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站用户
太平兴国九年（984年，即雍熈元年）是颇为讽刺的一年。
正月，李昉入奏，报称大臣参知政事李穆病故。太宗闻丧，迟愣片刻，李昉又提醒到，就是修撰《太祖实录》的李穆。太宗似还想念不及，李昉只得又提醒道：“就是去年殿试时，积劳晕厥的知贡举李穆啊！陛下还因此加授其为中书舍人，莫非陛下忘记了？”
太宗恍然大悟状：“原来是朕的爱卿李穆啊！”又竭力回想片刻，问道：“既然为中书舍人，怎么朕几月不见其人？”
众大臣互目，皆默然。原来这李穆去年年底遭母丧，正在守丧时节，却又被强行召回，已上朝数日，只不过未及发言，却竟被太宗视而不见。众人皆腹诽太宗此人待人之诚心。
或是自觉失态，随后太宗更加嗟悼，还亲往赐奠，谓侍臣道：“穆操履纯正，真不易得，朕方倚用，遽尔沦没，实属可悲。这并非穆的不幸，乃是朕的不幸呢！”言下甚是惨切，且对灵哭了一场，然后还朝，追赠其工部尚书。众大臣私下议论，太宗虚伪。
不久，擅长揣测君心的宋琪私下进言：“如今陛下已登基近十载，根基稳固，可求封禅。”果正合太宗心意，表面不动声色，随口一句：“汝去安排吧。”
于是没几日，宋琪朝上奏请：“自圣上九鼎天下，海内升平，四海归服；国家风调雨顺，黎民安生乐命……臣命占星司仪策卜，今年正是大旺之年。臣请圣上趁时封禅，以告天下，此乃圣上播露寰名，恩泽天地，千秋功德，济运百世之德，也是五洲百姓的福分啊！”
遂百官皆请封禅。太宗故作沉吟，不许。群臣再请，还是不许。至阖廷联衔奏请，才勉强同意，下朝后却命学士扈蒙等积极操办，详定仪注，拟至仲冬往祀泰山。
看管或有问“封禅”者?笔者代言：按照古人的观点，泰山乃是五岳之首，上通到天，泰山下面的一座小山(梁父)是下到地府。所说封禅，便是在泰山上筑土成坛，燔柴(烧柴禾)在坛顶，以祭天，此称叫“封”。在泰山下面的小山(梁父)上选择一块地方(称为折)瘗埋祭品，叫做禅。两方面合而称为“封禅”。原始的宗教观念主要是向自然界各种事物与现象的崇拜，像日、月、星辰、山川、河流、风雨、雷电等等，都很可能成为崇拜的对象。当人们的思维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像这种繁杂絮多的信仰也得到进一步概括与归纳，产生出天和地的观念。人们把日月星辰归结于天，山川湖海归结于地，对天地的信仰也得以形成。泰山封禅便是这种信仰的一种表现。泰山封禅乃是建立于帝王的统治“受命于天”观念的基础之上的。帝王也在自己的统治获得一定成绩后，去泰山封禅，也意味着对天地之神报告太平并且致以谢意，感谢他们让国家风调雨顺、民生安乐的功劳；另一方面，在泰山封禅同时证明着自己的统治也是受命于天的。
太宗此举，当然最重要是进一步巩固政权，这也是其早就渴望而迫不及待的需求，以向群臣和世人昭示他的统治地位，不仅合法正统，而且乃为上天授之。
不出一月，百官群臣正拜表称贺，粉饰承平，欢宴数日，忽由房州知州阎彦进驰驿入奏，涪陵公廷美，已病死了。太宗方与宋琪、李昉等，商议封禅事宜，一闻讣音，不禁太息道：“廷美自少刚愎，长益凶恶，朕因同气至亲，不忍加他重辟，暂时徙置房州，令他闭门思过，方欲推恩复旧，谁料他遽尔殒逝？回溯兄弟五人，今只存朕，抚躬自问，能不痛心。”言已，呜咽流涕。亏他装得象。宋琪、李昉等，当然出言奏慰，不劳细表。翌日下诏，追封廷美为涪王，諡曰悼，命廷美长子德恭为峰州刺史，次子德隆为瀼州刺史，廷美女夫韩崇业为靖难行军司马，却独独不发国丧。可怜其骨肉胞弟，因与卢多逊通奸，图谋不轨，虽贵为皇族，却不能享受厚葬，好似太宗故意让人知道下场，引以为戒。后世有诗咏道：“尺布可缝粟可舂，如何兄弟不相容？ 可怜骨肉参商祸，刻薄又逢宋太宗。” 又没几月，忽有人传报，其胞弟赵廷美卒。太宗闻讯，只淡淡“哦”一字，也不发国丧，仅仅追封涪王。
行文此处，笔者无端兴叹难忍，不禁欲言：朝堂一幕，已可见太宗心中唯有自己，而臣下不过其附庸，久侍却不生情，几月不见，连个名字都能忘记，此无情是也；然生怕群臣看破其性，强生怜悯，又见其虚伪；然再窥其行，待兄弟如彼，待臣子如此，足见太宗之高低错位，亲疏倒置。无论哪种，任凭遮掩修饰，都难违其真心真情。
所谓人怨天忿，这天公又哪能做美？到仲夏时期，乾元、文明二殿，忽然失火，火势熊熊，花了整整两天才扑灭。太宗六月诏词中有证："数日前迅雷之中，烈火遽作，既延灾于上殿，盖示谴于眇躬。"而《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五有云："秋七月壬子，改乾元殿为朝元殿，文明殿为文德殿。"即是说，在雍熙元年七月以后，文明殿已改名为文德殿。太宗以天象示儆，诏求直言。
看管中应多有唯物论者，或许觉得好笑，不过是一场自然灾变，古人何须如此计较！真是迷信太甚。笔者笑答，非也。须知古人科技不甚发达，对很多自然现象不明机理，故而常以天象而寓意之。
这得从古人“天人合一”宇宙观说起。正因古人认为人与自然是和谐统一的整体，所以自然灾变，往往与社会，人心的变化有关。在中国古代的知识体系中，有一些关于自然的特殊知识，被称为“天文”和“灾异”。“天文”大多是指各种奇异的天象，如日月食、彗星流星、客星新星、五星会聚之类，也包括一些古人误认为是天文现象的大气现象。古人以为，这些天象的发生，常常预示着人世间将要发生变故，因而往往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因此，“天文”实际上就是一种占星术。除了奇异天象之外，自然界还有许多发生在大气中或地上的奇异现象，如雷电、风暴、水旱、地震、潮汐、瘟疫、蝗灾之类。这些现象大都带有灾害的性质，所以被称作“灾异”。同样，“灾异”的发生，也常常被视为是反映了国家治理上的得失，所以“灾异”现象在中国古代也受到非常的重视。中国古代就特别注意对“天文”和“灾异”现象的观察，留下了许多记录，保存在历史、类书、占星术、博物志、皇朝实录、笔记小说等各种各样的古代文献中。例如， 中国最早的编年史《春秋》中就记有32次日食；历代的“正史”大多有专门的“天文志”或“五行志”，记录奇异天象和其它“灾异”现象，并记述有关的事应。
汉代的董仲舒最早对这种思想进行了明确的阐述。他用阴阳学说对《春秋》中的天文、灾异进行了论说，提出了“天人感应”的学说。董仲舒的天人感应，首先是认为“天”出于对人君的仁爱，会以灾异谴告的形式对国家政治的过失提出警告。所谓“灾者天之谴也；异者天之威也。谴之而不知，乃畏之以威。… 凡灾异之本，尽生于国家之失。”但是，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又有另一方面，就是认为天与人之所以能够相互感应， 是因为“天人相副”、“天人同类”；从基本组成，到结构功能，乃至情感欲望， 天人都是同类的。这就使其“天人感应”说建立在天、地、人相互对应而成一个统一体的宇宙观之上。这种“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可以说是“天文灾异”论说的哲学基础。董仲舒以《春秋》为本，以历史比附的方法说灾异，这实际上把儒学传统中的最重要的学问之一 —史学与“天文灾异”之学联系了起来，“天文灾异”成了史学的一部分。
天文灾异论经汉儒董仲舒等人按“天人感应”的思想，用阴阳五行学说作过一番改造，使之实质上成为一种“天谴论”的儒家政治学说—— 也就是《中庸》中所说的 “国家将兴，必有祯祥； 国家将亡， 必有妖孽。”或许以此，看管多能理解，为何历代马上得江山的君王，多要“造”天书，或神碑这样的“异相”而蛊惑民心，制造出“神授君权”的假象。
北宋年间，直到欧阳修的出现，“天谴说”开始遭到质疑和批判。他和当时一些古文运动家对“天人感应”的天文灾异说的怀疑和批判，是对“君权神授”的天命观的一种否定，坚持要从“人情”、“民心”出发来理解经文中“先王之意”，从而为改革提供了说辞。在欧阳修看来，朝代兴盛，并非天命，天命不可知，惟谨人事而已。 他对天命的这种看法，在他主持撰修的《新唐书》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新唐书》各卷之后的“赞”，大多为欧阳修的亲手笔。在《高祖本纪》后的“赞”中， 欧阳修提出，自古帝王受名，其统治有长有短，说明“天命岂易知哉！” 关键在于兢兢自勉，用好的的制度纪纲进行维持，这样就自然有德，而“自古受命之君，非有德不王。”所以“天命”实际上在于“人事”。这种思想落实到经学上，就是疑古， 就是坚持要通过“人情”来理解经典。如果经疏用阳阳、灾异、谶纬等神秘的违背常情的东西来解释经典，那一定是妖言异说，不是说经，而是“乱经。” 欧阳修著有《诗本义》，提出要正本清源，以意逆志， 求诗人之意，达圣人之志，其中对郑《笺》中的谶纬成份提出批评。例如，《商颂·玄鸟》：“天命玄鸟， 降而生商。”郑玄解为“吞鸢卵而生契。”欧阳修质之以人情事理， 认为“人必因父母而生，非自生也。…无人道而生子， 与天自感于人而生之，在于人理皆必无之事， 可谓诬天也。”在《易童子问》中， 他指出：“何独《系辞》， 《文言》、《说卦》而下， 皆非圣人之作。”“十翼”中的六篇被他认为是非圣人之作。这一论断，石破天惊，连他的得意门生曾巩、苏轼也都难以置信。
欧阳修这种对“天命”的大胆怀疑，表现在灾异观上，就是对“灾异谴告”说某种程度上否定，认为日食、星变等怪异虽然不能断然否定，但不认为它们与直接与人事相关。这又表现在他的史学观上，他撰写历史，重人事，轻天命，承孔子“不语怪力乱神，”认为董仲舒、刘向、刘歆等的天人感应说，是“曲说以妄意天。”所以他说：“予述本纪，书人而不书天。”而在《新五代史》中，他一改汉以来书史必言“五行”的做法，干脆就没有包括“五行志”一章。但毕竟经学中有涉及灾异的内容，一概削去在当时似也难被接受，所以在稍后编撰的《新唐书》中，他做了一些折衷，保留《五行志》，但编纂原则是“著其灾异，而削其事应。”对此欧阳修这样解释道：
“圣人不绝天于人，亦不以天参人。 绝天于人则天道废 ，以天参人则人事惑 ，故常存而不究也 。春秋虽书日食、星变之类，孔子未尝道其所以然者 ，故其弟子之徒 ，莫得有所述于后世也 。”所以他强调要修吾人事：“人事者，天意也。书曰：“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未有人心悦于下，而天意怒于上者；未有人理逆于下，而天道顺于上者。”
欧阳修对于天文灾异这种“不绝天于人，亦不以天参人”的做法，表现出了对灾异说的怀疑，为当时大多数提倡改变的古文政治家所采纳。但这并不是说，宋代一下子就把这种“天人感应”的灾异说扫除了。事实上，“天命”、“灾异”等观念在人们思想中根深蒂固，随时都会泛滥。如宋真宗时大搞神道设教，搞封禅，修宫观，举国骚然。王钦若、丁渭等在士大夫中刮了一股奏祥瑞、献赞辞的妖风。这是宣扬天命的另一种做法，把某些怪异说成是祥瑞，而不是“灾异”，但本质是一样的。又由于“天命”、“灾异”等事关政治，所以不同政治见解的人有不同的看法，因此，在不同的政治背景下，关于天文灾异的论争就会不断出现。后来，王安石提出的“天变不足畏”的天文灾异观，是符合他的改革需要的。当保守派反对他变时时，也是借用天文灾异论说来批评他的“新政”，为此王安石就必须要提出新的灾异论说以驳斥保守派的攻击。然而，毕竟“天谴说”的思想由来已久，一时难以攻破，天灾异变时常作为政治攻击的手段而被运用在官权斗争中。
可惜田锡没有迟生半个时代，否则，相信已他的觉悟，必能与欧阳修，王安石同流，共同抵御和揭示“天谴论”的荒谬本质。这是属于时代的遗憾。然而，至少田锡利用这次“灾异”，成功向太宗进言，数讨其诸多政事和人事之陋弊，也算是为国家做出些贡献。其奏章《上太宗应诏论火灾》如下：
“ 雍熈元年六月，诏曰：‘朕以不敏不明，托于兆人之上，夙夜祗惕，罔敢怠荒。頼九庙储祥，上天垂佑，万务粗治，于今九年。而数日前迅雷之中，烈火遽作，既延灾于正殿，盖示谴于朕躬，恐畏震惊，不遑宁处。上天警戒，必有由然。岂非刑赏之有愆，措置之未当，或近习之屏蔽，致物情之壅塞，赋调未得均一，贤良多所沦滞？有一于此，是斁政经，予心惕然，思闻其失。内外羣臣等，所宜各竭忠恳，共申谠议，必期无隠，朕将覧焉。’
臣伏念：臣才谋不逮于古人，职次忝居于谏省，敢不常思补报，用答休明。六年九月十三日诣閤上书，昧死言事，陛下于是下御札，俾入直谏，降敕书，奨臣敢言。七年十二月十四日又再上奏，疏入逓而不知逹与未逹，直言虽求用而不知行与未行。今日陛下有所因，方欲闻至言有所为，方切待直谏引咎自戒，修徳弥新。臣谓责在近臣而不在圣躬，罪在臣辈而不在陛下，日近陛下，有朝令夕改之事，由制敇所行，时有未当，而无人封駮者，给事中之过也。给事中若任得其人，制敕若许之封駮，则所下之敇无不当，所行之事无不精。事无不精，则垂为典彛。敇无不当，则编为格式，岂有朝令夕改之弊，岂有不精不当之虞也。臣又见陛下有舍近谋逺之事，由言动所为，未合至理，而无人敢谏诤者，是左右拾遗补阙之过也。今遗补是侍从之臣，而不得在左右职分，当献替之事而未有上封章，自此国家举事有不便于时遗补不敢谏，朝廷法令有不合于道遗补不敢言，加以时久升平，天下混一，致陛下谓升平自得，资陛下以功业自多，日迁月移，浸成圣性。左取右奉，无非睿谋。所以陛下出一言，乃以谓汤武可偕，陛下行一事，乃以谓尧舜可继。 自纉大位，于今九年，四方虽宁，万国虽静，然刑罸未甚措，水旱未甚调，陛下谓之太平，谁敢不谓之太平？陛下谓之至理，谁敢不谓之至理？方欲为民求福，报天之功，有事于太山，展礼于上帝，人谋虽克，天意未从，火于禁中，将觉悟于英主，诏下海内，遂布告于舆人。近臣闻陛下感悟之言，宁不惕厉；谏官阅陛下忧勤之诏，谁不仿偟。臣所以谓过在近臣不在圣躬，罪在谏官不在陛下。臣死罪死罪。然臣两度上疏而陛下不用一二，今臣在外而陛下委之以分忧，碌碌随众，忧旷遗之靡暇；皇皇有志，畏谏诤之未能。今幸天啓圣心，神賛皇运，感陛下虚伫待犯顔之谏，致陛下専精求逆耳之言，臣是以再罄愚衷，复伸鄙见。臣所谓陛下有朝令夕改者，试举其一二以明之：置而寻废者农师也，禁而不严者车服也。臣所谓陛下舍近谋逺者，试举其一二以明之：宰相不得用人而委员外郎差遣，近臣専受责而求令録封章也。此章奏必多，聼用必广。聼用既广，则条制必繁，条制既繁，则依从者少，既依从者少，则是法令不行，法令不行则由规画未当，有如前年敇下，令邻近州府毋差司理判官，至今年敇下，却令夲州仍旧差置。又如前年敇下，应征科官吏限前得了即与超陞，限外未了即当降黜，即不以县有大小之分，税有难易之征，土田沃瘠之不同，嵗时豊稔之不等，风俗勤惰之各异，官吏能否之各殊，而一槩以程限所拘，一例以陞降为定，自后未闻限外欠者降一官，限前了者陞一人，此无乃垂之空言、示之寡信。乞今后凢有所奏，或有所陈，幸陛下察而审之，令大臣议而行之。盖臣下言之则谓封章，陛下行之则出为法令，法令可简而不可使繁，制度可承而不可屡变，变易不定，是彰思虑之不精；繁多难依，是令手足之无措也。《尚书曰：‘临下以简。’又曰：‘得师者王。’今宰臣若贤，愿陛下信而用之，宰臣非贤，愿陛下择可用而任之。何以置之为具臣，而疑之若众人也。百官若举其职，愿陛下聼而用之。百官未称其职，愿陛下量其才而用之，何以置之为备员而待之若冗秩也。臣谓百职若举，则万事从而自理。百官未修，则万务从而亦隳。必若任而疑之，则上下非一心；疑而用之，则君臣非一体。何则？疑能生谤，谤能生疑，疑从谤生，则父子之道或偶亏于慈孝，谤因疑起，则君臣之际或变成于怨尤。魏文侯焚谤书，陛下固当知之。令狐楚有《辩谤论》，陛下时宜覧之。若然，则保得臣下始终，全得君上恩宠，方谓君为元首，臣作股肱也。【雍熈元年八月上时以右补阙守睦州】”
疏奏中极言时政，由充实，案例凿凿，虽言“陛下谓之太平，谁敢不谓之太平？”，太宗亦不怒。览后反嘉纳之，大殿宣说道：“此田锡奏章，又是诸言火灾论中最佳！虽人不在京都，却关心宫事，实乃忠心于朕之良臣！百官当效之也！”
念及百官奏疏中多为，此火灾为上天给予之警戒，要求太宗自谴而恭行的论调，太宗也只得搁浅了孟冬封禅之事。
也不知这场灾异事件是否真有感应，到了临近孟冬时节，还真“感应”招来一人——不是别人，正是华山隐士老神仙陈抟。
其实陈抟已经在早几年觐见过太宗一次，而这是第二次。只不过第一次觐见，是皇上派人去请，“逼”着他来汴京，而第二次却是他主动来朝。
抟复入朝，太宗益加礼重。语相臣宋琪等道：“抟有志独善，不求利禄，这真所谓方外散人呢。朕与他谈及世事，他自言历经离乱，今幸天下太平，所以复来朝觐。朕看他年近百岁，终日不食，却觉得精神矍铄，步履雍容，真正难能，真正难得！可令汝自愧。”
宋琪道：“从前巢父、许由，想亦如是。”贡谀之言，不必多解。
太宗笑而不答，随命中使送抟至中书省。宋琪等相率迎入，款待殷勤，座间问道：“先生玄默修养，得此道术，可否赐教一二？”
抟答道：“抟系山野人民，无益世用，所有神仙炼丹，及吐纳养生的方术，统未知晓，怎能传人？就使白日升天，亦与国家无补。今皇上龙颜秀异，冠绝天人，博达古今，深究治乱，真有道仁圣的主子。诸公生当盛世，正君臣协心同德，兴化致治的时候，勤行修炼，无出此右，不必再求异术了。”
其不谈左道，见识独高。琪等闻言，无不称善。翌日奏对，即述抟所言，太宗益加叹赏，谓宋琪曰：“抱道山中，洗心物外，养太素浩然之气，应上界少微之星，节配巢由，道遵黄老。怀经纶之长策，不谒王侯；蕴将相之奇才，未朝天子。抟乃我大宋朝真奇才是也！”。又诏赐抟号希夷先生，复给紫衣一袭，留抟阙下。暇时与谈诗赋，辄令属和。抟夙擅诗才，随口吟成，无不中律，以此益称上旨。
太宗又问及年中文德殿失火一事，陈抟笑道：“我自为此事而来。遵汝数言，以兹警戒……”
太宗闻言，沉思良久。感于陈抟用心，特嘉赏之。命有司增葺云台观，俟修筑告竣，乃送归华山，由太宗亲书“华山石室”四字，作为赆仪，抟拜辞而返。
看管欲知陈抟所留谶语为何，事关太宗将来政治气候，意义颇大，笔者且学古时章回，卖个关子，留待后章再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