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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容县国共两党联席会议还决定将接近八百人枪的团防队、农民义勇队改编为“华容县农民自卫军”，由何坤任总指挥，刘争任指导员，蔡大勋任副总指挥，下辖杨云、刘岳云义勇大队和蔡凤林、张振甲团防大队。各区乡逐级成立农民自卫大队、中队和小队，每位队员配备梭镖一把，每天早晚进行军事训练各一小时。 时，全县农民自卫军队员两万多。
县公署财产保管处主任周仁（1895－1949，周恒铨，后创办南县乡村简易师范等学校）设法抽出公款，移作农民运动讲习班经费和农民自卫军军饷。
联席会议宣告成立“华容县审判土豪劣绅特别法庭”，由县党部刘公武、县公署王彬、县总工会欧阳悟、县农民协会廖一贯、县商民协会蔡守正、县团防局何坤、县女子会高婷等人联合组成。县长王彬任庭长，欧阳悟任副庭长兼审判长。
《湖南省惩治土豪劣绅暂行条例》《湖南省惩治贪官污吏暂行条例》《湖南农民自卫军组织大纲》抄件很快送达各区党部、区农民协会。
路迎春领刘逢春、彭明、李梅初、曹振先、周介甫自卫队当天押送李之杜、张松青等豪绅入城，关押县狱。
1927年3月12日，孙中山逝世两周年。
县党部、农民协会、总工会、女子联合会、商民协会、教职员联合会、童子团等团体在华容县城南门大操坪集会，纪念孙中山。
中午时分，东门华容河渡口，涌现大队人群，只见一队黑制服、大盖帽、手持红木棍、臂佩红袖章的童子团押着几个高帽捆绑的土豪，高呼“打倒恶霸邓华人”“打倒土豪劣绅廖四扬”，进入东门；后面渡船上，源源不断的梭镖、大刀、长矛登岸东门。
这是三区第一小学校长朱伊元（朱依元）、教师王怀村与易三益（易山一）指挥的三区童子团押送抓捕的土豪乡绅入城。
范雪梅、朱香云、花茂松、李琨汉（1914－1985，李光汉、李光国，1955年大校）几个童子班的团员由童子团团长朱绍清（1913～1989，朱继勋、朱霖勋，1955年少将）带领。后面压阵的梭镖队是韩步骧、王勉之率领的三区农民协会委员、会员、自卫队员易端章、韩鸿文、韩良材、黄玉松、蒋子辉、傅茂立、刘铎二、刘梓京、彭炳照、戴治安、花蕊、朱海清、柳树英、刘祥林、赵献林、包达章一拨人。
原来，韩步骧带领蒋金玉、黄忠汉、王春茂、刘锡奎、闵敬堂、黎炳煜一班人马，前往四区塔市驿，拘捕逃亡乡绅方玉轩和邓华人等，土豪余有道大摇大摆、大肆辱骂三区农民协会，农友听不入耳，齐声大喊“打”。正在“同善堂”砸菩萨、赶堂主的童子团闻讯，一拥而上，将余有道抓住捆绑。
第二天，韩步骧、王勉之在三郎堰开会，审判邓华人、廖四扬、余有道之徒。
在群众呼叫声中，区农民协会下达枪杀令，余有道应声仆地。
这时，华容县审判土豪劣绅特别法庭令送达，邓华人、廖四扬等人被押入县城审判。
12日下午，特别法庭在西正街县公署大院，首次开庭，公开审判李之杜、张松青、邓华人三名土豪乡绅。
审判长欧阳悟亲点朱笔，宣判三名豪绅死刑，当即押赴刑场，执行枪决。
各区闻之，将豪绅捕送县城，或者报请特别法庭移步区乡公审。
恰于此时，渔民协会执行委员长陈春先派遣许立山、樊崇德二人进城报告：“龚锡闫三十余人枪又大肆抢劫，湖区渔民、樵民不得安宁。”
龚锡闫乃岳阳县西区一霸龚介清之子，假借岳阳县西区团防局，以杨志高、张志林为队长，争洲滩、霸湖泊，强夺渔民、樵民财产，将岳阳、南县、华容、沅江四县交界的洞庭湖区团山、杨林所一带人心惶惶。
县党部、县公署闻讯，即令何坤、蔡大勋领华容县农民自卫军蔡凤林部与欧阳洁工人纠察队，于东门码头登船，顺华容河南下洞庭，前往围剿，同时派刘争回南县借兵。
清朝光绪二十六年，刘争出生于南洲直隶厅东乡华阁团，南县简易师范学校毕业后，入北京勤工俭学预备学校学习，参加五四运动，1920年回县执教，前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入秋和段德昌等人赴广州黄埔，被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录取，入第四期学习，参加北伐战争，入湖南后，任职省党部。
南县县党部即遣文止戈农民自卫军与晏光烈团防队于北门码头乘船，随刘争顺藕池东河，东入洞庭。
渔民梭镖队正、副队长蔡新太、蔡炳勋指挥蔡四和、蔡预成、王绍元、傅道阶、樊甫臣、刘文喜、王少连、潘良成、陈少海、邹甫林等队员做向导，两县队伍将龚锡闫、杨志高、张志林一伙围困于岳阳县西湖中孤岛团山。
樵民协会正、副委员长江明玉、赵冬生指派赵大章、王炳作自卫队罗梓南、罗文斌、颜舜华、商阿亭、胡金南、李济川、张文兵、赵维章前来协助作战。
峙立洞庭湖西岸的团山因形似馒头而名，山上建有洞庭庙、团山寺，冬季水枯，与华容十区浅水相连，是洞庭湖西渔民栖息之地；周围芦苇丛生，也是湖匪出没之所。
湖霸龚锡闫被困三日三夜后，水绝粮尽，遂无条件缴械投降。
何坤、蔡大勋乃召集团山一带住民杨继南、陈芳全、唐庆香、杨桂林、李菊仙、胡泉贵成立农民协会，由黄海泉、刘绪芝、耿旱成负责，并挑选精壮会员为自卫队，队长傅继才。
在湖上闷了十余日的华容剿匪人马告别文止戈、晏光烈，泊藕池河口坝上暂歇，这里隔隆庆河西望注滋口，北越藕池东河，便是八区湖苇、洲滩之地，东面湖丛之中的团山、十甲洲、保安垸、西澥等洲滩便属于岳阳县西区了。
这数十户人家的坝上，原为冲积沙滩，渔民们筑坝捕鱼而名。
三十来岁的陈元香（1896－1990，后为全国三八红旗手）丈夫四年前就去世了，抚养着吴道凝、吴道生两个儿子，却是女子会的活跃分子，带领坝上妇女全都剪发放足。
当剿匪大军泊岸时，陈元香立即召集坝上、维新南垸妇女们或埋锅造饭，或上船打扫，款待凯旋队员们。
刚吃完午饭，县地委、县党部、县农协会联合特派员蔡上林、罗振汉忽至，对何坤道：“吕昆仑搞独立王国，恐尾大不掉，危及国民革命，况且，他曾经加入过汉留，依据湘西会议，必须铲除。”
蔡大勋大惊：“老吕领导十区农民斗土豪、打劣绅，闹红半边天，怎么可能是混进的作恶之人呢？”
“吕委员长这人对我们穷苦人倒是一点也不歧视，非常袒护农协会的人。”陈元香插话说，“就是喜欢拉帮结派，听说跟注滋口工会、商会搞得特别僵。你们如果杀了他，那今后谁替我们农民协会说话呐？”
何坤让刘争、蔡大勋、蔡凤林、欧阳洁指挥自卫军主力与工人纠察队回县城，令张振甲领团防中队随蔡上林、罗振汉前往注滋口，捕杀十区农协会执行委员长吕昆仑，自己带领何雅南团防小队赴大乘寺，参加特别法庭八区审判大会。
当张振甲登岸注滋口时， 工会委员长邹仁、工人纠察队长熊仰生与陈文龙、陈庭芳、陈策、李知生一班人鼓动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吕昆仑则与王尚武、白锡军、李资生指挥十区农民自卫军大队周映汉、吴洪、裴国炳、、易贺海、刘德荣欲以武力平息，在千钧一发之际，张振甲驰到，令团丁一哄而上，将吕昆仑抓捕，驱散农民自卫队。
工人、商人拍手称快；农协会员刘德贵、刘保生、刘佑芳、白朝清、吴尧成、王槐成……大肆叫屈，指责县党部偏袒工会。
吕昆仑喊冤，张振甲道：“我受县地委、县党部、县农协会之命抓捕你这个独立王国的国王。吕昆仑，让你死个明白，就在前几天，湖南区委农运部长夏明翰与省党部委员谢觉哉在常德主持召开湘西会议，蔡协民传达说要整顿革命纪律，清除农协会中的不纯分子，由于革命清除不力，所以各地接连发生事变。你小子参加过汉留，混入革命，罪当立诛。”
蔡上林当场宣读县地委、县党部、县农协会联合通告。
在团防中队鸣枪驱散十区农民自卫军梭镖队之际，吕昆仑人头落地。
蔡上林、罗振汉到十区农协会驻地，推举新的农协会负责人。
但农民都不承认是会员，也拒不重新入会，因为他们认为吕昆仑不该杀。
在李资生、王尚武、易贺海等帮助下，经过数天的努力，方才有人重新入会，选举王尚武（1890－1929，后为湘鄂西游击总队第一大队大队长）为执行委员长，周映汉、李其炳、李项耳、白朝发、白锡军等为委员。
王尚武，生于监利县朱河下区西王墩一穷苦人家，从小随父迁居注滋口，入私塾学文，后辍学种田习武，去年冬加入共产党。
再说何坤抵达大乘寺时，特别法庭庭长王彬、审判长欧阳悟、审判员刘公武、廖一贯、蔡守正等人正在听取八区农民协会严文秀、徐治坤、胡松模、何星朗、陈松柏、胡焕林、蔡绍贤、孙荣华等人汇报：全区共捕捉三十四名土豪劣绅，关押在区协会；蔡上林、罗振汉赶来，召开各界代表联席会议，最后议决将三十二名土豪乡绅分别处以罚款、游乡后，交保释放；但是李戒成、王次卿民愤最大，报请处决，以儆效尤。
第二天，何星朗、蔡绍贤等人领姜金生自卫队员与何雅南团防队，押着李戒成、王次卿游乡示众，至罗家嘴天主堂大操坪，召开两千余人的公审大会。
何星朗乃何坤堂叔、何民逸之父，原本塾师，在独生女儿影响下，当选为大乘寺农民协会副委员长。斯时，何民逸之母危伦担任大乘寺女子联合会主任委员。
农协会委员蔡绍贤宣读王、李二绅罪状后，县特别法庭现场开审，由审判长欧阳悟朱笔一点，执行枪决。
何坤借机返回老河口家中，何母陈氏高兴不已，妻子孟淑亚喜出望外，何坤抱起两岁的儿子光球亲个不停。
晚餐后，孟淑亚道：“我又有喜了，你先起个名吧？”
“不管男孩女孩，就叫光兴吧，让他长大后，光明我们的社会，兴盛我们的国家。”何坤拉起连连点头的孟淑亚双手，这双原本纤嫩的酥手已经磨起一层薄茧，略显粗糙，何坤心疼地一把抱过妻子，热热地吻了几下……
时值3月底，特别法庭于次日正要返回县城，县地委委员、县农协会委员徐履仁飞马驰到：陈春先被樵民杀死了。
众人吃惊不小，急问原由。
华容二区、八区、十区东吞洞庭湖，而湖面与西岸洲滩隶属岳阳县西区，因辽阔的湖水阻隔，西岸洲滩实际上难以被岳阳县公署管理。
这里湖湾、芦苇、岛树丛生，两县渔民、樵民栖息于华容陆地码头、集镇。华容县农民协会在湖滨成立渔民协会与樵民协会，其中相当一部分人既是渔民又是樵民，还是农民，他们加入三种协会，如樵民协会委员长江明玉亦是二区农民协会副委员长。
陈春先的渔民协会与亦想扩大组织的樵民协会发生矛盾，双方各不相让，以致发生械斗，陈春先被杀，结果引起更大混乱，一场更大械斗在洞庭湖滨一触即发。
就在双方于华容河入湖口旗杆咀之南的苍梧台，再次剑拔弩张之际，徐履仁、何坤赶到，兵分两路，展开劝解工作。
因何坤刚刚带队围剿湖匪，樵民、渔民协会大多认识他，所以刘公武、廖一贯一致决定由何坤协助徐履仁，代表县农协会，前来处理纠纷。
第二天，双方达成协议：服从华容县农协会统一领导，两个协会共同安葬陈春先，抚恤其家属；谁愿意加入哪个协会，视其主要职业而定，采取自愿原则，不得拉人争山头、搞帮派；因樵民多是北部两县农民，以天心洲为界，北部苍梧台、层山、磨盘洲、墨山铺、狮山铺为樵民协会之地；而渔民多为华容、岳阳、南县，甚至沅江数县湖洲之人，因此，天心洲之南三叉澥、西澥、十甲洲、团山、杨林所、舵杆洲、野猫嘴属渔民协会活动范围；捕鱼、砍樵季节，双方协商，进入对方地盘。
最后，樵民协会除委员江云龙、李云山、贾治权 刘作梅外，补选农民协会的龚继勋、颜雪堂、蔡良材、蔡作恩为候补委员，王湘杰任秘书，分组活动。
渔民协会选举蔡新太、张应南为正、副委员长，蔡炳勋、樊崇德、王绍元、罗梓南等为委员，蔡炳勋、刘文喜为渔民自卫队正、副队长。
4月上旬，徐履仁、何坤带领何雅南团防队溯华容河，驶向县城东门码头；遥见码头河岸一条火龙直蹿云霄，东门堤上蚂蚁似的人群尽情欢呼，众人煞是诧异。
驶近一瞧，一艘木船在熊熊燃烧的火焰之中，那是厘金局的税船。众人自小就看见它停泊于此，船上装有土炮，十几名税警对过往行人、商船征取商品过境税额，值百征一，对胆敢逃税者开炮射击，几乎人人都被征收过。
厘金局始于太平天国后期，清廷失去江南各省赋税，为支付浩繁的军需开支以及对外赔款，决定各省县设厘金局，对过境商品征取税款。
华容厘金局建在东门堤上，并于华容河建造税船一艘，强征滥征过往商船和行人。
对华容县民食维持委员会、平价委员会、剪除奸商委员会“三会”联合颁布的禁止横征暴敛的通告，厘金局置若罔闻，进城买卖物品的乡民甚至被强行两次抽捐。
县总工会执行委员刘志和、纠察队长欧阳洁带领篾业工会、李哲新船业工会、王协成木业工会、方忠儒泥瓦业工会、宗炳炎与舒永清马业工会、宗甫臣与高同贵屠宰业工会、傅焕林与钱福箩业工会以及熊昆仑领导的粮行、棉行之行业工会，共百余名会员和工人纠察队员刘守杰、白腊生、周介孚、王树林、秦三友、谭壬澡、江述秋、王福剑、萧枚林、白元奎、涂国瑞、路江训等来到东门堤外，砸毁土炮，焚毁税船。
看官：“篾业”和“箩业”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行业哟，“篾业”是竹器行业，可是“箩业”是搬运行业。因为搬运工人，主要是肩挑背扛，一担箩筐就是他们必备的工具，也是搬运工人的主要标志。为区别于以前的码头公会，湖南省境内的码头搬运业称为“箩业”。
居民、行人拍手称快，欢呼雀跃。
在众人欢欣鼓舞下，篾工王福剑一马当先，爬上厘金局屋架上，锯断排扇架子。
欧阳洁、刘志和、王树林、秦三友等人一拥而上，掀的掀瓦，拆的拆椽，锯的锯檩，推的推墙，存在七十余年的厘金局夷为平地。
厘金局长曹典祐和十几名税警早已逃之夭夭，溜之大吉。
徐履仁、何坤进得县党部，未及汇报，刘公武高兴道：“你们回来正当时，现在各区乡送进县狱的土豪劣绅多达一百五十余人，县长催着审理呢。四区又抓了‘四王’，谱香啊，辛苦你回去一趟，处理一下，不能凡是抓的都送来处决吧？”
1927年4月上旬尾，徐履仁马不停蹄，和县地委交通员陈治平赶回四区，与省党部特派员秦雨田一起召集区党部、区农民协会负责人会议。
时，称霸一方的“天王”黎福安、“地王”朱秀林、“人王”王九林、“鬼王”刘修炎等“四王”及其爪牙被四区捕押，准备公审砍头。
“‘四王’横行乡里，作恶多端，农友强烈要求一并处决，我双手赞成。”朱焕章首先发言。
“黎福安最坏，几乎人人受其欺压，就砍了他。”杨汉章干脆。
“‘鬼王’刘修炎的确很鬼，把他和黎福安一起宰了。”范少英提议。
花才周插话：“‘四王’的情况，我们都熟悉，黎福安曾以修路为名，强行摊派捐款，搜刮民脂民膏，人人深受其害，除掉他，以泄民愤。”
徐履仁道：“对没有血案的应不杀，以罚其剥削所得偿予农友，也可以补充我们党部、农协会之经济，区别对待，也符合国民革命之宗旨。”
秦雨田、李东阳、汪东杰、刘金阶赞成：“一部分农友强烈要求全部斩杀，以泄积愤，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们不能完全被牵着鼻子走吧？”
于是，众人分乡劝说农友徐泽民、秦广钊、廖森林、廖炳炎、杨爱清、李德乾……，只判处“天王”黎福安死刑。
4月谷雨，在四区之南、长江之滨的砖桥，召开公审大会。
徐履仁宣读县特别法庭授权书，通告审判结果：黎福安死罪。
4月下旬，徐履仁返县至二区板桥时，惊闻共产党人王导潜竟死于农民协会之手；急忙掉转马头，南下三封寺，了解详情。
王导潜于1920年12月赴法勤工俭学，1922年加入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次年转入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回乡后于三封寺小学执教，担任国民党区党部常务委员、区农民协会宣传委员，是三封寺鼓动农民运动的积极组织者。
徐履仁立即召集区农协会杨华堂、江明玉、蔡玉坤、王天相、彭朋、何庆立、蔡大友、谯伏华等人开会。
原来，王导潜之父乃三封寺一恶迹较大的土豪，会员多受其害，怨愤较大；农协会对凡是有不满者、皆抓住游行处罚，对这些做法，王导潜看不惯，表达不满；于是一部分会员认为他与农协会有不共戴天之仇，强烈要求区协会将他捆绑游乡，用梭镖将他活活捣死……
徐履仁严肃道：“王导潜有欺压过农友吗？有血债吗？”
“没有。”大家异口同声。
“四区‘四王’只杀了一个；八区抓了三十四人，结果只处决了两人。他们皆恶过王导潜他父亲吧？何况王导潜是我们农民运动的发动者？岂不是屈死无辜？”徐履仁越说越气愤，“即使处死土豪劣绅，现在都要经县特别法庭审判……”
徐履仁见众人都低头不语，遂语重心长道：“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委员、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毛泽东曾特别强调‘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我们的革命要有不领错路和一定成功的把握，不可不注意团结我们的真正的朋友，以攻击我们的真正的敌人’。我们要分辨真正的敌友啊！”
徐履仁回到县城，已是5月上旬，孙稼已于4月调往岳阳县，任共产党岳阳地方执行委员会组织部长；余奂调回长沙，不久牺牲；谈诗锦继任共青团华容县委书记。
共产党华容县地方委员会欧阳悟专任农运委员，增补杨岳彬为工运委员、毛遇顺为组织委员，何坤负责军事。
县特别法庭几经开庭，审判处决豪绅谢达章、张执中、胡晓楼等近三十人，保释近百人。
安葬王导潜后，王家人进县城喊冤，可是县长王彬却不知去向，王家人遂进县党部，要刘公武主持公道，抓捕凶手偿命。刘公武考虑到国民党与农协会的关系问题，只好将此事压了下来，之后不了了之。
然而，县特别法庭无法开庭审判县狱关押的豪绅，因为任庭长的王彬已经消失多日，不见踪影。
团防局长何坤、县财产保管处主任周仁、教育局长罗喜闻、农民协会陈次蕃等人推开王彬住室虚掩之门，只见人去楼空，桌子上残留着撕碎的《湖南民报》，大家拼凑一瞧，乃《华容民众处决陈作枚详情》，大家终于意料：王彬离职出走了。
今年3月，七区天吉垸乡霸陈作枚（陈作梅）拉拢一部分农民，在雷应团庙里召开筹备会，准备另立农民协会，自任执行委员长。
区农协执行委员长谢琪（1903－1929，谢棋）闻知，与汤友元、萧春舫、白定举带领李之亮、何庆生、曾红桂、张宏发十几名会员前去劝阻，陈作枚死不甘心，唆使爪牙大打出手，那知农协会会员越来越多，被陈作枚设立的天吉垸税所榨取过的会员们当场将陈作枚打成稀泥。
谢琪祖籍南洲直隶厅东乡乌嘴，后移居天吉垸，与陈作枚邻舍。天吉垸地处藕池东河北岸，隔河南望南县城，枯水季节，人们河滩点石垫脚过河，来往南县城；而华容县的东南垸、丰城垸又在南县东乡境内，何况三十多年前，南县尚未成为独立行政区，境域大部分属华容县管辖，因此，两岸之民来往密切，谢琪同时担任南县农民协会秘书长。
陈作枚之弟陈启一面急告华容县公署，一面飞白湖南省政府。
湖南省政府主席张翼鹏急令三十五军驻岳阳第一师代师长周磐捉拿暴徒谢琪，周磐令李徽营开赴南县，将谢琪捕捉，解送南县团防队。
而华容县长王彬闻变，听信陈启一面之词，指令天吉垸团防局清查，局长舒新民立刻让副局长刘琪率五十余团丁气势汹汹，冲进区农协会，不由分说，撕毁会旗，捣毁用具，杀死西来庵农民协会委员长汤友元，打伤农民数人，并将会员李之亮拘捕押走。
天吉垸农民义愤填膺，顿时鸣锣集众千余，将团防队包围。刘琪下令开枪，何庆生、曾红桂等会员被打伤，被激怒的会员奋勇冲击，团防队夺路而逃，纷纷抢登一叶小舟，行至河心，人多船小，翻入水中，溺死团丁两人。
谢琪被押后，南县农民协会闻讯，委员长吴汉光、副委员长刘鑫、委员陈靖宇与李寅安等人同农民自卫军总指挥文止戈立即率郭文斌直属大队冲进县公署，找县长要人。
谭丙没奈何，只得释放谢琪。
就在这时，城北冲来一彪人马将县公署团团包围，声称不处死谢琪，决不撤兵。
原来，陈启见刘琪大肆捣毁区农协会，便立即发动族人买活一群地痞流氓，南渡藕池东河，冲进南县城，把县公署、农军围住。
那知南县农军个个士气高涨，操刀端矛，誓与之决一死战。
这时，南县总工会委员长欧阳笛渔率工人纠察总队，拿刀操矛，将陈启一伙反包围在南县城。
文止戈、郭文斌自卫军猛见欧阳笛渔工人纠察队增援，个个胆豪，纷纷捣向陈启一伙乡痞。
欧阳笛渔，这位南县、华容两县共产党组织的发轫者，清朝光绪二十年之春，出生于益阳县兰溪古镇金家堤清末秀才之家，幼年随父欧阳震云课读，后考入南洲驻省中学堂，不久随校迁入藕池东河南岸九都之南洲公立中学堂，毕业后回家乡从教；1919年考入上海中华职业学校。欧阳笛渔深受《新青年》《新人》《民心》《中华新报》《民国日报》等刊物影响，尚未毕业就进入上海第一机器制造厂，投身工人运动。
1922年1月，作为上海机器厂工会的代表，欧阳笛渔出席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受到列宁接见。回上海不久，欧阳笛渔加入共产党。
1923年，欧阳笛渔担任上海市西区共产党小组组长，组员有林祖涵、邵力子、赵醒侬、顾作之、雷晋笙、茅延桢等九人。出席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后，欧阳笛渔以家乡为据点，和从法国病归的侄儿、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成员欧阳泽一道开办民众夜校，以举办农民读书社的形式，向农民灌输革命思想，启发农民政治觉悟。
他首先发展团员，于1924年3月组建社会主义青年团金家堤特别支部，直属湘区执行委员会领导。未几，共产党湘区执行委员夏曦到金家堤，与欧阳笛渔、欧阳泽等共同研讨建党事宜，秘密发展共产党员刘昆林、余谷松、夏四喜、邓星禹、曾慕颜。6月15日，夏曦主持成立共产党益阳县金家堤支部，欧阳笛渔担任支部书记。这是益阳县境第一个共产党组织，也是湖南省最早的农村支部。
是年底，为贯彻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开展群众运动的计划，共产党湘区委书记李维汉和国民党湖南临时省党部常委夏曦派遣陈琳、欧阳笛渔来南县，与毕业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后回乡创办中湖子口模范小学的曹白石、曹振先，组成共产党南华小组，以陈琳为组长；稍后，陈、欧又与洪涛、周全等成立社青团南华特支，陈琳兼书记，负责南县、华容县党团活动。
放寒假时，李维汉、夏曦召集进步学生开会，号召他们回乡发展党团组织、开展农民运动，并帮助国民党建立党部。李维汉指定社青团员程学敬为组长，与程学伊、欧阳悟三人组成团小组，回华容开展工作，三人回乡即与陈琳联系。
前年元月19日，社青团南华特支在华容开会，次日，陈琳函报社青团湘区执委。
青哥：
我来华后，专门联络省方同学，而省方同学遂于昨天先后至齐。兹将会议主要各点先告，请查核。
一、组织方面：决议成立第三组，由省方同学蔡协民、程学伊介绍易抱一、涂国钦、孙稼三人组成之。此三人系省内省外留学生，因为旱灾，不能升学，而在县城谋生者，其思想是可以的。
二、宣传方面：此情形非常可恶，所有绅士政客、知识政界，完全带着法西斯色彩，不可以公开宣传（就是发传单都不行），所以我们对于这条的建议案是组织书局、贩卖书报、秘密宣传。
三、饥民运动……方法如下：
（一）指定方针（方之中）同志向各地宣传，因为方同志是饥民代表。
（二）文字宣传，印发浅题传单，散发各地……
3月12日，陈琳、欧阳笛渔等五人组成国民党南县党部筹备委员会，以“青年救国团”名义活动，成立各区乡党部。
社青团特支从三月份起，在南华两县组织悼念孙中山、“五四”“五七”演讲会、“五九”国耻纪念日活动；并以“青年救国团”名义印发传单、教唱歌曲，出版发行《热血》。
《国耻纪念歌》 曰：“高丽国，琉球岛，台湾省，地不小，可恨啊，都被日寇侵占了……”
6月1日，团特支在南县城、华容城同时举行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声讨帝国主义者制造“青沪惨案”之罪行。
人们争相传阅《国耻五九》檄文：
这样一个五九，又凄然来临。难道中华民国的国耻，永久会存在未来的日历上，随着光阴的飞驰、时序的递更而来？
我在历年的五九节，不知做过了多少次的感慨，只希望五九节只此一遭，便永永与我相别！然而，又来了，五九又来了！这个可耻的五九又来了！我们不要讲过去的罢，以现在而论，在青岛的仇人所表现出来的一幕惨无人道的话剧，难道不比以前的五九更可耻？然而五九的耻尚未雪，五二八的耻又在我们的国耻史上加上了一个地位，加上了一个创巨痛深的地位了呀！但是推溯五二八国耻的来由，可以说便是受了五九的国耻之赐，不然，仇人会如此强横，会把我们的领土当做它们示威的地方么？唉，五九呀！不料你自己非但不能毁灭，反而造成了更巨大的一个创痕！
起来吧！认清我们的敌人，起来吧！
（注：1915年5月7日，日本最后通牒袁世凯，5月9日，袁世凯接受亡国的《二十一条》；1925年5月28日，日寇和北洋军阀联合镇压青岛日本纱厂罢工工人）
6月下旬，共产党中央局委员、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毛泽东徒步从韶山出发，经宁乡、安化后，来到益阳，考察农民运动和组织建立情况，专程到金家堤看望病中的欧阳泽，这位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毕业生、新民学会会员，与欧阳笛渔、欧阳泽叔侄就如何开展农运进行探讨。毛泽东听了汇报，连连称赞：“你们开了一个好头啊，要继续壮大下去。”可惜一年后，欧阳泽因病情恶化去世，时年30岁。
前年7月中旬，欧阳笛渔返回南县，入县立第一高等小学，与英文教员段德昌、国语教员李醉仙等人商议南县雪耻会之事，而在国民第一小学任教的喻文彬（1902－1932，喻文斌、俞文兵，后任红六军纵队参谋长、红九师参谋处长等职）早已到达。
喻文彬，出生于南洲厅治九都赤松亭一贫民之家，民国十三年毕业于长沙妙高峰中学后，回县任教；由其父喻世荣、其母黄元吉做主，与闵氏结婚，刚刚生下一儿，喻祥龙。
大家正谈得火热，女子职业学校学生、不满十七岁的沈湘云（1909－1930，沈湘芸、沉香芸，后为南县女界联合会会长）与同学刘淑云推门而入。
李醉仙指着一位卧蚕眉丹凤眼、双睛皎皎、两耳瑙瑙、鼻隆唇方、润面笑颔的青年人对两位女生道：“这位是刚从华容南山新华学校来我校的段裕后先生……”
“我知道，”刘淑云抢道，“他就是曾组织你们罢课示威，连英国传教士都惧怕的段德昌。洋人豪绅说你们是兴风作浪，百姓说你们是天降甘露，如今这南洲，谁个不晓，只是大英雄眼中，难有我们小女子。”
段德昌一瞅，只见荷花色的湖绉短衫把刘淑云蛋形脸庞映衬得像一朵晨光中才开的玫瑰花，发鬓垂在两耳边，整齐的前刘海下一双泉水般纯净的眼睛像闪亮的黑玉，红润的嘴唇恰似两片带露的花瓣，牙齿洁白，使得她的一张嘴一微笑便意味着一种清新单纯和勇毅。段德昌在心中不禁暗暗叫绝：“云妹的嘴是越来越厉害，今后不知哪位俊士受磨。”
早在 1918年5月7日，国耻纪念日，南县城师生示威游行，城郊“五德书屋”学生段德昌邀集一批学生进城加入游行大军，他高举小旗大呼：“誓死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福音堂洋牧师挤在窗口指指划划、嘻嘻哈哈，段德昌怒火万丈，振臂怒吼：“外国佬，滚出去！”叫同学们一起捡起石头砸过去，英国、意大利牧师被砸伤，洋人咒他是南洲小妖，并要治他的罪，其父连夜派人送他入长沙楚怡学校。
1921年秋，为了有人照料重病在床的父亲，段德昌和比自己大两岁的农家姑娘洪菊珍结婚。婚后，段德昌进中华圣公会长沙雅各中学继续学习，组织“追求学习会”。
他在给彭璜的一封信中写道：“我自幼……对于无钱无权无势的劳动者受欺压的痛苦境况，有很深地感受……但救国之道如何？真理在何处？我仍在蒙昧之中。之后，我天天到‘文化书社’去读书，读了一些我从未看到过的书刊，对于书中描绘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美妙远景，对于那种没有人剥削人、人压迫人、人人劳动、人人读书、平等自由的境界，觉得非常新鲜、美好，觉得这就是我奋斗的目标。用什么方法、走什么道路达到这个目标呢？为了进一步探讨，我成立了一个‘追求学习会’”。
1923年6月1日，在长沙小西门外金家码头发生日本水兵枪杀中国示威群众的“六·一惨案”。段德昌怒气填胸，参加抬尸游行、罢工、罢课、罢市和严查洋货，并日夜奔走于江边码头，查禁日货，不准日本人上岸，被人们誉为“南洲蛟龙”。
1923年秋，段德昌父亲段心铨病故。时，毛泽东、易礼容早年创办的文化书社蓬勃发展，段德昌告别怀孕的妻子和一岁多的女儿传智，赴文化书社宁乡县分社任推销协理。在任教于宁乡县立甲种师范讲习所的陈章甫、谢觉哉等人的启迪下，段德昌在宁乡组织了以学习传播马列主义为宗旨的青年学会。
1924年3月，洪菊珍生第二子，为了便于照顾家庭，易礼容派段德昌回南县筹建文化书社。时值传播新思想，段德昌为儿子取名为“传新”。其后，他同何坤在华容南山创办新华学校，任副校董兼英文教员，南县反帝运动声势浩大时，段德昌急不可耐，疾返南洲并联络喻文彬、李醉仙等准备成立雪耻会。
刘淑云瞥见段德昌胸脯横阔有万夫难敌之雄风，话语轩昂吐千丈凌云之豪气，心雄胆大怀四海济人之心机，心中暗道：不知哪位佳丽有幸终生伴此蛟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