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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话说，有了标准，做事就有尺度。鲁迅的尺度唤醒了无数中国人沉睡的灵魂，周总理的尺度树立了党员干部为人民服务的榜样，普通人的尺度闪耀着人性的光芒与色彩。回到大顶子山这场家宴，杨盼生向着儿子又不能明说，只能说了句暗里向着儿子的和落话。
李问天从幸福宠儿到孤儿到红孩儿到现在党的高级领导，对杨氏父子的一唱一和看得清清楚楚。从根上说，义兄杨盼生散尽万官家财参加革命，虽说在新中国公私联营中保住了一份金钱，但那也是他杨家应得该得的钱财，没有占党和人民一分钱的便宜。即便当时他李问天曾经想不开，到今天也从没有影响他们之间感情。李问天不明白的是：从荆轲刺秦到候清肠逃亡，金钱都一直成为成事败事过程的双刃剑。不是李问天想不明白，可能很多满腹经纶的学者专家也想不明白：若干年后，在资本和欲望控制下，逆袭是普通人在辉煌时代最难攀登的高峰；历史无数次演绎，这种情况出现上动国本，下乱民心，专家赤裸裸缺少“专”，专家赤裸裸变成了“砖佳”。如果李问天老一辈革命先驱看到他们流血牺牲换来这番景象，他们可能宁可沁死也不撒手人寰。
妻子关慧薇不同意丈夫的观点：“你说的片面，大顶子山矿务局是这片土地的希望和未来，矿务局不能缺少任何一个能人，少一个苏元乾就少一个能人。不能因为儿子当县委书记，我们就舍本求末。这让兄弟很为难！”看了一眼李问天接着说：“本是矿务局，末是铜锣县。咱们都不能糊涂！”
杨盼生本想发火，碍于真理没敢碰硬：“兄弟不是糊涂人，儿子也不是笨蛋。如果儿子不赶紧做出成绩，那怎么接兄弟的班儿。儿子正是人高处走啊！”
“兄嫂说话有道理，小祥子想法也没错。感情再深，我也不能拿党和国家利益做交换。”李问天斩钉截铁。
从这一番对话可以看出，无论哪行哪业都是根正苗正，正应了“老鼠的孩子会打洞”那句话。杨盼生能看透时势也能付诸行动，却没有共产党人坚定的信念，永远把商人与生具有的定式思维放在首位。他与李问天最大的距离与隔阂就是这个，即便他们践行当年金兰结拜感情笃实，也无法跨越和修复这样的距离与隔阂。现实生活中，我们随处可见这样事实。用今天的话说，三观不同不能强求。
歇口气，李问天冲着杨盼生说：“十年动乱结束后，我们国家面临着三条路：一条是老路，一条是邪路，一条是新路。现在我们选择了既不同于苏联模式又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这是党和国家幸运，也是全国人民的幸运。到目前为止，为了煤炭运输，国家完成了五万多公里的铁路建设。盼生大哥，我们这代人即将老去，我们的使命远远没有结束。我们不能把历史的欠债留给小祥子一代，更不能留给再下一代！”
他们老哥俩相比，杨盼生文武双全，审时定势，才情能力，都强于李问天；他们唯一的差别，杨盼生没有李问天的理想信念坚定。只此一点，李问天永远走在时代前列，在任何地方都是一号领导者，他杨盼生永远望尘莫及。
杨正祥看到李问天态度坚决，就不再自找没趣，马上转移话题：“李叔，中央八字方针还能管多久，是否像以阶级斗争为纲那么坚决和长久？今年年底全国能否实现原煤生产5.3亿吨的目标？”
“孩子啊，国家积重难返，而且五五计划目标过高。所以才有七九·四“八字方针”出台。就拿大顶子山来说，今年年底能消化完吗？没有五五计划的放卫星，能让基建队今天这么难的处境？所以说，人不是谁教和培养的，都是在滚滚洪流中磨练出来的。从国家到个人皆同一理。”杨正祥听着李问天沉重的解答，心中一阵阵泛起难言的涟漪，一时无所适从。其实，李问天这一番话还有一层深意，就是告诉杨氏父子人教人永远教不会，事儿教人一次就解决问题。这是老祖宗留下来的惊人智慧！杨正祥没有理解到这一步，杨盼生一听就明白，立刻心领神会。
从这一刻起，李问天这顿饭吃的不香不臭，没有了刚开始的热情与心情。李问天是什么人呢？那是在腥风血雨的大风大浪里闯过来的，那真是脑袋别裤腰带上。他话锋马上一转：“嫂子，现在全局物资管理出现了大问题。你是参加过东煤材训班的，给我说说这块怎么办。”
四八年底，大顶子山矿务局成立，关慧薇作为第一任总会计师，负责全局财务、物资、后勤工作，第一批参加了东煤材训，主持举办了大顶子山矿务局材训班。文革前，万景富为了实现自己的野心，把杨盼生夫妻分别送到煤炭工业部干校和吉林省煤管局蛟河分校学习，说白了就是搬走两块绊脚石，削掉李问天的左膀右臂。杨正祥虽然知道但了解的不详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国由“乱”到“治”，他们夫妻因为公私联营隐瞒部分财产，组织同意恢复文革前矿工身份，不恢复文革前职务及待遇。李问天向省里呼吁多次，认为杨氏夫妻提前离职是极大的损失。可是，人微言轻不起作用。要不是王一知出面，杨正祥也差点因此遭殃。
对那段历史了解的人都知道，1954年政务院通过《公私合营工业企业暂行条例》。条例规定：对资本主义企业实行公私合营，应当根据国家的需要、企业改造的可能和资本家的自愿；社会主义成分居领导地位，私人股份的合法权益受到保护，其盈余在依法缴纳所得税后的余额，应当就企业公积金、企业奖励金和股东股息红利三个方面，加以合理分配。股东的股息红利，加上董事、经理和厂长等人的酬劳金，可占全年盈余总额的25%左右。
1956年国家对公私合营企业私股的赎买改为定息制度，统一规定年息五厘。生产资料由国家统一调配使用，资本家除定息外，不再以资本家身份行使职权，并在劳动中逐步改造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1966年公私合营企业最后转变为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国家在私营企业中增加公股，派驻干部作为公方代表，负责企业的经营管理。党和国家采取这样的政策，实在迫于新中国“一穷二白”的现实。因为新中国成立之初，面临十分严峻的政治经济形势。外有帝国主义阵营的仇视、孤立，封锁与包围；内有国民党残余军队和特务土匪的威胁与破坏；社会主义新民主主义改造，亟需全面拯救处于全面崩溃的国民经济，让全国人民快速恢复正常生活。
按照党和国家部署，全国迅速掀起了破除政权威胁、改造民族工商业、拯救国民经济的三大运动。然而，大顶子山在这个大背景下，对杨盼生爱国主义投资行为成了焦点。杨盼生拿出万贯家财使大顶子山恢复生产，与国家改造民族工业性质不同，无法界定杨盼生是无私奉献还是公私合营。作为一方组织最高领导，李问天一时耗子吃药麻了爪。为什么这么说呢？当初，他按照投资回报的方式劝义兄投钱的；现在，即便按照公私合营作法，义兄得到的回报九牛一毛；何况，省里认定杨盼生是革命行为，是把资产无私奉献给了党和国家。左思右想，李问天向省工业委员会据理力争，把自己与杨盼生合作过程详细叙述了一遍，并强调：“我是大顶子山党组织负责人，我说话不算数不等于党说话不算数吗？”
华明远赶紧捂住他的嘴儿：“我的红孩子，你说什么呢？”向四外瞅了瞅，他才低声说：“文田同志，你不要信口开河。我们党怎么能说话不算数呢。因为现在国家一穷二白是事实，所以每个人都应该一切为国家的想法。再说了，那些资本家的钱都是劳苦大众的血汗，怎么就不能捐给国家！”
“人家杨盼生没有剥削老百姓。来大顶子山以前，公买公卖，急公好义，冬舍棉夏舍单，从不欺负人。这样，杨家两代人的血汗都打水漂儿啦！”李问天急赤白脸地申诉。
华明远再一次语重心长地说：“问田局长，你我都清楚杨盼生的过往。如果不是你从中解围，那他杨盼生一家早就人财两空。候清肠已经让他下了大狱，张着血盆大口等着吞掉他的万贯家财。后来是你找到王一知同志，动用党的地下组织力量救了他，保住了他的万贯家财。从这一角度看，他的万贯家财早已经不是他的了，而是我们党从国民党特务中夺过来的。文田，你说是不是这个理儿！唉，为了你李问天公道正义，为了你们兄弟情义，大顶子山暂不做任何定性。”
就这样，杨盼生对大顶子山的投资定性搁置下来。但是，杨盼生看惯了国民党政府及官员的手段，心中产生了历朝历代都一样的念头，决定利用一切条件转移资金，能拿回多少是多少。他不止一次与妻子商量对策：“你我不要做的太明显，要不显山不漏水拿回属于我们的钱。”。
杨盼生就是杨盼生，那算盘珠子扒拉得利索。他们夫妻一个副局长，一个总会计师，背后还有李问天的绝对信任，做这个事情那真是易如反掌。还有一个客观因素，新中国刚刚建立、矿务局新组建，绝大多数岗位都是拉鸭子上架，没有几个懂财务专业的，更没有制度的规范和约束。直到，杨盼生私自在饮马河买地，被顶名的农民告到李问天处，李问天才察觉了义兄义嫂的苟且行为。李问天很生气，觉得义兄义嫂拿着国家定息，还私自将投入资金往外挪，竟然把自己蒙在鼓里。咋想，他都觉的义兄义嫂不地道。后来，李问天让他们把挪走的钱又还回来，把这件事儿压了下来。从此，兄弟两个像吃了苍蝇一样不舒服，对对方都产生了不理解的想法，没有了以前的如漆似胶的关系。本来，公私就是一对矛盾。李问天一心为公，杨盼生一心为私。
随着抗美援朝局势国际稳定，国家的政治、经济、民生全面复苏，一切欣欣向荣。在李问天与省里的交涉下，杨盼生投资按照公私合营确定下来。经过核算，杨盼生一年能拿到国家定息三万块。大家现在不觉的三万块前算什么，那时候可是巨大的天文数字，不亚如放卫星的感觉。可是，杨盼生痛哭了无数次，生不如死。因为这他大病了一个月才起床，长达一年的时间蔫头耷了甲，少言寡语，厌食少睡，有时自言自语，眼神邪直。其实，杨盼生就是得了现在的抑郁症，只不过那是没有这个病的诊断。本来，李问天想追究义兄偷摸撤资的事情。当他看到义兄痛苦不堪的状态，李问天心中又开始无比忏悔。是啊，他李问天是救了义兄一条命，也让义兄失去了杨家两代人的财富。想到这些，李问天从此没有再提起这件事。文革过后，老干部陆续平反，李问天曾经多次争取，想让义兄义嫂出来工作，都被省里领导小组驳回。
今天，杨正祥为了挖走苏元乾，把他们老哥俩拉到一张桌上。在李问天此时此刻心里，“钱”这个字又悬在了心头上。从中央到地方，国家开始推行制度“废改立”，提高经济指标，没有不需要钱的地方。恰恰这个时候，杨正祥小小年纪不但不盯矿务局的钱物，反而盯上了矿务局的技术尖子。说实话，李问天对杨正祥嘴上批评心中佩服。从参加革命那天起，他就懂得了人是一切，没有人就没有一切的道理。
李问天心里想着过往的一切，看着眼前的杨氏父子说：“大哥，我们这一代人即将完成我们的使命，过去的，有遗憾也有光荣，比申宝树、王星火他们，比苏大烟、孙敬良他们，我们——啊——多么幸运！小祥子、小成子他们这一代，在和平的阳光里为党奉献，为国家建设出力，相比当年你那万贯家财是多是少？这笔账我可算过来了！”
“兄弟啊，你别——说了！”杨盼生握着兄弟的双手哭出了声儿：“你对我不薄啊！我心——里——有数。”
杨盼生想明白了。如果不是李问天舍命救他，那些万贯家财同样被候清肠洗劫一空；如果不是李问天压下偷摸撤资，那他今天下场与李大能耐一样；如果不是李问天找王一知帮忙，那儿子杨正祥也当不了铜锣县委书记……这一切的一切，往大里说是共产党仁义，往小里说都是义弟李问天的功劳。事非经过不知难，绝知此事要躬行。这是一个人经历血与火以后的大彻大悟！假如生命是乏味的，我怕有来生；假如生命是有趣的，今生已是满足的了。现在的杨盼生把今生和来生都看透了，不用再让义弟过多说什么。
哭罢多时，杨盼生抬起头说：“兄弟，让你嫂子帮你理顺物资。我公私合营颇有积蓄，不要工资，算是对国家的奉献。至于，小成子的想法，你看着办，怎么做都行。”
人的生活啊，永远猜测不出律动的规律。杨盼生的大半辈子人生有光有影，有左有右，有晴有雨，知道的不知道的滋味都包含在了过往的曲折里，也都包含在了与义弟释怀的这一刻里。所以，奉劝人们不要执着某一种念头，否则与社会发展大势相反，越执着越受折磨，越执着越头破血流。
这个时候的李问天根本想不到，改革开放完全释放了人的私欲，导致后来出现的老人倒了扶不扶的道德滑坡、高房价高消费人们住不起的尴尬窘境、专家为了金钱胡言乱语的拜金行为，以及姑娘宁可坐在宝马车里哭不愿坐在自行车上笑的买卖婚姻……所有一切都围绕“钱”进行，把人世间的有些美好都关进了崇金拜金的笼子。是啊，在欲望和资本控制下，“逆袭”是最难攀登的高峰。一旦出现，那是上动国本，下乱民心！在欲望和资本里挣扎的专家，意志稍微不坚定，就会是“砖家”横行，“明星”当道，“表演”充斥！
当然，这个时候的李问天不是神仙。他看不到久远的未来，只看到矿务局和矿工，心里只装着矿务局和矿工。局长唐保全曾经给李问天总结出“上中下”理论，说李问天上头装着矿务局、下头装着矿工，中间装着国家，一生没有自己。
沉默了几分钟，关慧薇突然插话：“兄弟，你就这么过下去？退休了咋办？我看你和大嫂一起过吧！”
李问天苦笑了一下：“兄嫂啊，我们都什么年纪了。这事儿永远都不要再提了！”
虽然杨正祥一直没再吱声，但是他听了老前辈们的对话颇受教育。他暗自下决心：人生态度向父母学习，为党工作向问天叔学习，有了这两件法宝人生立于天地之间。
客观地说，铜锣县就像刚过了幼儿阶段，少年时期是成长需要营养最全面的阶段。所以，杨正祥作为当家人，要想把铜锣县建设得又肥又壮，使出浑身本事尚不能达到目标。何况，杨正祥既要弥补刚刚经历的社会创伤，还要实现省里给铜锣县下达的各项指标；既要按照原有计划经济进行，还要布局铜锣县改革开放。肩上重担可想而知！他确实如李问天所想，要想实现铜锣县所有指标，他定下了“选人要人”的重要战略。这项战略的第一步，他把目光盯向了矿务局。
这真是：窃笑红尘半点钟，莫叹俗世人蠕虫。纯粹荒唐人间妙，高山煤海代代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