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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锡生于后蜀，政于北宋初年，是北宋杰出政治家和文学家。在政治上以敢言直谏著称，同时又是一位革陈推新，影响后世深远的文学家，被称为宋代文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其在宋初的政坛和文坛享有较高的声誉，之所以深为宋初及后世士大夫所景仰和追慕。
田锡幼年聪悟，好读书属文。杨征之、宋白皆厚遇之，为之延誉。太平兴国三年，登榜眼进士及第，擢右拾遗直史馆，最终官至右谏议大夫。田锡为人耿直，很少迎合别人，未曾奔走于权贵门下，在官署办公，整天正襟危坐，从无懈怠之容。仰慕魏征、李绛的为人，以竭力谋划、劝善规过为己任。宦海沉浮二十五载，先后“三出三进”，只因他不畏权贵，敢于直谏，因此也得罪不少人，比如卢多逊，赵普等当时权臣；然而也正因他正直真诚的心性，也结交了许多诗文及政治上的好友，比如宋白，杨征之，周梁翰，王禹偁，韩丕等人；当晚年他重回朝廷时，已是德高望重，众望所归，只可惜壮士暮年，所剩之时日无多。幸而，其留存了诗文作品《咸平集》，以及专论“曲”与“曲酒”的专著《曲本草》，可谓此生无憾也！
田锡逝世31年后即（1037年），在他的家乡——眉山诞生了一位大文豪——苏轼。 在他的家乡后世学子更是以田锡为榜样，形成了浓厚的诗书氛围，两宋时期眉山共涌现了以“三苏”为首的一千二百多名进士。洪雅县将军乡董氏一门几十年间共出了十三名进士，这在中国科举史上都是极为罕见的。难怪宋真宗会惊叹“天下好学之士皆出眉山”，也难怪陆游对眉山会有“孕奇蓄秀当此地，郁然千载诗书城”的美誉。
苏东坡在《田表圣奏议序》中，以序传名，称田锡为“古之遗直也!”。范仲淹亦曾亲撰《墓志铭》曰：“呜呼田公!天下正人也。”故而，后世对田锡有“天下正人，古之遗直”之称，这也算是田锡一生之光辉写照了罢。
关于田锡的“正直”与“无畏”一说，当然强调于其诤谏，这些其实都反映在他生平奏疏之中。让我们看一看翻译后的苏东坡《田表圣奏议序》，一切便明了起来：
“已故的谏议大夫被追赠为司徒的田锡（表圣）有十篇奏章。唉，田锡，是有先古遗风的直谏之臣啊。他敢于直谏，毫不隐讳，大概从仇敌以下，遭受过他针砭的就有不能忍受的人，更何况是一国之君呢？我因此了解了太宗、真宗两位君王的圣明。自从太平兴国以来，一直到咸平年间，可以说是天下最太平的时期，千载难遇啊。然而田锡的谏言，常常好像有难以预测的忧患，（仿佛忧患）近在一朝一夕之间，为什么呢？ 古代的君子，必定担忧太平之世并且会为明君担心。明君有超过一般人的资质，太平之世没有可让人害怕的事情去防备。有超过一般人的资质，必定会轻视他的臣下。没有可让人害怕的事情去防备，必然会忽略他的百姓。这就是君子十分担忧的地方。当初汉文帝时，刑罚不施行，战争不采用（可谓天下太平），但是贾谊提醒说：“天下有可能令人长叹息的事情，有可能让人流泪的事情，有可能让人痛哭的事情。”后世不因此轻视汉文帝，也不因此责备贾谊。由这看来，君子巧逢太平盛世并且侍奉明君，效法的就应当像这样。 贾谊虽然没有得到君主的信任，但是他的建议基本上已经实施了，不幸英年早逝，功业没有在当时显露出来。但是贾谊曾经提出建议，让诸侯王的子孙各自按等级享受分封的土地，文帝没有来得及实行，历经孝景帝到汉武帝，主父偃提倡并实行了它，汉王室因此安定。现在田锡的谏言，十中未采用五六，哪里知道后代就没有像主父偃那样的人提倡并实现它呢。希望在世上推广他的谏书，一定有与田公想法一致的人，这也是忠臣孝子的愿望啊。”
《咸平集》原本50卷，今已佚。乾隆四十五年《钦定四库全书》总篡官纪晓岚将田锡所集奏议，以及诗文合为三十卷录入《四库全书》集部，今犹存。纪晓岚在重订的《咸平集》提要中写道：“范仲淹作墓志铭，司马光作神道碑，而苏轼序其奏议亦比之贾谊。为文操笔者皆天下伟人，则锡之生平可知也。诗文乃其余事，然亦具有典型。其气体光明磊落如其为人。固终非典忍者所得彷佛。”
纵观田锡一生，生于晋高祖天福五年，卒于宋真宗咸平六年，年64岁。宋承五代而来，宋太祖亦凭枪杆子夺得江山，故深知武人坐大的危害。为了保住赵宋的皇脉，不使其成为第六个短命的王朝，宋太祖在夺兵权、制钱谷、收精兵以削弱武将和藩镇实力的同时积极重用文臣，千方百计拉拢后周及南方各国的文人士大夫，甚至立下/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之人”的誓约，从而争取文人士大夫的支持，进而从内部巩固了的赵宋王朝。宋太宗之时，主张“文德致治”，大力提倡文官政治，扩大科举取士的名额，提高文官的地位，还对文人士大夫推行厚赏薄罚政策，为士大夫的参政议政造就了最宽松的言论环境，使士大夫积极参政而无杀身之虞。
在这样政治背景下，怀有“济天下使一物不失所”的远大抱负田锡，凭借耿直无畏的心性，进而造就出他直身立朝、能言极谏的刚直作风，严于律己，以尽规献替为己任的担当和居安思危、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也正是这种宽松的言论环境所造成的“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之气，促使他在生民沦于困苦之时，能够奋不顾身的为天下生民而向统治者请命，拯救黎民于水火之中。以田锡为代表胸怀天下的文人士大夫们逐渐认识到天下不仅仅是皇帝一个人的，也是士大夫的，并且达成共识，最终造成了前所未有的赵宋三百多年“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之局面。
当然，田锡之名并非单一重在政治上的直谏，他还是一位文采斐然的诗人与赋家。其从来不趋权贵之门，亦不喜交游，所以每日政事完毕，闲暇之余即入书房著书立说，创作了大量的文学作品，然而临终时将大部分文稿付之一炬，仅余《咸平集》传世。关于田锡的文学思想及造诣，只需略观其《咸平集》中诗文，即可感受。
田锡在文坛上的作为亦对宋代文学的发展贡献不小。他的“艳歌不害于正理”的独特文学主张表现出受五代浮糜文风感染的文人的自我觉悟，对于革新宋初文风更具有可行性，同时传承了中国诗歌的优秀艺术传统。此外田锡主张创作诗文要崇尚自然、尊重个性，为宋代诗文自然之风的形成提供了理论依据。
虽田锡诗、文、赋皆擅，成绩斐然，然而尤以赋成就最高。清代四川才子李调元在其著作《赋话》中评价田锡的赋"犹有唐人遗意"、"兴会淋漓，音节嘹亮，妍辞赋旨，不让唐人"。所以田锡对宋初文坛的杰出贡献主要还在于他的辞赋。宋初的文坛依然弥漫着五代十国萎糜的文风，当时的文人士大夫还沉浸在"春花秋月"，"多少恨"等等使人意志消沉的词风中不得自拔，田锡力图通过自己的文学创作，革除文坛的积弊扭转文风。他主张自由活泼的创作思路，认为文学就是表达自己真实思想的载体，由于有了这种创作思想，田锡在文学创作中，身体力行地作多方面的尝试，努力表达自己心中所思所想，为变革五代以来的文风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并深深影响了后世。
另外，值得称道的是，田锡还是一位酒艺大师。一些后世研究他的学者，甚至称其为科学家或化学家，盖因他的传世名作《曲本草》。田锡著述的《曲本草》是我国最早介绍“曲”和各种曲酒的专书，也是我国现存的古代专记此事的唯一专著。《曲本草》介绍了枸杞酒、菊花酒、葡萄酒、桑椹酒等十五种曲酒其用曲的情况及性能，其把酒与药物的治疗作用结合起来，对研究我国古代化学、酿造学、药物学都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
千百年后，家乡人民为了纪念田锡，曾先后在洪雅城北修建了“田公祠”、“修文书院”，在呵吒山建了“田锡读书楼”，即“田锡旧馆”，成为历代到洪雅的名流才子必去凭吊和瞻仰田锡的场所。位于罗坝古镇坎上的田锡祖茔——人称（状元坟），在解放前，历代洪雅县令上任后，必要亲自备祭品去祭拜，以表达他们对这位直臣的敬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