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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过几日，太宗驾崩。
宣政使王继恩，忌太子英明，串通李皇后，阴与李昌龄、胡旦等，欲谋废太子，另立故楚王元佐。一场阴谋正悄然实施。然李皇后令王继恩召吕端，端料有变故，佯邀继恩入书阁中，秘密与商。至继恩既入，他竟出户反键，将继恩锁置阁内，自己匆匆入宫，谒见皇后。
后涕泣与语道：“宫车已晏驾了！”吕端也为泣下。即又问道：“太子何在？”后复道：“立嗣以长，方谓之顺，今将若何？”端收泪正色道：“先帝立太子，正为今日，怎敢再生异议？”后默然无语。
吕端即嘱内侍往迎太子，待太子到后，亲视大殓，即位柩前。越日，奉太子登福宁殿，垂帘引见群臣。端平立殿阶，不遽下拜，请侍臣卷帘，升殿审视，然后退降殿阶，率群臣拜呼万岁，是为真宗皇帝。
尊母后李氏为皇太后，晋封弟越王元份为雍王，吴王元杰为兗王，徐国公元偓为彭城郡王。泾国公度使，追复涪王廷美为秦王，追赠兄魏王德昭为太傅，歧王德芳为太保，复封兄元佐为楚王，加授同平章事，吕端为右仆射，李沆，李至并参知政事，册继妃郭氏为皇后。真宗元配潘美女，端拱元年病殁，继聘郭氏，系宣徽南院使郭守文二女，郭氏为后，元配潘氏，亦追给后号，谥庄怀，复追封生母李氏为贤妃，进上尊号为元德皇太后，葬先考大行皇帝于永熙陵，庙号太宗，以明年为咸平元年。总计太宗在位二十二年，改元五次，寿五十九岁。后蔡东藩有诗咏宋太宗道： “寸心未许乃兄知，虎步龙行饰外仪。 二十二年称令主，伦常缺憾总难弥。 ”
自此，真宗时代到来，朝廷气象又为之一变。新旧老臣，权位更迭在所难免。史书所载，真宗相较太宗，偏爱重用年轻新臣。想来也有道理，毕竟他也算是个锐意进取的年轻皇帝。
最先当说应是吕端。吕端，字易直，幽州安次（现廊坊安次区）人，乃后晋兵部侍郎吕琦之子、尚书左丞吕馀庆之弟。生于官宦之家，自幼好学上进。 最初以其父的官位荫补千牛备身。后周时为著作佐郎、直史馆。北宋建立后，历知成都府。宋太宗时累拜右谏议大夫、参知政事。至道元年（995年）拜相，出任户部侍郎、同平章事，升门下侍郎、兵部尚书。为政识大体，以清简为务。太宗称其“小事糊涂，大事不糊涂”。果然太宗驾崩后，吕端力挫阴谋，扶立太子真宗即位，正应太宗所言。真宗当然大大感激之，视作心腹，委以重用，以功加右仆射。咸平二年（999年），又以太子太保致仕。可谓官运亨通，一帆风顺。
然而，有人喜则必有人忧。只是可怜了胡旦此人，因政治失利，而侥幸犯险，结果被吕端查破，报与真宗，结果可想而知。幸得真宗大度，未得杀头，却也被下狱，后贬至远州。仕途再难翻身，实乃咎由自取。另宣政使王继恩，参知政事李昌龄、殿前都指挥使李继勋人等，当然也难逃此劫，皆坐狱，后被贬职或流放。
因此文中胡旦与田锡最相关，笔者着重笔墨，也将其结局提前公之于众，令看管省思须臾。到了晚年，胡旦失明，闭门闲居。一日，史馆朋僚计议为某公卿修传。彼公出身微贱，早年为屠户，以杀猪卖肉为生计。此节若为避讳，即有违史笔;而照实直录，又怕出言不恭。故左右踌躇而未能下笔。于是，请教胡旦。胡旦说，这容易，何不如此写来："某公少时操刀之际，即示有宰天下之志……云云。"闻者莫不叹服。
后来，忽襄阳奏入，胡某欲诣阙乞见，真宗许之。既到阙，王沂公谓诸公曰："此老利吻，若获对，必妄讦时政。"因先奏曰："胡某瞽废已久，廷陛舞蹈失容，恐取笑于仗卫，乞令送中书问求见之因。"真宗令合门传宣："送旦于中书，或有陈叙，具封章奏上。"胡知，甚憾之。至堂，方及席，沂公与诸相具诸生之礼，列拜于前，旦但长揖。方坐，沂公问曰："丈近日目疾增损何如?"胡曰："近亦稍减，见相公参政只可二三分来，人其凉德致此。"再问所来之事，坚云引对。内侍再传圣语，既无计，但言襄阳无书，乞赐一监，诸相曰："此必可得。"急具札子奏，批下，奉圣旨依奏，乞见宜不允。 笔者兴叹，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可怜那胡旦处心积虑，营造机会，想重新获得真宗宽恕而“咸鱼”翻身，却不想真宗对其积怨之深，不杀他已是莫大宽宥。说白了，真宗也是念在他是老旧臣子，且目瞎凄惨，若真杀他，也必落个心胸狭窄的骂名。可即便真宗不杀胡旦，胡旦晚年也甚是凄惨。居官多年，却无福禄之命，家贫如洗，死时竟无钱安葬，只得停棺房内。幸得胡旦生前一好友上报朝廷，朝廷遂赐钱二十万，使胡旦入土为安。笔者感叹，至少生前不是个贪官！
遥想胡旦一代文豪，早年颇有志向，出语亦惊人："应举不作状元，仕宦不作宰相，乃虚生也。”后来应验，果得状元。然虽大志，却无田锡般正直心性，故后来仕途上并不顺利，官至直史馆、秘书监而已。人非善类，终得此报也。
不过，胡旦也算宋代重要史家之一，著有《汉春秋》、《五代史略》、《唐乘》等。且寿数颇长，达80岁之久。这样想来，也算青史留名，有所交代了。
看官或者以为，历史上真实田锡与胡旦乃敌对关系，事实上这错误应归咎笔者，为尽表现和突出田锡直性故意刻画如此。这里必须澄清，其实真实历史上两人，虽非挚友，即便或有勾心斗角，却也并非仇敌，毕竟党争中也没有互相攻击和伤害的案例。
撇开政治党派和政治观念的因素，甚至早年两人私交还算不错。当年太平兴国三年考试前，胡旦就曾书于田锡，邀约他及何士宗一同为夏课以备科举。附《胡旦书》于下：
“仆与足下别亦巳乆矣，惟眀月相共，清风尚遥，芳春素秋，频隔嘉会，想计学吞云梦，才高泰山，日隆王覇之图，时积经纶之业，将期大变，塞吾与天下之望也。近者拾遗拜官，小子躬贺，喜沃无已，吾子可知。又论将来举公之杰防者，屈指筭数，中无防人，有宋元瑜、李度二后之弟也。赵昌言名闻京师，其余势家，仅数十辈，惟何士宗卓然独立，有不愤之色，愿与竞同羣，为之力战。公蜀人也，久在闗辅，逺于京阙，家贫援孤，与我相角。倘闻斯言，必大喜也。请速来，三月尽，约为夏课，三人同志，以振吾道。将横摆笔阵，铦淬辞锋，张雄文以遏其势，鼔大名以挫其气。吾子击其前，何公刺其后，仆则左犄右角，彼入我出，拔其挟辀，斩将折馘。英声一振，京师动摇，为此之计，不亦大乎。愿足下速与谋焉。夫敌人者不先扼其吭抚其背，刺虎者不先断其爪灭其牙，则彼不可得也，惟足下详之。春色将青，良会在近，遥望命驾，在乎朝夕拔渉之间，想无怠也。不宣，丽天顿首。【正月二十九日】”
后田锡答胡旦书：
“秀才即先辈：人来得书，窃知寜适，慰恱之外，感荷良深。兼蒙见招，俾与文会，良期美信，莫尚于兹。甚善甚善。余念自出蜀至咸、镐间，今已六稔，再迁家，两遇权停贡举，羇旅中支离契阔，幽忧愁辛，大丈夫壮莭殆亦销烁。今吾子书中怜余家贫援寡，久住闗辅，乃知我者也。古人所重者交结，翼道佑徳，激切奋发，何莫由斯。故吕布、袁遂为奔走之交，晋文、介推为急难之友，垂在信史，有志者慕之。余每自惟无英才大畧以为慷慨事，又无嘉辞优学以为君子儒，而吾子过聴虚名，相厚之甚也。往年得澶渊之书，前嵗偶渭北之会，今春得夷门之信，适足见惠然相顾之情也。《易》不云乎：‘君子定其交而后求。’《语》不云乎：‘君子以文会友。’《古乐府》有《结客少年塲》。今三者君皆兼之，恭佩徽音，敢不勉信与学，以为奉交之职也。古人云：‘易失者时，难得者知音。’余尝读西汉书，见髙祖以英武取天下，而文帝以道徳化海内，措刑不用几四十年。于时最称俊才而年少者有贾谊，观其所上书，真卿相才。也然当宣室受厘之际，思鬼神事，诏谊问之，不觉膝之前席，然终不能大用，惜哉。迨至有唐贞元、长庆间，儒雅大备，洋洋乎可以兼周、汉也。帝王好文，士君子以名莭文藻相乐于升平之世，斯实天地防通之运也。自数百载罕遇盛事，今锡与君偶斯时焉。自吕状元蒙正得第之后，有御制诗以赐之，闻两制中得与上倡和。昔汉世祖以《外戚传》赐窦融，以《河渠书》赐王景，唐太宗、玄宗与侍従臣以文赋相醻酢，今复覩之。况吾子负倜傥之气，懐磊落之才，将来振海内之名，鼓天下之动，广视阔歩于塲屋，飞声走响于公卿，髙掇荣名，若坐会稽、临沧海，投犗十二而钓取巨鳌也，孰不伟之。然锡自得君书，三复闚绎，其中有云：‘将来举公，有宋、李、赵三才子也。君欲以文彩声称与之相较胜，亦犹洞庭震泽，幅员千里，吞纳江汉，虽飞涛骇湍，浮天沃日，得不谓之壮哉，真场籍中燕魏豪侠也。’君既不以余鄙陋浅近，许与为交游，若使各言其志，则余尝闻孟轲称仲尼曰：‘徳之流行，速于置邮而传命也。’又曰：‘至仁无敌。’《礼》称顔子：‘得一善必拳拳服膺’。《语》曰：‘徳不孤，必有邻。’设使至艺如至仁，自然无敌。徳苟修而众善必为巳邻。名载徳而行，故君子金玉其名，砥砺其行，行茂而名荣，人莫得而胜之也，又何必肝胆楚越，而使人莫已胜也。昔郭代公在国学，家寄三百万钱适至，为急难者告之，倾装以赠。代公器局之名，从而得之。又王起知举，命白敏中踈贺报，甚而欲以状元待之。白敏中曰：‘一第何门不致，奈何轻我至交？’斯则交友之情从而见之矣。器局之名，当师范代公而求之。交友之情，当企慕白敏中而修之，则何适而不为君子也。吾子勉之。暮春之月，必获命驾，防挹非晚，欣惬豫深。谨奉书感谢，幸赐详察。不宣。京兆田锡再拜。”
由书信可见，两人也曾“心心相惜，情投意合”过。可惜造化弄人，两位大才性情迥异，心智气象与道德标准也完全不合拍，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所以最终没能成为走到一处，成为至交。
看官或许要问，为何偏要在此章，搬出田锡与胡旦间的陈年旧书？又为何不在田锡科举章节呈现？只因当时描写这书信价值不大，而此章却要书尽胡旦历史，正好借此书信作为回忆而对比两人。（此二书是其交往的唯一通信和见证）
这篇《答胡旦书》中，田锡就提出了君子之行与文的辩证观点。见“君欲以文采声称，与之相较胜。……故君子金玉其名，砥砺其行，行茂而荣名，人莫得而胜之也。”一段，他要求家要有一定的修养，应严格遵守的道德规范。
“夫有君子行不有君子之文者，汉申屠嘉、周勃也；有君子之文不有君子之行者，唐元稹、陆挚也。”他用传统的儒家思想来认识并评价元稹与陆挚，在今天看来，有值得商榷的地方，但是，其中又确实包含着真实性的深刻涵义，那就是行文合一。因此，他是非常注重“君子之行”和“君子之文”。田锡明确表示，如果他在“君子之行”和“君子之文”中作出选择，那么，“与其有文也，宁有行也。”这正准确把握了文学与人的关系，把握了文章和道德的关系，同时，又涉及到了文学艺术真实性等一系列创作原则。这当然也不是田锡的发明。在宋初，柳开也曾经表达过类似的思想：“心正则正矣。”只不过，柳开不比田锡意会得更为深刻而已。
我们也可以从中领悟到，为何胡旦与田锡成不了至交；并且，虽为“同年党”，两人也成不了患难与共，福祸相依的战斗伙伴，成不了共党，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两人完全不是“同道中人”——一为小人，一为君子，何以同道乎？
只因为衬托田锡，曾将胡旦赘言许多。笔者也算尽了仁义和本分，为胡旦书写至此，再不复言。其后历史，本也因谋废真宗的阴谋破产，再不得重用，所谓“一招棋错，满盘皆输”，诚可嘘可叹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