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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作为现代人的我们很难感受，所谓一个时代的精致，到底指什么？在笔者看来，相对于大汉的雍容，唐代的繁华，五代的离乱，宋代确实是个精致的时代。
说他精致，并不是因为宋朝是中国历史上商品经济、文化教育、科学创新高度繁荣的时代，也不是因为宋朝民间的富庶与社会经济的繁荣实远超过盛唐，而是因为宋朝是理学，儒学复兴的年代，是佛法昌明，科学迅展，政治开明，人杰辈出，并且兵变，民乱的次数和规模明显是少于中国别的历史朝代。陈寅恪曾说过：“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 ”西方与日本史学界中认为宋朝是中国历史上的文艺复兴与经济革命的学者不在少数。简言之，宋朝是一个文化和经济多元发展的特殊时代。
它的特殊性，当然因为太祖“偃武修文”的政治战略，准确把握了汉唐以来的历史时弊，并“对症下药”，使得国家对中央集权的把控，到达所有朝代的巅峰。这有效防止了宦官专权或将领夺权，使政治内乱的风险降到最低。另外，他的“不杀士大夫”的政策，使得有志的士大夫们敢于直言政弊，甚至敢于冒犯“君威”，而无杀身之虞，这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开明言政”，也使这个朝代得以有序，优质地发展下去。
然而，有得必有失。过度抑制武将的权威，空虚外防建设的力量，导致宋朝后期外患逐渐加重，待到想要调整和弥补时，为时已晚。就在田锡死后不久，景德元年（1004年）秋，在辽萧太后与辽圣宗亲率大军南下，深入宋境。一番激战后，明明占优的宋军，却因吓破胆的宋真宗一念之惧，与辽国签订了辱国之约，史称“檀渊之盟”。可以说，直到此时，一向机警的宋真宗的怯弱本性才真正暴露出来。赵恒贪图苟安，财大气粗，本也不在乎钱，起先契丹派人说要宋朝归还被周世宗夺走的瓦桥关南之地，他生怕失去合议机会，也怕割地求和，会遭后人唾骂，于是派曹利用去议和，并对他说:"只要不割地，能讲和，契丹就是索取百万钱财，也可以答应。"曹利用问：“底线到底是多少呢?”。赵恒不假思索地道:"如事不得已，百万亦可。"寇准听到之后，又暗中把曹利用叫了过去，说道:"皇上虽有百万之约，但要是超过三十万，我就砍了你的脑袋。"最终宋辽以白沟河为边界，约为兄弟之国，宋每年送给辽岁币银10万两、绢20万匹。想来若被田锡知道，必死不瞑目，在阴曹地府也要痛骂这个昏君。
笔者感念，若是比较太祖赵匡胤，太宗赵光义和真宗赵恒三人，犹若虎，豹，豺三兽。虎者，天生神力，有胆有识，然勇力有余，阴险不足；豹者，虽无龙虎之威，却善于隐伏，矫捷残忍，其目的性极强，一旦窥到猎物，必绞尽手段，一击而中；而财狼者，虽有机智，也够残忍，但由于勇力和气魄天生不足，最终难免有仓皇行事的时候。
而田锡所生朝代，正经历此三人当政时期，即便作为敢于犯上直谏的下臣，明知皇上种种毛病，能够指出来的毕竟少数，迎合主上的性情是没有办法的事。虽然太祖对他所在朝代有影响，但因为在田锡入仕前就已经死了，对其仕途影响却不大。真正影响他最大的君主，自然是太宗，然而许是性格差异的缘故，太宗其实并不青睐他，只因田锡在政治上，很多时候就事论事，并不给太宗情面，这无疑会引起太宗的反感。虽然表面是上太宗偶尔的宽容，就其性格论，也不过是采取隐忍的态度而已。尽管如此，在文采方面，太宗倒也是服气和欣赏的。
而真宗呢，其实对田锡还是颇有好感的。然而田锡生不逢时，只有人生最后几年才迎来这位有可能赏识自己的君主，尽管晚年已身居高位，毕竟未达宰相或宰辅之位。笔者一直在想，如果田锡能多活几年，估计能够当上宰相。只是真宗用人，前文已叙，偏爱新人，如田锡般上了年岁的老臣，即便钟爱其耿直，却或许不会重用。这就是田锡的悲哀之处了。
纵观田锡一生，直到39岁才成就功名，可谓大器晚成，然而笔者以为其早年是有所荒废的。他当年的心路历程一如其在《贻青城小著书》中所说：“锡，蜀人也。当小国时，尝以艺文干于时，时不我知，委顿废弃。锡自谓鹏跃北溟，固为枪榆者所非，谁复能效儿女子戚戚愤闷，思苟于身计耶？洎吾皇平定中原，蜀为内地，锡滞若匏系，介在一隅，约《国风》以伸辞，玩大《易》以知命，栖息环堵，服膺大道。”所以，“时不我知，委顿废弃”或许是田锡生活的真实写照，只因当时田锡的目标并不明确。其实到了太祖显德三年（965年），后蜀归宋一段时期后，田锡依旧混混沌沌，未能为时所用。当然，此时他已开始已游学方式，运筹时机了。
笔者认为，这倒也不能全怪田锡。有两点原因，一则当时后蜀未灭时，本为五代之乱时期，国家分崩离析，列豪分据一方，谁也不知这样的政治环境下，该去哪国发展？其实当时很多士子也在观望和谋划之中。二则，宋太祖建立宋朝后，虽沿用科举取士，但所取名额十分有限，直待到太宗时期，大幅增加取士名额，这一举措影响甚大，大大激发了当时士子通过科考求取功名，致君为用的进取心态。此时田锡才有了明确的方向，只是年岁差不多也快到三十左右了。
而等到田锡取仕时，已近不惑。想比于入仕时才二十几岁的胡旦，王旦，三十不到的王禹偁，甚至才十九岁的寇准等人，已是高龄。只因五代之乱，多年停止科举，延误了其取仕的时间，这也便是生不逢时的另一面。
然而，某种意义上田锡也是幸运的，那就是早年结交了几位贵人，如杨徽之，宋白等人。尤其是宋白，其与田锡年岁相差四岁，颇有长兄之风。两人亦师亦友，亦兄亦弟，自田锡游学时，宋白就在生活和学业上大力帮助他，入仕后也不遗余力，在田锡“落难”后，竭力找寻机会帮他回朝。这样真心的朋友，可真不多啊！
但是，尽管因为田锡的才华和为人，吸引到一些欣赏和愿意帮助他的朋友，同时，也引起不少人的嫉妒。再加之他耿直的个性，更得罪了官场不少权贵。其中就有当时能一手遮天的卢多逊和赵普。如果说，田锡并不太会处理君臣关系，老是因直言而使太宗不快，不能得到应有的赏识，毋宁说，初涉政治时，他对政治同僚的关系，权重，利害等，不能清晰而准确地把握。其“三出”中，前两次都因得罪宰相，招致谗言。可谓不知为宰相者之厉害，“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可不是说着玩的，对于刚刚初出茅庐的政治新人的田锡，权轻言微，得罪宰相确实不是明智之举。
马吉雅维利在其毁誉参半的名著《君主论》中指出：“君主既然必需懂得善于运用野兽的方法，他就应当同时效法狐狸与狮子······因此，君主必须是一头狐狸以便认识陷阱，同时又必须是一头狮子，以便使豺狼惊骇。然而那些单纯依靠狮子的人们却不理解这点。所以，当遵守信义反而对自己不利的时候，或者原来使自己作出诺言的理由现在 不复存在的时候，一位英明的统治者绝不能够，也不应当 遵守信义。假如人们全都是善良的话，这条箴言就不合适了。但是因为人们是恶劣的，而且对你并不是守信不渝的，因此 你也同样地无需对他们守信。一位君主总是不乏正当的理由为其背信弃义涂脂抹粉······君主必须深知怎样掩饰这种兽性，并且必须做一个伟大的伪装者和假好人。”简言之，他认为一个合格的君主应同时具备狐狸的狡猾和狮子的凶残两种秉性，为达目的，可以不择手段。当然，就政治而言，无论对君主，还是宰相，或别的官阶的政治家，这套理论都是适用的。
显然，作为君主，太祖赵匡胤缺乏了狐狸狡猾的性情，而真宗赵恒缺乏了狮子的勇猛的性情，而太宗赵光义却完美地结合了两者。尽管有些历史学家并不喜欢宋太宗，认为其弑兄谋权，大逆不道，然而作为政治家，也许并不出色，但却是相当合格的。毛泽东评价太宗，认为他虽有削平天下之志，但志大才疏，只因“幽州之败”，而断其“不知兵”且“终不省”，故而屡屡败于契丹。而笔者以为，从大面上看，他作为守成之主，与辽国抗争到底，并未吃大亏（至少相对真宗言）；且平定和收复中原不少国土；虽多有猜忌，却从不乱杀士大夫等等，即便从这些政绩看，也是完全够格一名名君的。
而赵普呢？虽然笔者在小说中有所针砭，这是由于将其作为田锡的反派而对立的缘故。然而，作为政治家来说，他也是相当优秀的。因为不同于君主，他的狐狸一面可能略大于狮子一面，但其野心和决断，总能使两者比较平衡地处理，从而久立不败之地。
《君主论》中还告诫道：“人们实际上怎样生活同人们应当怎样生活，其距离是如此之大，以至一个人要是为了应该怎样办而把实际上是怎么回事置诸脑后，那么他不但不能保存自己，反而会导致自我毁灭。因为一个人如果在一切事情上都想发誓以善良自持，那么，他置身于许多不善良的人当中定会遭到毁灭。”在笔者看来，这是对决心从政者最善意的奉劝。诚如田锡此人，若单单作为一文人，其成就毋庸置疑，是不可抹杀的，但对政治而言，由于缺乏狐狸与狮子的个性，仅凭其正直心性显然不利于自我保护。某种意义上，缺乏政治手腕的田锡，尽管得到了直臣之名，政治上却不能算十分成功。当然，也正因如此，才是我们要歌颂的，如果每个政治家都保持一颗明哲保身的心，又有谁去指出皇上的错误决断，又有谁去为民请命，还公道与世呢？
这里我们有机会探讨三人与田锡命运的比较，来见证“正言正行”是否真的不适合政治？
第一位，当然是胡旦。胡旦和田锡，犹如一对明暗双星，两者都是当世奇才，单论文采，可谓不相伯仲。然而，就因为心性“一明一暗”，一正一邪，导致两人结局和历史评价决然不同。胡旦少有才学，善于文辞。然其性情阴癖，目空一切，其因幼年家贫，所以名利之心甚炽，可谓一野心家也。然而仕途不顺，心态不平，屡屡导致犯险而阴谋，最终阴谋破产而一败涂地，晚年又得目疾，凄苦无依，郁郁而终。而田锡虽然也仕途坎坷，却依靠一腔热忱和正直心性，最终成为德高望重的朝中元老，载誉而归。同样贫贱出生，同样才能本领，同样宦海沉浮，却因不同的性情而导致两种截然不同的命运，这至少证明，“正直”未必是明哲保身的最佳利器，但必定不会致使败坏名声。
第二位，王禹偁。王禹偁同胡旦一样，也出身贫寒。他对仕途充满抱负，曾在《吾志》诗中表白:"吾生非不辰，吾志复不卑，致君望尧舜，学业根孔姬"。他为人刚直，誓言要"兼磨断佞剑，拟树直言旗"。然而，犯了田锡一样的“毛病”，因此屡受贬谪。历史学家评论他，也是和田锡一样的诤臣，然而，就笔者观察，两者之谏还是有细微差别的。田锡的直谏是基于良知和正直心性，很大程度上是基于“理”之上的，而王禹偁，却是敢于直言“讽”谏，多一“讽”，则表明其性情之清高和傲气。其官职升迁和贬降，大抵和田锡也在一条水平线，只不过结局上，田锡最终重归朝廷，声望达到顶点，而他却贬至地方，最后郁郁而终，只活了48岁。虽然略微凄惨了些，但至少名声上不输田锡，当然更远远高于胡旦。另外，王禹偁虽比田锡年轻许多，可在文学地位上，却是领袖级别，历史公认是高于田锡的。然而，笔者对比两者著作中诗文，以为不尽然，这种“虚名”可能出自文人间交流的密集度，而非真实文学之成就。需知，文无第一，武无第二。大略而言，一著《咸平集》，一著《小畜集》，诗赋高低，各有千秋，两者成就应相仿。许是其对当时文学影响力大于田锡，历史便有此延评，这是可以理解的。
第三位，宋白。作为北宋初知名政治家，其政治名声或许在王禹偁和田锡之上，然而作为文人，许是才华的原因，并未有过于出众的名声。笔者看来，宋白相当懂得人情世故，也懂得政治上明哲保身，所以其仕途平顺，虽然未及宰相高位，却也权赫位重。并且，他的政治名声的由来，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当知贡举时，广罗天下士子门生，“桃李满天下”，而其又是爱才举贤之人，独观其对田锡的作为，可见一斑，所以得到了广泛的政治和文学的美名。然而，虽然宋白并无直谏之名，并非说他没有正言正行。需知政治这东西，不害人，不排挤，这便是有正气和良知存在。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其与田锡，王禹偁，李昉等名臣一路，便是明证。总得说来，宋白虽政治成就平平，文学成就平平，却能恪守“中庸之道”，得以77岁高寿而终，实在是达成了令人羡慕的美满人生。
由此我们得知，正直秉性与良知，并不是政治成功的关键因素，却是成就人生价值的所在。诚如田锡这类刚直谏臣，宋朝有许多，比如王禹偁，寇准，范雍，唐子方,马遵，他们都是宋朝响当当的直臣，甚至单论“直”名，后面哪一个名字或许都不输田锡，然而为何独独他被称封“天下正人”之名？笔者以为，还在一个“正”字。
“正”与“反”相对，即不偏斜，不歪曲，纯而不杂，正大光明，中庸恰好，合乎道理。联系田锡的性格和为人，我们可以从中看出，其重君子之文行，通达道理，以理立身，言行合一。他的品质来源于思想，而他的思想又是儒释道的有机传承和结合，富于思辨特征，用现代话来说，其思维模式很接近或者说所属马克思的辩证式分析。凡是必有高低，好坏，善恶，取舍，而他的思想近于中庸，调和现象，抽离本质，以客观而公正的态度评判事物本身的价值，而不是偏用情感去思考问题。这一切就是田锡之“正”的源头——理性的决断。
那么田锡是否真如历料所描绘“很少迎合别人，未曾奔走于权贵门下，在官署办公，整天正襟危坐，从无懈怠之容。”，以证他是个没情趣，淡情感的人呢？未必。笔者以为，人之性格种种，有同田锡类耿直者，有同胡旦类狂缪者，有同卢多逊，赵普类奸猾者，也有同宋白类圆顺者，这些都不过是天性使然，并不能轻易比较好坏高低。事实上，笔者曾写过一篇《论性格》的哲学论文，试图论证世间并没有完美的性格，当然，也就不可能有所谓“更好的性格”。
田锡的耿直，来自天性，也来自思想，他认为对的就应该说，应该去做。比如相州任职时，发现当地百姓愚昧无知，缺乏基本教养和素质，这当然是由于长期传统教育不足所导致，所以他向皇帝请赐经书，以教化民众；当卢多逊闭塞言路时，他认为这样不对，于是向太宗上疏“请免告状”，揭发宰相滥用职权，干涉政言；当他认为宰相赵普对朝政管理有失当时，就借火灾之事，直言其治理“阴阳失和，调燮倒置”；在秦、陇之行发现百姓苦难深重，这是战争遗留的患症，便上疏真宗，请求减免赋税和劳役，发放久拖的政济粮用和财款等；当让和同僚不协，以致于不能正常工作时，便向真宗提出抗议，可惜真宗主持不公，无奈主动请辞……
在他的思想观中，对的就是对的，应该去做，而不关乎人情，得失与利害。在他心中，真善美是维护宇宙运行的最好的动力，而个人的得失是不能高于这个原则的，这正是超我人格的体现。我们不能说这种耿直性格是愚蠢的，或者在政治上是难作为的，因为作为一种价值观，利害得失并不能作为最终评判的依据。何为良心？笔者以为就是遵循天地大道，依从自己的内心的道德标准去做出选择。而田锡很好的诠释了这点。试想，如果人在做出选择时，总是向着自我狭隘的私心，总是以利害得失”作为干扰正确判断的“杂质”，那样，纯粹的正义如何得以伸张，健全的人性如何得以留存，本真之灵魂如何屹立而不朽？
所以，田锡这一生吃了很多亏。正如那些正直的人，在不公的世界中，总是吃亏。这到底是正直的人错了，还是这个世界错了？或许是世界本身歪斜了，扭曲了，于是大部分灵魂为了迎合这种“歪斜”，也随之“扭曲”了。也正因此，田锡此类人才显得高尚而可贵。他并不因外部的“变异”，而同化自身，而是以自身微薄之力，试图扭“曲”成“直”，拨乱反正。然而，或许是“变异”的力量太强大，也太持久了，仅凭他一人之力难以做到，仅此而已。
那么，试想这扭曲的世界中，如果有千百万个“田锡”，或者有千百万个“田锡”类的人物呢？如果他们都像田锡一样，用本心之仁善，本性之刚直正气，用一言一行去感化和改造这个世界，我们的生活能否变得更美好呢？
看官您怎么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