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站用户
如今且说川军团长张轩麻子自江陵长江边于乱军之中劫得船只一艘，逃到江南荒滩，然后一路抢劫，逆流而上，进入松滋、枝江、宜都县境，这里为四十三军李燊占有，张轩投靠李燊，呼啸旧部至三四百人枪。
1927年7月中，武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训令通饬各军长官：务须于最短期间，对所属军队中的军事、政治要职共产党员进行核查，立即停止其职务，对一般共产党员，须严密查察其言行，禁止一切秘密会议，凡违反本党主义及政策者应予惩办。
鲁涤平在宜昌亦准备“清共”。
李燊遂委派代表刘衍生联络鲁涤平，准备对付唐生智。
之前，湘系谭延闿、桂系白崇禧分别与刘衍生联络，补充四十三军饷械，拉拢李燊一致倒唐。
李燊因唐生智先后杀害袁祖铭、彭汉章，抓捕王天培，瓦解黔军，极为愤恨；遂乘势占领石门、澧县等地。
张轩闻知，即请缨出击石首、监利。
李燊遂令雷明春团开赴公安，张轩团顺江而下，直扑石首城，欲报连败华容河之仇，猛追石首农民革命军，困其于江北杨波坦。
“我们这般被动下去，难以生存，不若主动出击，扰敌、疲敌，使其不战自溃。”中共石首县部委书记李良耀在党员会上分析。
王开富亦道：“川老鼠最易赶走，他们早已无心死守。”
农军人马当下分成王开富、屈阳春、吴先洲三路，不断袭扰川兵，果然，驻六百弓的沙流连川兵日夜遭袭，却又抓不到半个人影，人心惶惶，怨声载道，丢下几具尸体悄悄溜之大吉；其后，团防队亦辙回江南。
农军拖垮敌人封锁的消息很快传到江南，乡人皆以“打不烂、啃不动的牛皮筋”呼之，传入黄埔军校第四期政治科大队第二队毕业、参加北伐、南昌暴动被冲散后回乡的易在田耳鼓，大为兴奋，连夜北渡，找到石首农民革命军，从此，石首农军开始了正规军事训练。
8月下旬，中共江陵县委交通员徐开芝（1901—1932，后任中共鄂西区临时特别委员会交通员等职）觅至杨波坦传令：石首县委派员前去公安县城参加江陵区秋收暴动会议。
徐开芝，生于沙岗街一篾匠之家，曾私塾四年，后因生活窘迫辍学；去年春，由陈香波介绍加入共产党，以帐房先生为掩护，担任共产党沙岗支部、伍家湾支部与江陵县特别支部联络事宜，今年春赴武昌入省党部党务干部学校短期训练班学习，回江陵后，担任中共江陵县特别支部交通员。
李良耀与吴先洲由长江黑瓦屋码头乘小火轮溯阧湖堤，然后直奔公安县城南平。
中共江陵县委书记兼江陵区特别委员会负责人刘植五（1903—1929，刘尊美、刘克林）主持会议，宣讲《当前形势与任务》：“同学们，今年四月间，蒋介石在上海发端的反革命政策，如今在武汉政府领域之内继续发展而完成。三个月以前，武汉政府曾经宣布蒋介石是革命叛徒，现在呢？汪精卫、顾孟余等也学了蒋介石的榜样，解聘孙中山先生聘请的国民政府首席政治顾问鲍罗廷，来摧残工农运动。7月13日，汉口卫戍司令李品仙在汉口新市场公开杀害江岸铁路工会秘书、共青团江岸区委组织部长宋继武，自此以后，武汉三镇几乎每日均有共产党员被枪杀，汉口二区店员总工会工人纠察队长徐佑根、码头工会秘书关炳轩各同志先后被杀害。
“7月20日，湖北省政府被改组，新委员增加了叶琪、李品仙、刘佐龙等军人，叶琪兼军事厅长；接着，成立湖北特别委员会，孙科、潘云超、孔庚为委员，湖北省党部停止活动，以孔庚、孙科、郝绳祖、罗贡华、张国恩、潘云超、朱霁青、李汉俊、邓希禹为委员，组织湖北省党部改组委员会，清洗共产党。8月初，武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训令本省各县市党部自即日起停止活动，听候改组；次日，武汉国民党中央又训令各级党部，要全体动员镇压共产党，武汉卫戍司令部闻风而动，搜捕共产党员。接着，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通过《清查共产党员办法》：一、各级党部及国民政府各行政机关任职人员，须一律登记声明有无跨党，以凭考核，而定去留；二、著名CP分子，应由地方军警严重监视，如有反革命行为，应即拿办；三、有共产党嫌疑者，令其于三日内登报声明反对共产党或发表文字反对共产党；四、如有CP分子潜伏各级党部、各行政机关，既不退出，又不声明脱离共产党者，以反革命论。
“他们既然甘心做豪绅军阀的刽子手，既然甘心做屠杀千万民众的杀人犯，那么，共产党当然不能和他们分负这种责任。我党中央委员会发表时局宣言，谴责武汉国民党中央的反动罪行，申明决定撤回参加武汉国民政府之共产党员。谭平山、苏兆征在报纸上公布辞职书。
“可是，在此期间，我们党实际上是跟着国民党的小资产阶级领袖，尽力地在那里反对农民运动中的‘过火’。党的指导机关的方针，客观上是反对土地革命的方针，六月一日中央宣传部通告说，‘我们应当记着，我们党对于农民的政策是坚决地实行制止反对小地主、革命军人、小资产阶级的过火行动’。六月十四日的通告又说，‘放任农民无组织的自由行动来解决土地问题，已经引起无数的过火行为，这种情形必须纠正’，这表明我党的指导执行了很深的机会主义的错误方针。”
会场十分严静神圣，每位代表屏息潜听。
“我们党公开承认并纠正错误，不含混、不隐瞒，这并不是示弱，而正是证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力量。所以，7月12日，依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电令，在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主持下，中央在汉口召开临时政治局会议，派独秀总书记赴莫斯科商定此后之总政策，未让他参加会议。陈独秀不服从这一决定，向中央提出辞职，他的理由是‘国际一面要我们执行自己的政策，一面又不许我们退出国民党，实在没有出路，我实在不能继续工作’。会议推选苏兆征、向忠发、瞿秋白、罗亦农、顾顺章、王荷波、李维汉、澎湃、任弼时九人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邓中夏、周恩来、毛泽东、彭公达、李立三、张太雷、张国焘七人为候补委员，由张国焘、李维汉、周恩来、李立三、张太雷组成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代行中央政治局职权。
“苏联共产党中央政治局给我党中央紧急指示：中国共产党必须示威性退出国民政府，但不退出国民党。据此，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发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政局宣言》，决定撤回参加国民政府的共产党员，号召国民党党员、群众及一般民众起来，与共产党一道，反对背叛革命的国民党中央及其政府。”
全场爆发热烈掌声，打断刘植五讲话。
“同学们，7月20日，《中央通告农字第九号——目前农民运动总策略》明确告诉我们，‘近年农民运动的进展，已表明中国革命进到一个新阶段——土地革命的阶段’，我们党的责任是积聚一切革命势力，建设农民的革命民权，开展土地革命。7月24日，《中央对于武汉反动时局之通告》指出，唐生智军队的反动与二、六军右倾，及冯玉祥的公开背叛武汉，于是完全屈服于反动势力——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封建军阀、豪绅地主等。最近受反动军队之要挟，国民党中央居然于7月15日开常务委员会，决定解决共产党问题；国民党中央除孙夫人及于右任、彭泽民、陈友仁、邓演达等数人外，余均实行反动，宁愿做军阀的秘书，不愿做革命的群众领袖。武汉中央政府已完全反动，武汉不再为革命中心而为反革命中心。故我们应攻击其反动行为，披露其虚伪。”
刘植五，出生于湖北咸宁县东区双溪桥清塘刘一殷实之家。其父刘应铜在白沙桥开杂货铺，家有农田五百多亩。刘植五幼读私塾后，于1922年考入湖北省立甲等商业学校，与同乡陈家谟、王辅先、刘秉彝等同学，探讨国事。在湖北省立甲种工业学校读书的共产党员聂洪钧常到其学校相聚，开展争民主、争自由的斗争，刘植五成为学生会主要领导成员，秘密加入共产党。去年夏，刘植五回县，与聂洪钧等人建立共产党咸宁特别支部与国民党县党部，策应北伐军。12月，刘植五担任共产党咸宁县部委书记、咸宁县农协执行委员，其后，兼任县总工会执行委员等职，今年8月中旬来江陵，主持全区工作。
同时,共青团湖北省委派遣建始县籍共产党员徐海如返回沙市，建立共青团江陵县委。
“同学们，临时中央常务委员连续召开会议，决定武装反对国民党反动派。周恩来兄对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作了深入分析，李立三、邓中夏等人在九江举行会议研究后，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通过在张发奎的第二方面军中发动军事暴动的决议和计划。7月25日，正式组建以周恩来为书记，李立三、恽代英、彭湃为委员的中央前敌委员会，聂荣臻、颜昌颐、贺昌组成前敌军事委员会，负责领导武装暴动。8月1日，贺龙第二十军、第十一军叶挺与朱德军官教育团等部在南昌暴动，掀开由我党领导的土地革命大幕，开始了我们党与新的反革命势力作斗争的责任……”
“贺胡子暴动啦！”“贺胡子举义啦！” 公安县庞大的代表团突然欢呼，再次打断刘植五讲话，接着江陵的李圣文、李炼青、周保芝等代表亦不停呼叫。
公安县代表团人数最多，除县委张献三、覃济川、刘煊外，区委书记李金生、易良钧，农民自卫团正、副团长樊学赐、杨荣祥，八位大队长沈树茂、周之珍、邹资生、徐楚风、陕传科、周海波、蒋西根、万复筹，暗杀队副队长闵正南，县农民协会李经品，八个区协会负责人熊子华、欧传浩、司马全、周荣岐、陈华阶、龚汉清、董光远、田敬之，共青团县委易汉法等人出席会议。
刘植五、公安县委书记张献三起初不知所以，不知道贺胡子是谁。张献三（1897—？张宪三、张光廷，后为中共鄂西特委委员等）出生于鄂北光化县一小商之家，1925年在南京河海工科大学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去年在武昌加入共产党，9月充任国民党武昌市党部常务委员、组织部长，今年6月担任共产党武昌震环纱厂支部书记。
“各位，8月3日，《中央关于湘鄂粤赣四省农民秋收暴动大纲》指出，我党过去对农民革命有一错误政策，就是抑制农民，保护小地主利益的政策；五次大会后，对于国民党种种限制农民革命的训令不加反抗，反在实际上指令下级党部执行国民党之反动训令。对小地主不可免的打击，所谓‘幼稚’‘过火’的现象不足害怕，而应当积极地去领导的。明白了这个，才能不自陷于矛盾的狭巷中，而可以勇往直前地领导秋收的暴动。在国民政府领土内今年秋收时，积极做广大的减租抗租运动，以鼓励农民悉起夺取乡村政权，实行没收大地主的土地。向土豪劣绅反攻，残忍地推翻其乡村政权而建立农会政权。”
刘植五继续传达中央暴动计划又被全场热烈的掌声打断，那吴先洲等人情不自禁喊道：“早该让我们勇往直前地去领导暴动!”引起全场共鸣，刘植五手势压了一压，等会场安静后，遂继续传达“暴动的战略”：
一、以农会为中心，号召一切接近农民的社会力量，如土匪、会党，于其周围，实行暴动，宣布农会为当地的政府。
除夺取乡村政权之外，于可能的范围应夺取县政权，联合城市工人、贫民、小商人组织革命委员会，使成为当地的革命中心，对各地的暴动及革命的政权尽可能的联络，向反革命势力进攻。
二、由农会通告，对祠堂，庙宇，一切公地及五十亩以上之大地主一律抗租不缴，对五十亩以下之地主实行减租，其租率由农民协会规定，以佃七、东三为大致的标准。
三、夺取一切政权于农民协会，歼灭土豪劣绅及一切反革命派，并没收其财产。
四、实行对反动政府拒绝交纳任何税捐，并实行对于反革命势力的经济封锁，如阻禁拒卖军米等。
五、自耕农土地不没收，自耕农及已取得大地主田地之佃农应对其革命政权（农会）交纳田税，税额由农民协会决定之。
六、农民协会组织土地委员会决定土地之分配。
公安县原党部朱联元、覃九峰、涂美中等共产党员闻讯，列席大会，与县委秘书李世英、邱宏锡一道，向与会代表们下发8月3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通过的《总同盟政治罢工后湖北党的策略·关于农民秋收暴动》：“至于乡村中的工作，党为领导农民响应武汉的工人及革命的南昌的军事暴动，必须派大批同志至乡村中工作，执行下列各项任务，同时即是土地革命的开始：一、抗捐抗税；二、断绝武汉政府粮食的接济；三、极端破坏乡村经济；四、杀戮土豪劣绅，消灭他们的政权，发展广大的农民运动；五、武装农民，并集中农民武装于某几区域，即开始流寇式的革命；六、破坏湘鄂赣交通；七、联络会匪；八、提倡农民协会政权。为执行上列责任，暂以鄂南、鄂东、鄂西北、襄东一带，武汉近郊为最重要区。”
“今年7月间，江西省委书记罗亦农调任湖北省委，接替张天雷担任书记，接着，中央派任旭、陈乔年、郑超麟、华林诸兄，加强省委力量，恢复党员的数量，发动全省秋收暴动。8月4日，中央批准省委制定的《湖北省农民秋收暴动计划》，落实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秋收暴动精神。为加强对暴动的领导，省委划全省为武阳夏（武汉）、鄂东、鄂南、京汉路、襄枣（鄂北）、鄂中、鄂西七个暴动区域，各区成立特别委员会，除武汉外，其余六区由省委指派的吴致民、符向一、郭树勋、张学武、唐方九、曹壮父负责特委工作。”
刘植五传达湖北省委指示，抬头扫视全场凝神聆听的近百代表，又看了看笔记，继续发言：“同学们，8月7日，临时中央政治局在汉口俄租界由瞿秋白、李维汉主持，召开紧急会议，中央委员张太雷、任弼时、邓中夏、苏兆征、陈乔年、罗亦农、蔡和森、顾顺章，候补委员毛泽东、陆沉、李震瀛，中央监察委员杨匏安、王荷波，共青团代表李子芬、陆定一、杨善南，湖北省委代表郑超麟，湖南省委代表彭公达，中央军委代表王一飞，中央秘书邓小平等二十二人与会，共产国际代表罗米那兹（罗明纳兹）等同志也参加了会议。
“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党党员书》，告诉我们，现在的情势是反革命派屠杀工农群众，压迫群众运动，捣乱工农团体，只有广大的劳动群众积极起来反抗，实行革命的斗争，才能扑灭反革命。土地革命是中国革命新阶段的主要的社会经济的内容。现时主要的是用‘平民式’的革命手段解决土地问题，而共产党则应做这一运动的领袖。”
根据共产国际电令，八七紧急会议改选临时中央政治局：苏兆征、向忠发、瞿秋白、罗亦农、顾顺章、王荷波、李维汉、彭湃、任弼时九人为正式委员，邓中夏、周恩来、毛泽东、彭公达、张太雷、张国焘，李立三七人为候补委员；选举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为政治局常务委员，瞿秋白主持政治局，设立北方局和南方局。
“瞿秋白是谁？不会又要我们交出武器吧？”吴先洲疑问。
张献三回答：“秋白兄在我党成立前，就加入了俄国共产党，武汉五大期间，体弱多病、书生意气的瞿秋白将早就准备好的小册子《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放在每个代表座位上，列举1923年至1927年中央右倾错误十七例，矛头直指独秀总书记，瞿秋白是最积极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
被武汉国民政府解聘的鲍罗廷和瞿秋白一番冷静探讨之后，认为：中国国民革命业已失败，责任问题要所有交代；但是，中国共产党所做的一切，事实上遵照共产国际的指示进行，却不能让共产国际来承担失败之责；否则，莫斯科威信丧失，会影响整个世界革命，进而助长托洛茨基派攻击斯大林的气焰，也会使中共党员对共产国际的领导失去信任；因此，国民革命失败之责只有中共中央局出来承担；然而，如果由中央政治局全体来担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会破产，为了稳定中共中央局的领导，应站在拥护共产国际的立场上，只反对陈独秀右倾投降。
7月23日，新一任共产国际代表、二十九岁的罗米那兹抵达武汉，按照共产国际的要求开始改组中共中央政治局，能不折不扣地贯彻落实共产国际指示的瞿秋白进入罗米那兹眼帘。与共产国际矛盾颇深的陈独秀总是批评“莫斯科不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而莫斯科则指责陈独秀的中共中央局“你们实际上是不执行共产国际的决定”，陈独秀自然遭受共产国际的坚决铲除。
在八七会议上，罗米那兹、瞿秋白毫不手软地对未邀请与会的陈独秀进行“绝无畏惧的披露”：“中央的投降政策到了如何的地方？”将在共产国际与中国实际之间左右为难的陈独秀的“错误”定性为“右倾投降”，指责与陈独秀一道创建广东共产党小组、时任武汉国民政府农政部长的谭平山“除批评他是可耻的外，没有别的话说”，并以《告全党党员书》通告全党。
系统、鲜明、犀利地批判陈独秀错误的瞿秋白在罗米那兹的支持下，得以出任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主席，成为中共中央最高领导人，又在共产国际指令下，领导共产党开始了左倾盲动的秋收暴动。
“诸位，至于上交武器问题，为避免长沙马日流血事变重演，不给唐生智、何键、李品仙以借口，湖北全省总工会呈报国民政府军委会，自动将纠察队全体解散，将枪弹交存汉口卫戍事宜办公处，这也是中央政治局的决议。”刘植五耐心解释，“但是，以邓演达、谭平山、毛泽东、谭延闿、陆沉同志为常务委员的中华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行委员会，为反抗土豪劣绅之武装袭击曾发布《全国农协最近之训令》指出，在此种严重情形之下，各级农民协会极应一致请求国民政府，明令保护工农组织及工人纠察队、农民自卫军，并惩办一切屠杀工农、扰乱后方之反动派，使工会、农会、共产党等革命组织，享有完全自由，团结革命势力，实行讨伐蒋介石……”
刘植五翻开一本小册子，继续道：“由谭平山、毛泽东、陆沉、周以栗、蔡以忱、瞿秋白、任旭、陈独秀、罗绮园、阮啸仙组成的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在第五次大会前，对于农民自卫军武装问题曾决议，各省应一致努力建设农民武装，组织农民自卫军；武器种类除枪外，应使每一个农民协会会员都置备鸟枪、梭镖、大刀、木棍等武器一件。《中央通告农字第五号》指出，解除土豪乡绅的武装，使农民夺取其武装，组织并巩固农民的武装势力——农民自卫军，当乡村自治政权稳固后农民自卫军当为唯一的乡村中政府军队。《中央通告农字第八号》又指示，农民协会应当集中乡村武装夺取地主阶级的武装，并应在每个反军阀的战争中利用各种时机号召农民参加战斗，夺取敌军的武装，使农民自卫军成为乡村中革命武装。进入七月份，《中央通告农字第九号》，指出目前农民运动总策略，用种种方法夺取地主阶级和一切反革命派的武装，武装农民，农民武装现时没有以‘农民自卫军’‘农军’这类名义公开存在的可能，就以合法的名义存在，如‘挨户团’‘保卫团’‘联庄会’之类，还可以‘上山’……”
南平会场，李良耀、吴先洲一班代表聚精会神，生怕漏掉一个字。
刘植五扫视会场，继续道：“我省暴动原来规定襄枣区为全省暴动的中心，但因情况变化，8月10日，省委改以鄂南区为中心，鄂中、鄂西等区予以配合。同时，省委先后派员分赴各县指导秋收暴动准备：袁传鉴赴潜江，周云铎赴钟祥，徐杰赴天门，邓赤中回沔阳，熊传藻回新堤，胡孟平赴荆门，张献三来公安，我来江陵……发动鄂中、鄂西暴动。最近，省委因江陵、公安、石首与鄂南有密切关系，而鄂中区又不能兼顾，乃决定划出鄂中之江陵、石首、公安、荆门四县及鄂西区之当阳、松滋、枝江三县，成立江陵区。
“同学们，共产党现时最主要的任务是有系统地、有计划地、尽可能地在广大区域中准备农民的总暴动，利用今年秋收时期农村中阶级斗争剧烈的关键。CP及CY应当在极短期间，调最积极的、坚强的、革命性稳定的、有斗争经验的同学尽量分配到各主要的县区，做农民暴动的组织者。我们江陵区要成为表率,决定公安、江陵为我区暴动中心……”
江陵区南平会议一结束，李良耀、吴先洲两人马不停蹄，连夜赶回石首，在小河口董家台召开党员大会，贯彻中央、省委暴动指示。
李良耀首先传达南平会议精神后，引导大家学习中央紧急会议通过的《最近农民斗争的议决案》“农民暴动的口号”：
一、乡村政权属于农民协会；二、肃清土豪乡绅与一切反革命分子，没收他们的财产；三、没收重利盘剥者财产，用以改良农村中贫民的生活；四、没收大地主及中地主的土地，分这些土地给佃农及无地的农民；五、没收一切所谓公产的祠族庙宇等土地，分给无地的农民；六、对于小田主则减租，租金率由农民协会规定之；七、由农民协会取消重利剥盘者的债务、苛刻的租约与苛约；八、解除民团团防等类的武装与其他地主的军队，而武装农民；九、改良雇农生活及其劳动条件，工资待遇等等；十、对于乡村一般失业贫民，革命政权当尽可能地筹措基金救济之，并与以工作，如协作社等类办法；十一、对于一切新旧军阀政府的税捐实行抗纳，并实行抗租。
接着，党员会议决定：
一、改组县部委为中共石首县委员会，推李良耀任书记，冯世华任组织部长，李恒久为军事部长，屈阳春、吴先洲、郑家谨等为委员；二、重建石首县农民革命军，吴先洲为总指挥，易在田担任教官；三、号召全县党、团员转入农村，组织武装斗争，普遍杀戮土豪劣绅，没收土豪劣绅财产及一切土地，准备乡村间极普遍大暴动，在暴动中发展农民武装，建立农民协会政权；四、石首秋收暴动首先从塔市驿开始，以塔市驿暴动的胜利带动全县的秋暴斗争，以配合公安、江陵两县暴动……
最后，李良耀鼓舞大家：“同学们，中央告诫我们，在严重的环境之下，又是革命危机的时候，我们要整顿改编自己的队伍，纠正过去严重的错误，而找着新的道路。我们要深信CP必定有充分的力量以坚决的革命性渡过这个变革的关键。我们号召全体同学，积极地来帮助CP做这件事。我深信同学们奋斗的坚决性及对于革命的忠实，必能使我们战胜一切困难，而坚决地使本党走上正确的道路。我们的党在共产国际指导之下，必定得到最后的胜利。”
会后，李良耀、屈阳春、冯世华、李恒久、王开富等人分赴新厂、毕家铺、小河口、桃花山、庄家铺等地，准备秋收暴动。
1927年9月初，公安县委交通员孟伯平东入石首县委驻地——江北董家台传令：鄂西区特别委员会公安扩大会议。
李良耀与屈阳春、冯世华、吴先洲、王开富再次前往公安县城，会场黑压压一片，与会代表三百余人。
中共湖北省委农民运动委员会主任（农民部部长）任旭（任日暑、任曙、任昭明，后为“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上海临时委员会”书记）用浓浓的四川南充口音主持会议：“同学们，8月17日，由国民党右派分子组成的湖北省农协改组委员会通电就职，并下令停止各级农协活动。8月29日，中央常委会通过了《两湖暴动计划决议案》，声明‘本党当前唯一重要责任，就是坚决地实行土地革命，领导两湖的工农群众实行暴动，推翻武汉政府与唐生智的政权，建立真正的平民革命政权，如此才能保障革命猛烈的继续进展’。中央批评我们两湖的暴动尚未开始，在时间上已经是失败，这是犹豫不决与不相信农民的群众力量的结果，如此便要丧失革命。
“因据刘植五兄报告，江陵全县农民约三十余万，自耕农占百分之七十。该县驻军约为二军第五师计一军一小部，约三四百人，暂编十五军一小部，约四五百人，二军对民众团体的态度是：不左倾便不过问。公安、石首的农民很勇敢，在民校左派同志领导之下，杨森东下，农民曾与之作战数次，两县农民虽受牺牲，但杨军亦不敢入境。两县枪支，共约六百支，在县民校指导之下，系人民自卫团的名义。
“依据《两湖暴动计划决议案》，省委因鄂南暴动已将发动，鄂西区环境可作响应，乃决定将江陵区合并于鄂西区，以江陵区之特委为鄂西区特委，由张计储、张善孚、曹壮父组织特别委员会，驻江陵沙市；同时，成立鄂西区革命委员会，以特委三人及李炼青、李圣文、李超然及二军张炯同志组织之，以曹壮父任总司令，李超然任总指挥，首先在公安、江陵、当阳开始暴动。
“省委乃派弟前来。昨日，弟到沙市时，植五兄报告，当阳群众三四万人，江陵有农民万余人，公安有农民二三万人，及枪三百余支，在我们领导之下，能受我们指挥，乃与江陵区特委同志，决定在十二三号开始暴动，以影响鄂南暴动，完成湖南暴动。”
接着，中共鄂西区特委书记张计储（1902—1928，张继储、张继渠、张继枢、张继仙、张传清）演讲：“同学们，两区合并后，共计江陵、石首、公安、荆门、当阳、松滋、枝江、远安、宜昌、宜都、长阳、五峰、秭归、巴东、兴山、建始、鹤峰、恩施、宣恩、利川、咸丰、来凤二十二县及沙市、宜昌两市。依据中央《两湖暴动计划决议案》，鄂西区以江陵、公安、石首、荆门、当阳、宜昌、宜都、松滋八县为暴动区。九月十号，鄂南中秋开始之日，鄂中、鄂西即须大暴动，与鄂南联络，创成一独立局面，威吓武汉，或从鄂南攻岳州，威吓长沙。
“同学们，武装暴动不是儿戏，乃是最激烈的内战，是革命的艺术的具体表现；暴动须精确的计划我们的力量和敌人的力量，我们是以少许胜人多许，并乘隙袭击；暴动应丝毫不迟疑的，以最敏捷迅速的手段出之；暴动开始前，即须杀戮土豪劣绅，以鼓动群众的奋勇，并没收其财产，作暴动时之经济；暴动以一开始，即须竭全力以取得第一次的胜利，以提高群众的情绪，尤宜于每次胜利后，作广大的宣传；在暴动中，绝对服从党的指挥；应杀尽反动官吏、土豪劣绅，并没收其财产；应无限地扩大农民革命军的数量。”
张计储，出生于湖北蒲圻县西北的白驹团，后举家迁居县西南新店，开铁铺。张计储在王协五塾馆启蒙，于1920年考入湖北省立外语专门学校专修班学习，并从俄籍教师处开始了解苏俄十月革命，接触马列主义；1923年春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年底转为共产党员，担任青年团武昌地方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委员、委员长。1924年秋，张计储赴苏联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学习，去年回国后，担任国民党汉口市特别党部宣传部长兼共产党湖北地委工委书记。
为支援北伐军进攻武汉，张计储又兼任汉阳兵工厂罢工委员会秘书,带领武汉码头工人敢死队偷袭北军，协助南军顺利地攻克汉阳。11月，张计储担任武汉码头总工会委员长，于今年初领导工人反英示威游行、收回英租界。4月，张计储担任湖北省失业工人救济局局长，使十四万失业工人每人能领到三角钱生活费。8月底，省委派遣张计储为江陵区特委委员，并负指挥江陵区之全责。
张计储一到江陵，即与江陵县委刘植五、王典章以及共青团县委徐海如等人核实情况，在荆州城西门城南角之关帝庙，秘密召开江陵县暴动动员会议。
川军杨森再次侵犯时隐蔽的共产党员们，原江陵特别支部李炼青与侯蔚文、县农协会筹委会委员长李圣文、县总工会筹备委员会刘赤声、县工人运动讲习所教员刘长林、黄彩剅支部马子厚、马金枝支部陈新标、侯家垴支部侯庆堂，江南虎汛区农协会周保芝与皮瑞麟等人；省委遣回的陈香波、彭之玉以及充实江陵区领导力量的胡竹铭、陈绪桂；由县委交通员徐开芝、杨宸英、白正英寻知，纷纷与会。
会议决定在革命基本力量受损较小区域恢复组织：刘长林赴北乡川心店、菱角湖；侯蔚文回东乡，筹组龙湾区委；陈香波与彭之玉筹备郝分区委；李炼青在荆沙一带，负责南乡工作；王典章负责沙东岑河口，筹建区委；江南西乡由李圣文、周保芝负责，筹建虎汛区委，策应暴动。
刘赤声与妻子陶元柏负责特委联络。
张计储认为，自总工会委员长向克诚被通缉外逃后，江陵工人组织实际已经瘫痪，遂由李炼青、陈绪桂负责，召集荆沙一带失散骨干，筹建工人革命军；而农民自卫力量不仅轶散，而且消沉，需要重新洗牌，遂指派陈香波、彭之玉组建江陵县农民自卫军。
继而，张计储、刘植五、胡竹铭随李圣文、周保芝、皮瑞麟南渡荆江，进入弥陀寺，召集大兴寺支部沈来夫、卢西贵、彭文钦、王子英等人探讨与公安联合暴动方案。
自卞家掌门人卞伯涛被斩首之后，其父卞蒲斋重组百余人的保商团，由王宜清继任团总，以保护“卞、谭、邓”三大家商号的利益。
周保芝道：“这三家一贯欺行霸市，巧取豪夺，卞家更甚，地租剥削奇重，每亩比一般地主多收两斗租课；家设“黄桶牢”，专门对付佃农。卞家佃农看到公安县农民运动热火朝天，也组织起来抗租，十余抗租佃民在集会时，被卞蒲斋保商团殴打致残、甚至死亡。”
胡竹铭愤怒：“我们的暴动就拿卞蒲斋开刀，铲平弥陀寺‘卞半天’……”
“我们曾向公安农民自卫团求援，打算消灭保商团，那王宜清则钻进沙市，送银元给红帮三爷郑华堂，寻求保护，那郑华堂被刘佐龙十五军收编为别动队。”周保芝介绍。
张计储忧虑：“看来，我们暴动，也得有军队支持，方能成功。”
这时，省委负责鄂西的常务委员任旭偕武汉车工总工会原委员长张善孚抵达江陵沙市。
张善孚于1925年冬担任共青团汉阳特支书记，去年春负责武汉经济争斗委员会。8月，湖北全省总工会特派张善孚到黄石，筹备港窑湖总工会，10月，李兆龙奉命调黄石，接替张善孚继续筹建港窑湖总工会；张善孚就任共青团武昌区执行委员会书记。今年初，张善孚主持成立武汉车工总工会。
任旭在弥陀寺听取汇报后，断然道：“就将弥陀寺作为鄂西区江南秋暴点。”
任旭偕张计储、刘植五、胡竹铭、张善孚、李圣文众人，南入公安县委驻地——南平，与县委张献三、覃济川、刘煊等人商谈暴动事宜。
“我们公安八个区协会均健全，农民自卫团八个区大队随时可以出战，我们的正、副团长樊学赐、杨荣祥两人富有剿匪经验，可以信赖。” 覃济川非常兴奋。
刘煊兼任一区区委书记：“我们公安县委现在有五个区委，组织健全，随时可以动员。”
但是，张献三提出不同意见：“公安先后遭受川军夏天明、黔军雷明春团入侵，各区趁机成立清乡委员会，捕杀农友，刘祖丰反水，好多村乡协会、党的支部都垮了，没垮的也多为土劣所掌握，各区自卫大队成分也发生了变化，白色恐怖严重啊!，这些因素不得不考虑考虑吧？”
5月中，川军南路杨春芳师前锋夏天明团进占公安。
外逃豪绅邹仲平、谢博民、姬兆远、李大贵、吴克章等人相继回县，恢复各区团防，成立“清乡委员会”，捕捉农友林池安等一批革命者，以铁烧红烙死。
谢博民任七区团总，与区长邱在中在夏团之车子南排配合下，由土地财物被农协会没收的土豪唐纪常引路，在麻豪口、涂郭巷到处抓人，将仁和垸农协会委员邹寿祜等人枪杀于阧湖堤。
江陵南五洲土豪胡伦青、胡从慨和保董危中元趁势捕捉搭巴洲农协会委员长刘云洲与刘应品、刘寿全、刘寿贵、刘寿先等委员，扑空后，将邻居张梅新和正在耙田的朱守凡抓住，逼问刘氏去向。张、朱二人不吐一字，被清乡队活活打。
六区汪朗如、吴克章、刘文清清乡队将吴达河工会委员长袁策高、副委员长田德仁等人杀害后，暴尸虎渡河滩。
共产党公安县支部覃济川、刘煊、邱宏锡、涂美中，国民党县党部朱联元、李世英、徐华钧、覃九峰、罗生安等共产党人立即组织各区农民自卫队撤离县境，隐入安乡、澧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