尚静宜、陶先绣、陶先缃、熊道华等女子日夜赶制。
是时，北伐军西路代总指挥吕超指挥的贺龙、杨其昌师正挺进公安，中路已经攻占汉阳、汉口。聂豫、李超然、朱绍裔等人认为响应北伐军夺取沙市、围攻武昌时机已经成熟。
为制造广泛的社会舆论声势，由李超然、李万英、卢雅卿等人出面，首先在县东河溶重镇组织万余民众大会，欢迎辛亥革命元老聂豫还乡，李超然、聂豫大肆宣讲北伐战争。
接着，又在淯溪河、县城举行欢迎聚会，宣传北伐形势。
这时，公职于武昌的原同盟会员卢述常变卖武昌地产，购买十二支手枪，带回当阳，参加先遣军。
驻县城北洋军卢金山第十八师之昊景长工兵连移防。
9月19日，鄂西先遣政治工作组在教育局总指挥部召集诸路负责人刘舒轩、卢雅卿、肖瑞伯、张丙寅、冯国屏以及各区乡俗改良会骨干李时鲜、汪效禹、傅子和、傅丹湘、刘国阳、屈晓宙、李良才、张彦青、黄冠柏、汪文化、傅励山等人会议，决定成立“国民革命军长江上游先遣军司令部”，将所有武装统一整编，由司令兼团长的聂豫宣布参谋长、政治部主任、副团长、各营长任命决定。
参谋长李超然宣布行动计划，令陈海涛在远安南乡清溪场建立指挥部，整编独立营，待机响应，戒备远安援敌；派李万英、吴光海赴北伐军总政治部汇报情况，争取援助。
其后，吴光海由省党部特派回乡，于1927年2月建立黄陂县农民协会；李万英留总政治部，后任北伐军第十一军之营长职，于1927年夏牺牲于河南战场（或曰“渡江时，船翻罹难”）。
1926年9月21日深夜，农历中秋节夜晚，一轮偏西皓月照彻玉阳古城，张丙寅、刘舒轩两个营、肖瑞伯补充营秘密向当阳县城四门集结。
鸡鸣时分，城西南角突然响起几声清脆的枪声，一营营长张丙寅将早已上膛的手枪朝天连击三响，大喊“兄弟们，冲啊”，埋伏西门外的战士们一跃而起，呐喊着直扑西门——玉阳门。
守卫西门的冯国屏警备队一齐朝天射击，呼应攻城队伍，大开城门，与张丙寅营一个先锋班会合，一同冲向县公署。
张丙寅收缴县公署卫队枪支，冲进大堂，活捉县知事程国藩及一干职员，砸开县监牢，释放被关押的无辜百姓。
先遣军司令部发布第一号令：各路军队环城驻扎，不经允许，不得入城，更不得以任何借口，扰乱民众。
9月22日，全城居民趁着晨曦，大开门户，奔走相告，敲锣打鼓，张灯结彩，鸣放鞭炮，欢迎先遣军进城。
涂湘严、陶元柏、尚静宜、陶先绣、陶先缃等人张贴布告、标语。
沐浴着旭日，聂豫、李超然率领司令部卢述常警卫队、刘舒轩第三营浩浩荡荡从北门——清障门入城。
军旗、连队标志并没有全部制作完成，士兵们仍是杂色衣装。
枣红马上的聂豫、李超然向欢呼的人群频频挥手致意。这时，城内家家户户悬挂出青天白日旗，鞭炮齐鸣。
聂豫由司令部副官长卢述常陪同登上过街楼台，向欢呼的人群演讲，阐明国民革命军长江上游先遣军性质，宣传广州国民政府北伐情势，号召民众支持先遣军，共同打倒北洋军阀。
县城附近男女老少从四面八方云集县城，纷纷拍掌拥护先遣军。
王怀之、罗国玺、皮元良、金仙樵、萧立卿、张子松、雷子贤、陶伦琴、曾维五、杨贞麻一班人领头高喊：“打倒北洋军阀!”“打倒列强！”“国民革命万岁!”
霎时，玉阳古城被响彻云天的口号声淹没。
聂豫、李超然以先遣军司令部名义，召集县内各界代表会议。
县党部王怀之与罗国玺、改良会李时鲜与汪效禹、共产党傅子和与胡德山、先遣军卢雅卿与刘舒轩、教育界宋智僧与高拙生、县商会郑逸坪（郑鹄）与柯铁卿、淯溪商会曹应芳与佟先宝、河溶商会杨君儒，邑绅吴酉杉、傅作楫、张国威、张孟烈、王作相、傅励山、傅柳臣、庞兴雅，十个区署苗俊川、鲁远坪、张时耀、尚信安、罗文含、汪云深、杨子敬（杨扶民）、樊晓初、吴新辉、姚友章等人齐聚县公署，参加先遣军司令部联席会议。
聂豫号召众人动员民众，从人力、物力上援助长江上游先遣军，以保证先遣军完成扰乱北军后方，支援南军夺取沙市、武昌之任务。县商会、淯溪商会、河溶商会踊跃捐赠。
同时，投票推选新知事，成立当阳县新公署。
朱绍裔以最多票当选，当即接管当阳县印。
9月23日，朱绍裔进驻县公署，上任理事。
冯国屏警备队改编为先遣军司令部警卫队，乡俗改良会会员由李时鲜、汪效禹、傅子和、傅丹湘、黄冠柏、汪文化、傅励山等人带领，组成数个卫队班，由县公署领导，保卫县城各机关。
这时，宜昌、江陵、襄阳驻有北军重兵卢金山、王都庆、张联陞等部，对当阳形成三面包围之势，而宜昌、江陵之驻军皆只一二日路程。
聂豫、李超然决定主动向北、向东进攻远安、荆门、钟祥，寻机歼敌，吸引北军兵力，配合西路南军渡江，进攻荆州、沙市，使鄂西北军不能分兵驰援武昌，待武昌被攻克后，再迅速东进，与中路南军会合。
朱绍裔、张丙寅、刘舒轩、卢雅卿、肖瑞伯、卢述常诸人赞同。
李超然宣布军事行动方案：司令聂豫率领主力攻取荆门、钟祥，向武汉靠拢；参谋长李超然率领司令部警卫队，会合远安独立营，攻取远安县城；政治部主任朱绍裔率县公署卫队留守县城，筹措粮草，监视宜昌之敌；待宜昌之敌进攻当阳时，朱绍裔与李超然撤往钟祥，与聂豫主力会合。
9月23日黄昏，先遣军司令部再度发布号令：刘舒轩率三营挥师东征，与卢雅卿二营会师漳河东岸方山观，以警戒荆门之敌；李超然向远安进军。
看官，花开两朵，各表一枝。
先说李超然率领司令部警卫队，沿沮河南岸北上，进入远安南乡，行至三孔畈，汇合陈海涛、周谷元、周仲规二区农民自卫团。
在苏普成、傅良弼、周敏之南乡农民协会近千会员的配合下，一路高声呐喊，虚张声势，扑向远安县城。一区农民协会熊一亭、黄以泽、徐玉之指挥胡朝信自卫团与会员们，扑向北门、东门。
傍晚时分，李超然下令东渡沮河，占领远安城南门外制高点庆寿寺。
远安守城军是卢金山第十八师一个排与远安县警署自卫团，共三百余人。
面对来势凶猛的农民军，远安城守军慌忙拉起吊桥，紧闭城门，以待援军。
形似倒立的单肚葫芦的远安县地处湖北中西部、鄂西山区向江汉平原过渡地带，东南与当阳县由沮河连通，西与宜昌县为邻，西北襟保康县，北溯沮河进入南漳县，其东、东北、东南与南漳、荆门、钟祥、当阳四县插花交错。
西汉武帝刘彻即位后，在南郡置县，“以其临沮水”而名“临沮县”，治于沮水之西的黄家山。东晋时期，改临沮为高安县，隶属襄阳郡；南迁县治十余公里，筑城于沮河之西亭子山。至北周时期，取“永远平安”之意，改高安为远安，隶属峡州。
明朝洪武年间，改峡州为夷陵州，隶荆州府。明宪宗朱见深时代，南迁县城十公里，治于沮水之东东庄坪。明末朱由检时，李自成农军攻陷东庄坪城，其后，向西迁治于鸣凤山麓，因河为池，筑门四。但是，凤山新城险狭，营造苟简，屡建屡圯。
清朝康熙初年，县令宋绎复迁县治至东庄坪。乾隆时期，县令宋楷大兴土木，动工修城，城由北向南“延四里许，均砌以砖石，高一丈八尺，周八百余丈”，“辟四门，各建楼其上”“壕阔二丈，深丈余”。由于城高而坚，其后经受多次洪水的冲洗而无损。
李超然在侍卫涂相荣掩护下，登上庆寿寺高坡，向城内守军喊话，宣讲国民革命军北伐、一路高歌猛进的形势，规劝守军认清形势，弃暗投明，不做冤死鬼。
远安城内，早已街谈巷议当阳城举义之讯，越传越神，未料先遣军如此神速，黑压压一片，兵临城下，城内守军如惊弓之鸟，料是寡不敌众，团总宋西元连忙请县长邱宗鼎定夺。
惶惶不安的守军听说邱宗鼎早已西渡沮水，躲上鸣凤山，城中无主，只好大开城门投降。先遣军兵不血刃，说降远安城。
陈海涛领周谷元、周仲规远安独立营游南庭、苏发昌、王德教、杨开甲、刘仁慈、刘顺昌一辈战士率先冲过吊桥，拥入城内。
清朝光绪二十七年五月，陈海涛出生于南乡木瓜铺卫家岗。其父陈春亭以种地兼行医养家糊口。陈海涛七岁时入私塾启蒙，后转至远安县立高等小学校，与游荣光（游楚贤）、蒋成斋同校，1923年春考入武昌崇实中学，阅读《向导》《共产主义》《独秀文存》，接受革命思想熏陶，深恶痛绝侵略者、贪官污吏、封建军阀。
1925年暑期，陈海涛回县，至北乡许旧铺董家台，访晤张汉千（1895－1928，张启建，后任远安县农民自卫团团长等职），两人愤世嫉俗，相约南下广州，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
张汉千于1905年在县城高等小学堂毕业后，赴宜昌、武昌继续求学，1922年春毕业于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到荆门县之湖北省第十一区龙泉中学执教，参加学生联合会张俊之、杜永瘦、邱林、赵龙组织的上街游行示威，抵制、焚烧日货，阅读《新青年》《共产党宣言》。
陈海涛与张汉千在县城西门沮水码头，欲乘坐帆船，沿沮水直下沙市。
位于县城北门的县立第一高级小学国民学校校长梁子厚(1889—1931，梁志读、梁木新，后任中共远安县委委员等职)闻讯，欣然辞职同行。
梁子厚，出生于北乡白土下铺徐家棚一农家，1905年毕业于远安高等小学堂，其后随父耕种，1919年考入位于宜昌的湖北省立第三师范学校，参加反帝爱国学生运动。1923年，梁子厚毕业，回县立第一高级小学教书。
陈海涛、张汉千、梁子厚一行三人由沙市、武昌，持省党部介绍函，由省党部旅费，江船至上海，然后海轮至广州，已是8月下旬，农民运动讲习所第四期行将毕业，于是三人以旁听生身份插班学习。
9月1日，第四期学员毕业，陈海涛三人转入于10月开班的第五期，但被广东革命形势鼓舞：6月消灭滇桂军阀杨希闵、刘宸寰叛乱，7月成立国民政府，8月统一国民革命军，正准备第二次东征。
陈海涛三人急不可待，返回武昌，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农民运动讲习所学员身份入省党部报到，请示行动。
省党部执行委员董用威、陈潭秋、刘季良、蔡以忱、钱介磐、吴德峰、刘昌绪等共产党人将陈海涛、张汉千、梁子厚三人在CP镰斧旗下宣誓，密函以省党部农民运动特派员身份回县。共产党武汉地委董用威与陈潭秋嘱咐陈海涛三人秘密发展共产党组织。
9月下旬，陈海涛提议，以教员身份一起先在县城开展活动。张汉千辞去荆门县之湖北省立第十四中学教师职，由县知事姚龙光聘任为远安县劝学所所长，梁子厚续任县立第一高级小学校长，陈海涛也执教于高级小学。
9月底，梁子厚、陈海涛介绍教员叶发秀(1901一1929，叶荫堂，后任中共远安县委委员等职)加入共产党，四名共产党员在县立第一高级小学国民学校秘密组建远安县支部，推陈海涛为书记。
叶发秀出生于南乡木瓜铺凤阳山一塾师之家，自耕旱田一亩五分，有房屋两间，家境清贫；1908年随父于本村私塾启蒙，1915年由远安高等小学校毕业后，回家务农，后应聘高等小学任教。叶发秀家东距陈海涛家十五里路程。
列位看官，当时远安县区划承袭清朝建制：全县五乡十三铺；县城周边为城厢，辖鹿洋、县前、歇马三铺，县城之南为南乡，辖清溪铺与木瓜铺，东乡辖傅什、茅福、佈元三铺，北乡管辖许旧铺与白土铺，西乡则辖郝枧、石管、后砦三铺。这“乡、铺”相当于后来的“区、乡”。
陈海涛规定远安支部纪律，支部各成员与书记单线联系，秘密发展党员、建立农民协会。
话说县立第一高级小学教师聂俊三(1894－1931，聂法祖、聂凤高、聂悟生，后任中共城厢区委书记等职)乃西门外河西汪家畈人氏，1919年与梁子厚一起考入宜昌三师，参与学生运动，1923年与梁子厚一起回县立第一高级小学教书，成为远安支部纳新对象。
陈海涛、张汉千、梁子厚在教学之余，开始在县城物色对象，宣传马克思主义。正街杂货铺老板朱卓然（1891－1930年，后任远安县商会会长等职）原本是南门外小商户，在荆门县龙泉中学读书时，受先进思想影响，追求新事物，与陈海涛等人志同道合。
南门外庆寿寺一带，成为陈海涛支部活动地带，由佃农熊一亭(1898一1931，熊仪廷、熊象先)、朱晴轩(1899一1931，朱光勋、朱浩然)等人成立农民协会小组，向东门、香炉岗、孙家岗、店子湾渗透，张代谨、黄以泽、胡朝信纷纷成为协会活跃分子。
那张代谨（张品三），年方十七，自幼丧母，一家五口人，全靠其父帮人加工磨面度日。五年前，张代谨以优异成绩毕业于南门外私立三进高等小学校后，辍学回家，帮做家务，萌发对现实的不满。
11月立冬之时，陈海涛回南乡，继续考察、鼓动邻村三孔畈苏发昌、王德教、杨开甲、苏普成（1888－1929，苏甫成）等农民。
苏普成曾随国子监生员、塾师曹根堂就读十年，敏而好学，却无用武之地，以薄田三亩、草屋两间度日，对陈海涛的共产主义主张极为赞赏，为忘年之交，于是在石土地的镰斧旗下宣誓。
1926年2月初，寒假之始，聂俊三、熊一亭、朱晴轩、王方行、徐玉之经陈海涛、张汉千、梁子厚介绍，先后加入共产党。
这时，分别在宜昌三师和襄阳二师加入共产党的陈树屏（陈树平、陈中垣、陈光祥）、胡士林（1906－1931，胡源伢、胡一成，后任湖北全省总工会秘书等职）返乡，加入远安支部。
陈树屏乃东乡傅什铺沮河东岸之洋坪人，年前离校前夕，经教师祖山竹介绍，在宜昌三师加入共产党。
胡士林出生县城北门外胡家山一塾师之家，自幼随父读书，1919年入远安县立高等小学校，与陈海涛同学，1923年考入襄阳二师，为学生会成员，参加襄阳各界反帝活动，是年底，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10月，由教师谢远定介绍加入共产党。
1926年2月8日，腊月廿六，陈海涛在县立第一高级小学召开支部会议，部署年关支部活动。鉴于支部人数加多，增选胡士林与陈树屏为委员。
胡士林乃源于襄阳二师的“五县边界乡俗改良会”骨干成员，遂倡议：“除旧迎新之年禧，我们当以乡俗改良会名义，展开反对封建陋俗、反对吸食鸦片、提倡男女平等、打倒土豪劣绅等活动，以唤起民众觉悟，成立农民协会，发展我们的组织……”
众人纷纷赞同，并确定分乡负责，开展革命活动。
胡士林与聂俊三、熊一亭、朱晴轩、徐玉之等负责城厢，陈海涛、苏普成、曹化慈（曹仁丰）负责南乡沮水淤积地带，陈树屏、叶发秀负责东乡丘岭，张汉千、梁子厚、王方行负责北乡沮河平畈，冯云岑负责西乡山区。
最后，支部书记陈海涛强调：“同学们，新春走亲访友，正是我们把贫苦农友发动起来之际，我们再从中挑选一批受苦深、觉悟高、立场坚定、忠实勇敢者，作为协会带头人，并吸收成为我们大学同学，壮大我们的力量。为保证安全，我们各自目标，皆秘密发展，均单线联系……”
不表胡士林、熊一亭在县城之东，成立由黄以泽负责的歇马铺农协会；陈树屏、叶发秀在东乡之傅什铺，成立由徐国定负责的万家咀农民协会和由杨楚柏、李圣炎负责的马家坪农协会；张汉千、梁子厚、王方行在北乡白土铺南襄城、老君庙建立由向光新、曾一清、杨树仁负责的农协会。
单说陈海涛、苏普成、曹化慈在正月初，分头串访苏发昌、王德教、杨开甲、傅汝吉、周仲规、周敏之、傅良弼、傅治安、周云山、游南庭一大批贫苦之人，继续宣讲共产党中央《对于农民运动之议决案》：“我们的党对于农民里的宣传应当注意地方政府征收田税的问题。应当要求订定税额须经乡民会议（农民会）的同意，同时要反对预征钱粮，拒绝交纳陋规及一切不法征收。同样亦应当在大多数小私有者的农民之间，鼓动他们反对土豪劣绅……农民和佃农之间都可以宣传组织乡团，应改为农民自卫军，武装农民以防匪祸……”
2月28日，元宵节，陈海涛在南乡三孔畈成立共产党小组，由傅汝吉担任组长，成员有苏普成、周仲规、周敏之、傅良弼，秘密成立农民协会，由苏普成、周敏之负责，游南庭、周仲规负责组建自卫队。
1926年3月头，陈海涛等人返回县城开学，却发现不仅学田租被克扣，就连县公署给学校拨款与派捐也减半，教员、职员、堂工薪金以及用品、书本、杂用费用无法正常支付，威胁学校的维持。
远安支部正筹划如何斗争县知事周煜、教育科长陈璧生（陈怀玉）、县督学陈礼权贪污劝学经费，肖耀南于大年初一突然病亡的消息传入远安县城，陈海涛、胡士林、张汉千、梁子厚遂决定趁机杀杀周煜一干人威风，追回学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