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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去宣州赴职之际，杨徽之嘱咐田锡几句：“今日汝便启辰去宣州做通判，你可知通判一职的利害？”
“不知，还请杨伯赐教！”
“所谓通判，既是监丞，以作监督地方官员之用，若其中有贪赃枉法，徇私舞弊，偷盗国税或妄断司冤之处，轻者尽可提点制约，重者可记录在案，奏报朝廷，虽未虚职，却重于实务。汝新入官场，这既是锻炼，又是考验，处理得当亦好，处理不妥恐招人嫌嫉报复。此官场之道，方以圆滑宽免为厚，切勿嫉恶如仇，顶针办事，此乃最忌之处。需知，汝可教人穿小鞋，别人亦可放汝冷箭，千万小心行事未宜！”
“杨伯此言在理！侄儿虽未涉官场，可那官场是非，还是有所耳闻的。只不过，吾既受君恩，领受国粮薪俸，凡是必以公为断。他若是清白好官，自然我不会冤他，他若为非作歹，不安本分行事，我亦当秉公处理，不徇私情。此乃为君臣应做之事，责无旁贷矣！”田锡义正言辞道。
“诶！汝这脾性，还是依旧。方知，为官后和白丁之区别，就在权限与人脉之差异，莽驹易失蹄啊！汝可知为何新官都需外任多年，才可调复入京？”
“此亦不知，还望杨伯明言？”
“这是历来皇上调治新臣的道理！一来为历练，考察，二来为杜绝结私同党。试想，若将汝这届同僚均留任京职，彼此亲近者多，不出一二年，必造同年党势。若将汝分配天南地北，所除不同职务，派不同任期，归京先后亦打乱之，汝何所依附，结势？正为同理，亦派汝等新官去监旧臣，以期不料之效也！”
田锡闻言笑道：“既然杨伯已言，皇帝叫咱新官去监察旧官，就是借初犊不畏虎之力，吾何必自卸刚劲，而柔附之？此番圆滑世故的机巧，怕我田锡亦难做到！”
杨徽之拗不过，也不再多言，只求田锡自己保重。田锡亦谢过杨徽之，虽其言语之硬实，毕竟知道他是好心相劝。田锡只顾念自己日后行事，亦会多个心眼。
即日启程上路，月余便到任上赴职。因为杨徽之有言在先，田锡也不是糊涂人，自然不会刻意与人作对。对于宣州地方官员，见新官驾到，也是百般客气巴结。要说任上发生哪些故事，是否与人结怨，这些史材中未记录，笔者也不便妄加揣度。大抵无论是谁，新官总要经历个磨炼过程，或许碰到强势霸道的官员，或许碰到胆小猥琐，狗苟蝇营的官员，也或许碰到政治清廉，正派直言的官员，不同性格与性格的碰撞磨合，不同智力与理念的较量切磋，只要不发生过于激烈的事端，总得说来是会让人磨砺，不断进步的。所幸，田锡这人虽有时迂直，却也是性情中人，对于官场的阿谀奉承那套虽然不屑，逢场作戏却也不会生疏排斥，只是碰到不同的人，不同对待而已，总得原则，当然还是依照国家法令明文而秉公断事。
再说宋太宗。自太宗继位后，其雄心勃勃，期待干一番事业，一方面要平定收复之地的再举叛乱，另一方面还要加紧收复失地，特别是燕云十六州，以完成太祖未竟之事业，故而这两年战事频繁，战火不断。
而自北宋建立后，辽王朝与北宋王朝在边境地区也时常互相争战。加之辽国见宋朝太祖新亡，新立之朝亦多起兵戈，认为此时为趁虚而入的好时机，更是频繁骚扰边界，似有逐渐向中央进伐之势，太宗需两头兼顾而焦灼，颇感力不从心，此刻又想到“智囊”赵普，复召回京城重做宰执，为自己出谋划策。
赵普进言道：“国家多事之秋，武将在外征伐，国中文臣亦无所用，不如将一些权谋老臣分派随将，也好与将帅一起商量谋划军事。若如此，朝中便需补充一些文官良才，或从这几年科举前列的新官中挑选几位。”
于是太宗从其策，将一些老臣分派了将领，去各地辅助军事，又从这几年科举得仕的新官中选了好些名列前科，才学优厚的，以充朝中缺遗的文官，其中就有田锡，胡旦等人。于是上任才一年的田锡，被召回，改著作佐郎，辅佐编撰国史。九月，由著作郎升左拾遗，直史馆。
看官或不清楚此官职为何物，且听笔者陈说。这便是田锡直谏的根本，也就是所谓“言官”。拾遗是一个古代官职，顾明思意便是捡起(皇上)遗漏的东西(政策决策失误)，说白了，就是挑皇上的毛病，隶属谏诤机构。那时候设立的谏诤机构，就等于皇上付薪水养了一批谏议大夫、拾遗、补阙、正言、司谏之类，有点类似现在的监察部门。比如，杜甫就当过左拾遗，古时一般官职都设左右两位，且古时以左为尊，以左位比右位大一些(比如唐宋时期左右仆射、左右丞相、左右丞等，皆以左官为上）。而这其实是个虚职，真正的实职却是直史馆。直史馆又叫直史，宋朝初年置，为馆职之一，大抵工作是史馆修撰和监修国史，任期一般一至二年，然后委以重任，并可超迁官阶。后亦作为特恩加授外任官，直到神宗元丰(1078—1085)改制罢。这官职其实不大，大约七八品左右，不过对田锡的意义是非常的，这意味着他有机会向皇帝进言，可以借此指出种种时弊和提供建议。
时值北汉刘氏割据政权，依附于辽朝，长期与中原诸政权分廷抗礼。宋太祖时，曾两次兵临太原城下，由于契丹以兵相助，宋师均无功而还。北汉有恃无恐，时常侵犯边境州军。
太平兴国四年（979）正月，宋太宗北伐，遣潘美等分路出兵，围攻太原。其后，太宗又亲赴前线督师。北汉主刘继元向辽救援，辽景宗命宰相耶律沙为都统，冀王塔尔为监军率军赴援。三丹，辽军到达白马岭，前面为一条大涧，郭进率宋军驻扎在对岸。耶律沙等将领认为应等待后军，再与宋军决战，而塔尔认为应率先锋一鼓作气急击宋军，耶律沙力谏不听，塔尔率军渡涧攻宋军，辽军刚渡一半，郭进率骑奋击，大败辽军。塔尔、华格、令衮图敏、洋衮唐古等将阵亡，耶律沙等被宋军包围，适逢耶律色珍率救兵至，才击退宋军。
三月，云州观察使郭进破北汉西龙门砦，擒获甚众，既而又大破契丹援兵于太原石岭关甫。宋军连克盂县、隆州、岚州，太原城被围得水泄不通，诸军轮番进攻，矢石如雨。太宗亲临太原城下，诏谕北汉主刘继元降，不果，于是命宋军发机石攻城。
五月，破太原西南羊马城，获其宣徽使范超、北汉郭万超率师降宋。宋太宗又移师城南，继续攻城。北汉外绝援军，内乏粮草，军心动摇。刘继元欲战无力，只好出降，北汉遂平。宋朝得其十州四十县。宋军占领太原后，太宗遂诏命毁太原旧城，改为平晋县，以榆次县为并州。将僧人、道士及豪民迁于西京，一般百姓迁居新并州，派兵纵火焚烧太原庐舍，有许多老弱病残者来不及转移，被大火吞没。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宋焚太原城”一事。
自高梁河之战宋军失败之后，辽燕王韩匡嗣与耶律沙、耶律休哥统兵攻宋，与宋将赵延进、李继隆等军战于满城（今河北满城西）。赵延进、李继隆劝说崔翰等改变宋太宗预授之阵图，大败辽军。韩匡嗣只身逃窜，惟耶律休哥全军退走。
六月，宋平定北汉后，趁势伐辽，志在奇取幽蓟，宋军势如破竹，辽东易州刺史刘禹献城出城，傅潜、孔守正在沙河大败耶律希达、涿州判官刘原德献城出降。辽南院大王耶律色珍认为宋军士气高涨，锐不可当，应为智退宋军，因耶律希达迎战失败，为宋军所轻，遂用耶律希达的青旗，屯驻胜金口诱惑宋军。太宗率兵进攻胜金口，士气倍增，斩首千余级。耶律色珍率军从后袭击宋军，宋军失利，开始后撤。
六月，宋平定北汉后，趁势伐辽，志在奇取幽蓟，宋军势如破竹，辽东易州刺史刘禹献城出城，傅潜、孔守正在沙河大败耶律希达、涿州判官刘原德献城出降。辽南院大王耶律色珍认为宋军士气高涨，锐不可当，应为智退宋军，因耶律希达迎战失败，为宋军所轻，遂用耶律希达的青旗，屯驻胜金口诱惑宋军。太宗率兵进攻胜金口，士气倍增，斩首千余级。耶律色珍率军从后袭击宋军，宋军失利，开始后撤。
辽景宗乾亨二年（980），辽景宗率兵侵宋，驻兵于南京（今北京）。后即包围瓦桥关（今河北雄县西南）。十一月，宋朝军队趁夜偷袭辽军兵营。辽军在萧斡、耶律赫德率领下，打退宋军的进攻，后耶律休哥在瓦桥关东大败宋军，宋军守将张师领兵迎战，又被耶律休哥打败，张师死于战乱之中，宋军纷纷退入城中。接着，宋军又在南易水河南岸布阵，为耶律休哥渡河击退，及至莫州（今河北任丘），宋军伤亡甚众。后来宋军又组织攻势，几乎都被辽军所败。十二月，宋太宗亲自率师进攻大名（今河北大名东），辽军退师。自此瓦桥关之战以宋兵失利而告终。
及此，看官或问，为何宋太宗平定中原时，势不可挡，偏偏遇到辽军，就触了霉头，自六月得胜口之战，不但没有“得胜”，反而此后几乎每战必败，节节溃退？笔者代言，这是由于他碰到一个厉害人物。那人不是别人，正是日后与他同抗江山二十年的辽景宗耶律贤的皇后萧绰，也就是将来胁政辽圣宗至死方休，被辽人誉为铁腕皇后的萧太后。其政治手腕之强，谋略之广，堪称自古女流中之第一豪杰。若不是太宗收复那前朝名将杨继业，也就是后来鼎鼎大名，智勇双全，被闻风丧胆的辽军誉为“杨无敌”的杨广，能与之对抗，仅凭潘美，李继隆等有勇无谋之名将，恐怕这中原江山，难保长久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