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站用户
故事既然讲到这儿，看官或许又生疑问，不过寻常“门生”一说，怎会引发宋白如此惶恐自白，此中自有缘故。
还是要谈到科举，这可是古代中国人的一大创举。直至今日之高考，亦可算当年科举考试制度的延续和演变。科举考试之目的自然不必说，只说这考试本身，和现代毫无差别，考试与舞弊历来如光和影，相伴而生。相传，科举制始于隋朝，行至唐末，就已出现许多严重作弊现象。直到宋初，诸如冒籍，“代考”，挟带，密约暗号，预买题目等各种舞弊行为更为普遍。为改变此状况，维护科举公正性，于是宋初统治者进行一系列改革，其中就有最为紧要环节，也是中国历来“腐朽”之根源的人情关卡，也就是“门生”与“座主”关系的改革。
由于科考中，考官是命题，阅卷，确定录取与否的主要负责人，为防止考生与考官相互勾结，徇私舞弊，宋初科举改革首先就是引入殿试以降低考官的权限和重要性。在宋之前，考生的去留和晋级与否皆由考官把持，士人一经录取，便向知贡举官谢恩，自称“门生”，称主考官为“座主”，逐渐形成“自唐以来，进士皆为知举门生，恩出师门，不复知有人主”的旧习。经开宝六年，落地举子徐世廉等人击登闻鼓，状告主考官李昉徇私舞弊，取士不公，于是宋太祖赵匡胤举行殿试复查，殿试遂成定制。从此，所有及第的举子皆为“天子门生”。
其次，罢黜公荐和公卷。所谓公荐，便是指台阁近臣向知贡举官推荐自己所熟悉的身负才艺的士子。据说公荐在唐朝十分流行，甚至到了“非保任则无以白进”之地步，所以，公荐者，实为私荐，实质上是汉魏时期的荐举制在科举时代的残余，其不仅削弱皇权，也限制了有真才实学的寒门士生。先前，毕士安携王禹偁拜会宋白，即可谓公荐也。而公卷呢，则是唐朝科举中一道程序，即有门路的考生入京赴考之际，通常先拜访主考官，投呈其过去得意诗文，名曰“投卷”，以求赏识和推荐。宋初，此等做法仍相当流行，许多考生借送公卷之机，大行舞弊之事，或假借他人文字，或用旧卷装饰重行书写，而考官也借公卷之机，对某些考试并不理想的考生，以公卷水平较高而公然破格录取，这就造成了大批出身寒门，缺乏门路的考生被无形拒之门外。
以及，将来淳化三年，太宗接受翰林学士苏易简的提议，实行“锁院”制度，和之后为了阅卷公正而采取的“糊卷”和“眷录”等防弊制度，这里暂且不提了。只说这“门生”一词，从宋太祖时期便已统称“天子门生”，除天子外，任何考官或官员不得有“私下”的门生，否则就有培植势力和党羽之嫌。虽然话是这么说，然而毕竟这“门生”一说关系广泛，概念亦“可大可小”，且沿袭日久，何况只因科举改革之要求，并未真正立法，故而想要一下子禁止，谈何容易。
你道那宋白和田锡究竟是否存在“门生”与“座主”之关系？可以说有，也可以说没有。为何说有呢，只因宋白与田锡在年轻时便已相识，互慕文采，彼此推崇。宋白年长田锡几岁，且又早做官好些年，后来田锡迁家，困难多多，其亦如兄长般照顾，所以田锡眼中，早视宋白为长兄极师长，即便诗词文章，亦如己师般询问，探讨，所以两人虽然没有正式师徒名分，确实有一般师徒间的交流与关系。然而，这种属于知心知性的两人间亦师亦友之关系，确实不可与寻常“拜帖”，“投卷”而交的门生与座主的关系相提并论。
只是太宗问及宋白与田锡关系时，怕被刁钻的卢多逊再次“捕风捉影”，“无中生有”，宋白只得谎称田锡为故人之子，自己是因与故人交厚，故此才照顾田锡的生活起居作为借口，以此疏远两人的关联。其实这样解释也并非虚假，因为当初宋白最先认识田锡时，便是与同在川蜀任上的杨徽之一块拜望其父田懿，说是故人之子也实在并无破绽。只是卢多逊怎会去考证，这“故人”到底有多故旧，有多亲近？这里便又见中华文字，博大而精深，仅这“故”字，可放可缩，可远可近，想来太宗即便追究，也无从下手，故笔者以为“故”者，诚无价之宝也，“故”之用者，诚无上智慧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