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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锡是作为一名耿直的谏官而登上北宋初期政治舞台的，因此虽然其诗文数量蔚为壮观，其中亦不乏被时人传诵的佳作，但因其作为谏官名气之大，再加上他之前的唐代文学鼎盛，其后的宋代文坛上又名家辈出，因此无论是他的文学主张，还是他的文学作品，都被唐宋时期纷乱的繁华所掩盖了。只留下“呜呼田公，天下之正人也”的感叹。虽然《四库总目提要》中也有对他诗文“亦具典型”,“如其为人”的评价,但最后仍不免落到“乃其余事”的粗浅概括。其实，田锡作为一名承前继后的文学家，是提出了很多具有现实意义的文学主张的。作为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之一，田锡自有一套独道的文学观。其文学思想和创作手法，虽然受限于时代，但仍有许多创新，至今被人广泛研究。此书因作为田锡传记而撰写，所以重在“事件”，而非其文笔或理论。虽某些章节略有提及诗文，也不过蜻蜓点水，令渴望窥其文采的看管难以满足。笔者以为，田锡其人在宋初无论是政坛还是文坛都有其不容忽视之处，犁清其事迹、研究其著作将有助于我们把握宋代政治结构的发展和诗文风格的演进。
我们已知，相对于诗歌，田锡之辞赋更优秀，为当时文人及士大夫所极力推崇。清代浦铣在《历代赋话校正》中云“田谏议锡, 有宋一代謇愕之臣, 乃观其
首先，来看看田锡的文学思想及理论。看管需知，一种文学思想的产生，并不是简单的文人个人独创。这种与时代割裂的研究方式，本身就是错误的。
唐末五代十国，文坛上兴起了吟花弄月无病呻吟的颓废风气。到了宋初，一批比较清醒的文人也开始大力提倡“道”的地位。像与田锡同时期的柳开就极端排斥尖锐批评那种以抒发个人情怀的唐五代的淫艳诗风。作为一名在政坛和文坛都有一定地位的田锡来说，也自然对“文”和“道”有着一番认识。与柳开不同，田锡没有忽视甚至贬低诋毁“文”的作用，而是在主张“道”的同时重视“文”的地位。这甚至与他所崇尚敬仰的韩柳的文道观点也不同。虽然他也提出了“文道并举”的文学主张，也强调了“道”的重要性，但其实他主张的内涵是更看重“文”的。这种重文的文学思想体现在他以下的几个文学观点中：一、“文之变态”说田锡并不赞成为文的过程中为取悦君主或者专门为了弘扬教化而违反自己的意志。这不仅与柳开观念相对，甚至与唐代古文运动的领袖韩愈也有一定的差别。
韩愈论“文”的前提就是“道”。虽然他说过“愈之志在好古道，又甚好其言辞。”但同时他也说：“然愈之所志于古者，不惟其辞之好，好其道焉尔。”“愈之为古文，⋯⋯本志乎道者也。”正如李汉在《昌黎先生集序》中所说：“文者，贯道之器也。”我们从韩愈“文以明道”的口号中就能看出，他是把文作为贯道之器来使用的。在他心中，“文”是从属于“道”的。
而田锡则不然，他并不赞成专门为了“道”而改变发自内心的“文”。他在《上中书相公书》说：昔齐宣公志在驰骋,而淳于之荐客非贤,阖庐之志在仇雠,而伍员之所言未当,非言未当也,其言非阖阎之志也,非客不肖也,其人非齐宣公之意也。故徼福者先意而后事,事无不合,希宠者见几以设谋,谋无不谐。”批判了“徼福者”和“希宠者”的违反正常创作规律的“先意后事”“见几设谋”“意在言先”行为。
田锡认为宇宙万物都有“常态”和“变态”之分，他在《贻陈季和书》中说：“锡观乎天之常理，上炳万象，下覆群品，颢气旁魄，莫际其理，世亦靡骇其恢廓也。若卒然云出连山，风来邃谷，云与风会，雷与雨交，霹雳一飞，动植咸恐，此则天之变也。亦犹水之常性，澄则鉴物，流则有声，深则窟宅蛟龙，大则包纳河汉；若为惊潮，勃为高浪，其进如万蹄战马，其声若五月丰隆，驾于风，荡于空，突乎高岸，喷及大野，此则水之变也。”通过对“天之变”与“水之变”的描写来说明“非迅雷烈风，不足传天之变；非惊潮高浪，不足形水之动”，也就是说，田锡认为一切“变态”的存在都是合理的。
他尊重文的独立地位，提出了“文之变态“说。他在《贻宋小著书》中也有一段专门阐述文学形态的文字：“如天地生于道也, 万物生于天地也。随其运用而得性, 任其方圆而寓理,亦犹微风动水, 了无定文；太虚浮云, 莫有常态, 则文章之有声气也, 不亦宜哉？”他认为道是天地和万物存在的基础，因此行文时不必专门为了明道而违背人性的自然。而应任随性情的自由在方圆的变中去说明道理。文学没有规定的模式和固定的形态，只要是自然的声气之文就是好的。在不违背“道”的前提下，田锡对于各种风格的“文”的看法是客观的，开放的。他认为文也有常态和变态，在《贻陈季和书》中他列举了李白的乐府诗、李贺的瑰异神幻的诗歌以及白居易的《霓裳曲》和《长恨歌》来说明文有变态和常态，而诗歌更是变态之文的一种变态。诗歌以其特殊性，是完全可以用来抒发个人情思的。因此归纳出关于诗歌的一个大胆的理论“艳歌不害正理”。他说“岂非艳歌不害于正理，而专变于斯文哉”。此外他还在一首《吟情》诗中写道：“风月心肠别有情，灵台珠玉气常清。微吟暗烛天机骇，雅道因随物象生。春是主人饶荡逸，酒为欢伯伴纵横。莫嫌宫体多淫艳，到底诗狂罪亦轻”。说明了即使淫艳的“宫体诗”都有它存在的合理性，更进一步地证实诗歌作为一种文学的“变态”，是不应该教条地拿“道”的标准去衡量的。
“艳歌不害正理”这一理论的提出无疑是与当时文化的复古潮流相悖的，因为当下正是古文运动的前期萌芽状态。针对诗歌的冶艳浮靡，晚唐五代的诗歌风气便成了以柳开为首的古文运动者的批判目标。而在以柳开、石介为首的一批道家文人正对五代十国颓废感伤淫艳的诗风和盛极一时的西昆体进行口诛笔伐的时期，田锡敢于为诗歌张目，敢于维护诗歌的本来的“娱乐”作用和特征，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尽管这从某种意义上也支持了“西昆派”。
柳开、石介、王禹偁等为首的古文家们一面对其猛烈抨击，一面再次提出“文以载道”、“文以明道”的口号。而田锡也同样意识到文学教化功能的重要性，也反对那些无病呻吟的吟风弄月之作。他认为那些能使读者“警心于邪僻”的文章才是好文章，所以应象韩愈、柳宗元一样“萌一意、措一词，苟非美颂时政，则必激扬教义”，从而完成文学的教化功能。他在《贻陈季和书》中说：“夫人之有文, 经纬大道, 得其道, 则持政于教化, 失其道, 则忘返于靡漫。孟柯荀卿，得大道者也，其文雅正，其理渊奥。厥后扬雄秉笔，乃撰《法言》；马卿同时，徒有丽藻。”他借对孟柯、荀卿、扬雄等人文章的评价来说明“道”是衡量文章好坏的一个标准。
而为了实现文学“道”的教化作用，田锡要求作家首先应提高自身的道德修养，即行“君子之行”。他认为有一部分文人有“君子之文”而无“君子之行”，比如唐代元稹、陆贽。他们的诗文诚然很好，但令人遗憾的是人品低下。还有一部分文人恰恰相反，有“君子之行”而无“君子之文”，象汉代申屠嘉、周勃等。二者比较起来，田锡认为“与其有文也，宁有行也”。这种强调作家道德修养的文学思想在当时是很先进的，与我们在教育中提出的“又红又专”的指导思想一致。田锡用自己一生光明磊落的气节和刚直不阿的性格很好地诠释了这个思想。
因此，虽然肯定文学的教化功能，但田锡并不赞成违背个人意志和自然规律去迎合统治阶级教化需要的“意在言先”的做法。他说：“昔齐宣公志在驰骋, 而淳于之荐客非贤, 阖间之志在仇仇, 而伍员之所言未当, 非言未当也, 其言非阖阎之志也, 非客不肖也, 其人非齐宣公之意也。故檄福者先意而后事, 事无不合,希宠者见几以设谋, 谋无不谐。”他认为文学创作应该是有感而发，那些“先意而后事”和“见几以设谋”是违背了文学创作规律的。
在肯定“道”的地位的同时，田锡也同样重视文采的重要性。除了文有“常态”、“变态”和“艳歌不害正理”之外，他还在《答何士宗书》中写下这样的理想：“左属忠信之雍鞭, 右执文章之鞭饵, 以与韩、柳、元、白相周旋于中原。”在《贻宋小著书》中说：“悦我以文藻，荣我以道义也”。田锡认为“文”的娱乐作用和“道”的教化功能犹如人的左右手，不能替代，缺一不可。为此他还做个形象的比喻：“美哉文之为用也。至化攸先, 明乎焕然。比万汇流形于地, 三辰垂象于穹天。藻火衮裳, 礼之文也, 始饰容而有烂。羽旄缀兆, 乐之文也, 将达节以相宣。”这段话里“藻火衮裳”和“羽旄缀兆”是作为“礼”和“乐”的表现形式而存在的，也就是说，“文”是“道”的表现手段，“道”是“文”的表现内容，二者的关系是辩证统一，互相依存的。这便是田锡“文道并举”的思想。
另外，在《贻宋小著书》中，田锡还讨论了关于性、情，道三者的关系。他阐述说，所谓性是指先天所赋之秉质，所谓情，是指后天触物而所感发。使其有所，这两种都是自然的东西。而道是需要把握领会《系辞》《中庸》的灵魂的。作者在行文之时应尊重“性”“情”，尊重自然规律，不能违背自然的性情，以情合性，以性合道，使三者完美结合,否则创作出来的就是毫无价值的作品。笔者代言，以鲁迅和朱自清举列，鲁迅属犀利之革命性情，朱自清属闲适清雅之忧郁性情，试想，若两者虚设性情而习作，即不按自己本性而“抒情”，或干脆互换性情而“造情”，由于并非发自个人的真性情，怎么也不可能写出好的作品。
看管及此，必然发现在田锡的文学思想里有很多看似比较中庸，甚至是有些矛盾的地方，笔者以为，实则是非常客观且准确的，可以说田锡深得马克思“辩证”思想之精髓。在一首他广为传唱的喻理诗《辩惑篇》写道：“春树桃与李，美果终得尝。莫树枳与棘，芒刺还相伤。君子所树党，在择贤与良。其党苟非人，为祸亦自殃。蓄者本铅刀，用欲如干将。豢者本款段，骋欲侔骕骦。辨之胡不早，坚冰自履霜。”他用桃李和枳棘的本质区别，来比喻君子与小人之差别，教人懂得如何分辨好恶。此诗也表明了田锡是个很有思想见地的人，诚如其文学思想所涵盖之辩证道理。
需知，极端并不代表正确。比如说他既不像柳开石介那样偏执于“道”而憎恶“文”，又不像当时杨亿等“西昆体”派那样看重“文采”和“藻饰”这两件华丽的外衣而轻视作品的思想性。他在强调道的重要地位的同又大张旗鼓地为“文”正名。这矛盾的对立双方是怎样同时并存于他的文学思想中而且在何处达到契合呢？答案是他的“自然说”。
田锡崇尚一切形式的自然，从自然世界到文学领域，他在《晓莺赋》中曾热情地赞美自然界天籁之音要远远比各种乐器的合奏更为悦耳动听。他说：“伊宝柱之清瑟，与银簧之暖笙。谁用交奏，而成艳声。未若我胧月澹烟之际，莺舌轻清。听者踌躇，闻之怡悦。若清露之玉佩，触仙衣之宝 。随步谐音，成文中节。未若我晓花曙柳之间，莺声清切。”
他关于文学的自然论也是有丰富内涵的，田锡认为，自然界中真实的活生生的没有人工雕琢痕迹的才是最美的。他在《斑竹帘赋》里说“故锦章异状，由造化之自然；绮错奇文，入良工之经纬”，表达了对自然造化的推崇，又在《贻宋小著书》中形象描述：“比夫丹青布彩，锦绣成文，虽藻缛相宜，而明丽可爱。若于春景似画，韶光艳阳，百卉青苍，千华妖冶，疑有神鬼，潜得主张，为元化之杼机，见昊天之工巧，斯亦不知所以然而然也。则丹青为妍，无阳和之活景；锦绣曰丽，无造化之真态。”在他看来，丹青和锦绣的美丽怎样也比不过以韶光、艳阳、百卉、千华组成的春景，因为后者是得了神鬼主张的杼机和工巧的活景真态，而这些是人工雕饰所无法比肩的。另外，田锡还认为“然后绝笔而观,澄神以思,不知文有我欤,我有文欤”、“天亦不知其自圆,地亦不知其自方”。写作之最佳状态应该达到浑然忘我，毫无痕迹。他崇尚自由活泼的艺术精神,认为文学应是真实的心理状态的表露,应是天机自见，文我两忘。
那么怎样才能在为文之中崇尚自然的活景真态，达到文我两忘的极致境界呢？田锡强调应尊重事物的本质，抓住事物的本质而去做文章。“使物象不能桎梏于我性,文彩不能拘限于天真”。这里的“我性”和“天真”分别代表为文者的真情实感和天地万物的本质特征。田锡认为万事万物都有它的自然之性,人应该顺其这种自然的性来进行描写，不能为了追求文章的物象作出空泛的毫无实际情感之文，也不能过分追求文采的华美而去违背事物的自然本质。作者抨击那种不抓住所描写事物的真正灵魂而本末倒置的去注重文采物象的写作现象，他在《杨花赋》中说：是知有以妖冶，轻为贵者，虽五彩之毫，妍不可写。虽数子之词，才难骋奇。通过对司马相如在梁孝王面前作“杨花之赋”的史实的描写，赞扬司马相如之赋出类拔萃，并分析其原因是“尽华藻之精英，得飞花之态度”。也就是说，田锡认为只有司马相如一人能够抓住杨花的本质来进行描写，而其他人“虽数子之词，才难骋奇”。
柳开、石介等古文运动带头人虽然表面上高举韩愈、柳宗元古文运动大旗，但其实在本质上已经偏离了韩柳的思想。他们师古的对象群十分狭隘，仅是所谓的“圣贤衣钵”，除此之外的文学作品他们一概排斥。而田锡的思想则比他们开放通达得多，他认为，每种文体都有值得学习和借鉴的地方，应该饱览群书，众采百家，正如他在《答何士宗书》中说的那样：“余欲以六经为寰区, 以史籍为藩翰, 聚诸子为职方之贡, 疏众集为云梦之游。”可见经史子集各有其职能，都是田锡学习的对象。纵观他的作品,我们既可以看到汉大赋的雄壮、又可以看到乐府民歌的影子，他既学习了写实诗的现实性，也学习了五代十国“感伤轻艳”的吟情。他继承的是一座富丽的文学殿堂，而不是其中的某一件贝珍。他不厚此薄彼,这在当时是很难得的。笔者回念，亦以“集百家之长，创一体文字”作为个人文志，看来此中想通处，可源其理。
他认为，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长处和特色，师从古人应博众家之长，不应厚此薄彼。他说：“锡以是观韩吏部之高深，柳外郎之精博，微之长于制诰，乐天善于歌谣，牛僧孺辨论是非，陆宣公条奏利害，李白、杜甫之豪健，张谓、吕温之雅丽，锡既拙陋，皆不能守尚其一焉。但为文为诗，为铭为颂，为箴为赞，为赋为歌，氤氲吻合，心与言会，任其或类于韩，或肖于柳，或依稀于元白，或仿佛于李杜，或浅缓促数，或飞动抑扬，但卷舒一意于洪濛，出入众贤之阃阈，随其所归矣。使物象不能桎梏于我性，文彩不能拘限于天真，然后绝笔而观，澄神以思，不知文有我欤，我有文欤？”这里韩愈文章内涵的高深、柳宗元为文的精博、元稹制诰的规范、白居易歌谣的上口、牛僧孺辩论的智慧、陆贽奏议的精彩以及李白、杜甫的豪健和张谓、吕温的雅丽都是田锡敬慕并学习的对象。田锡具有非凡宽阔的胸襟和气度，他师从一切的“君子之文”，并不因为作者无“君子之行”就否定其“君子之文”。比如元稹和陆贽的为人是田锡所不齿的，他曾用“其稔毒也，隐如敌国”来形容其二人。但这并没有影响到田锡对他们“君子之文”的学习，与柳开、石介等教条偏激的道学家相比，这是十分可贵和进步的。
田锡在主张师从百家的同时也注重强调突出作家个性和风格，他不主张刻意去模仿，他认为应自然成气质。他在《贻宋小著书》中说：“故谓桂因地而生, 不因地而辛。兰因春而茂, 不因春而馨。人伤体则忧, 蚺去胆则勇。龟壳便于外，鳝骨乐于衷。草腐而辉光生, 物老而妖怪出。松以实而久茂，竹以虚而不凋。骆麟之性仁，虎豹之心暴。得非物性自然哉？”通过列举桂、兰、草、物、松、竹、人、蚺、龟、鳝、骆麟和虎豹的显著特征来形象说明什么是事物的自然本质。又说：“锡既拙陋,皆不能宗尚其一焉。但为文为诗,为铭为颂,为蔑为赞,为赋为歌,氰氲吻合,心与言会。任其或类于韩,或肖于柳，或依希于元白,或仿佛于李杜,或浅缓促数,或飞动抑扬,但卷舒一意于洪,出入众贤之阃阈,随其所归矣。”他认为，一个人是师古于韩愈、柳宗元、元稹、白居易还是李白杜甫，内因来源于最原始的性情，关键看他的心与言在什么地方交汇吻合，而不应该是为了师古而违背本性刻意去模仿。笔者概言之，即写作应重个性与自然之结合。
以上便是田锡的文学思想及理论。他是主张“文行合一”的人，自然，他并非那些“说一套做一套“的人，其作品和理论是高度符合的。以下简略谈下田锡的辞赋特色，不可多论，仅以斑见豹，管窥其风。
正当宋初的文坛依然弥漫着五代十国萎糜的文风，当时的文人士大夫还沉浸在"春花秋月"，"多少恨"等等使人意志消沉的词风中不得自拔，田锡力图通过自己的文学创作，革除文坛的积弊扭转文风。他主张自由活泼的创作思路，认为文学就是表达自己真实思想的载体，由于有了这种创作思想，田锡在文学创作中，身体力行地作多方面的尝试，努力表达自己心中所思所想，为变革五代以来的文风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并深深影响了后世。
田锡在辞赋创作中追求雄伟、豪放之美，这在他的《诸葛卧龙赋》中得到了体现"天将灭汉，天下大乱。奸雄竞起以图霸，豪杰争弛于良算。江东有孙权之强御，关中有曹公之勇悍。惟蜀邦之险阻，付刘璋之暗懦。伊东海之有徐庶，荐孔明于先主。其人自比于管乐，其迹尚耕于垅亩，负霸王之磊略。每讴歌于梁父，……可以屈就，难以邀取。”
此赋被研究宋代文赋的学者评为与欧阳修《秋声赋》、苏轼前后《赤壁赋》、以及陆游《焚香赋》齐名的宋代文赋名篇。在赋的开篇，田锡以简略的文字写出了汉末天下形势。对孙权、曹操、刘璋的比较，引出了诸葛亮这一人物形象，他认为诸葛亮有治国平天下的干练、才能，更有超出凡人的智慧，他与刘备的关系是“亮之遇先主也，若龙之得水，备之得先生也，若云之从龙。”诸葛亮为蜀汉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成为千古文臣的楷模，这是田锡十分敬仰的。另外，田锡的性格中还有一份浪漫色彩。他对同是蜀人的李白非常仰慕，在《咸平集》卷十七《读翰林集》中，他这样称赞道：“太白谪仙人， 换酒鹔鹴裘。扁舟弄云海， 声动南诸侯。诸侯尽郊迎， 葆吹罗道周。哆目若饿虎， 逸翰飞灵虬。落日青山亭， 浮云黄鹤楼。浩浩歌谣与， 滔滔江汉流。下交魏王屋， 长揖韩荆州。千载有英气， 蔺君安可俦。”
在他的文学创作上，他也继承了李白的浪漫主义文学传统，想象奇特而丰富，意境瑰丽，这在宋初文坛是少见的。田锡的神来之作，笔者以为是他的《倚天剑赋》。今附全篇，以饲涎馋。
“昔《齐谐》有志怪之篇，言古皇造物之先，形之刚克者静以为地，气之清明者动而为天。地与众流而右走，天与三辰兮左旋。筹二仪之暌濶，谅亿万之相悬。有古皇所佩之剑，其言可验谕其大也。若雪山之皑皑，壮其光也。若秋波之湛湛，倚于穹圆，高巍峩焉，孕长庚于太极，穪纯兑于西偏。莫辨灵芒，或日明而月晦；讵分刚气，或嘘云而吸烟。夜吼半空，比雄风之九万；朝披回汉，陋莲峯之五千。北斗挂于锋铓，而七星错落；长虹绾于辘轳，而双带蜿蜒。论其用也，剖混茫以为天地；观其迹也，裁融结以为山川。噫！女娲断鼇于海隅，汉皇斩蛇于泽边。庚舆所试者几十，阖庐所宝者三千。镆鎁之与干将，鱼肠之与龙渊，皆微茫琐碎之器用,非隂阳造化之陶甄.观夫煌煌炜炜，上莫穷其几千万里，错星象而倒河汉，慑精灵而视鬼神。变良宵之景，若白昼之明，照幽都之涯，若太阳之晷，顾沧海以堪淬，将泰山之作砥。乍疑天发杀机，鲸鲵奔而龙蛇起。又观乎黯黯森森，高莫询其几千万寻。锋芒莹而雪霜冷，灵怪多而风雨阴，移春景之和，若秋郊之氛;易炎天之燠，若寒谷之深。可以挂扶桑若木之杪，磨蓬莱方丈之岑。所谓天之利器，浮云决而妖星流。皎兮若黄河之冰，立而未泮；熀兮若银河之瀑，凝而不散。珠联垂象，饰宝匣以荧煌；璧合太阳，耀连环之熣灿。晋邦一鼓之铁，堪耻微功；棠溪百链之金，难矜善断。炳然若大电垂而欲飞，防然若流虹挺而増辉。风霜肃杀助其利，雷霆霹雳扬其威。龙伯旁观，魂飞而骇其濩落；巨灵仰视，汗下而惊其陆离。截鸿雁而断兕犀，安将比也；自豪曹而穪櫑具，何足多之。虽天柱折，我剑锋不缺；虽日驭沉，我剑光不灭。有时雪飞千里，如削巨鱼之鳞；有时霞满九霄，若染长鲸之血。廹而观之，犹千里而近，则毛髪森坚，严凝凛冽；倐而观之，犹七日来复，则神思惝怳，晶荧皎洁。乍忧刲大象而屠六龙，天纲断而地维絶。适足饰帝心之虑怒，示天威之勇决。粤有魁梧丈夫，倜傥雄图，手操斗极，肩倚天枢。唯四时与六气，为一吸而一呼。因睥剑而色动，欲诛奸而气麤。于是冠青云之缨緌，曳黄裳之詹褕。谒紫微，朝清都，排阊阖以直入，瞻冕旒而前趋。曰：“臣闻立大功者虽以济济多士，御大难者必用赳赳武夫。所以赞经纶之霸畧，成恢廓之皇图。愿得倚天之剑，将以静四海而清八区。逆天命者为陛下显戮，反天道者为陛下行诛。俾万灵奉职而不敢为淫厉，使百神畏威而不敢为毒痡。则下土无札瘥之患，生民无水旱之虞，冀圣人无为而静理，庶彚有截而昭苏。”帝曰：“壮哉斯剑也，殆以隂阳为炭，天地为鑪，昆山之众宝皆索，厚地之精金毕输。勅风伯以司鞴诏雨师而合涂。千英万灵，前驰后驱。天老练日时之吉，太乙详鋭利之符。然后铸于道，镕于德，鍜之以静，削之以黙，淬以明智，磨乎睿识。以天山之雪融其辉，以豊岭之霜耀其色。其镡所以横于东南，其锋由是周于西北。然后脊中夏而刃外区，匣六幽而藏八极。非圣人之大宝不足饰其容，非罔象之?珠不足偿其直，垒五山而沟四海，资以守邦；带河汉而砺昆仑，用之宣力。今予赐汝，汝可佐皇王而衞邦国。”丈夫乃拜手而谢，趋风抗词曰：“臣欣遭圣时，幸至天墀，罄忠诚之有请，遇宸衷之弗违。持神器以宠頼，敢戎行之越思。尝闻授鈇钺者得专征伐，赐彤旅者用扬明威。实中权之节制，奉皇家之典彛。臣有三事为陛下陈之：“粤有冯夷之神，遐弃厥司，忽朝宗之常道，肆横流而自私。尧为之咨嗟，舜为之胼胝。几欲萍藻我蒸民，污潴我方祗。臣常窃愤，今得诛之。其次曰屏翳之神，不贞其师，遇旱则密西郊以含润，因潦则凭北方以流滋。望舒为之韬明，羲和为之藏晖。几欲防我融明之鉴，全其蔀沛之非。臣尝衷怒，今得刑之。抑有吞舟之鳞，谷其口，陵其颐，自尊乎介甲之族，纵暴于朝溟之池。帆樯为之荡覆，湍浪为之羣飞。臣尝懐恨，今当戮之。此三者皆奸雄之大也，积凶德而无疑。陛下谓之何如？”帝曰：“阃外之事，将军裁之。””
此赋所表达的思绪极为开阔，上天入地自由奔放，构造了一个雄豪、壮丽的艺术境界，田锡对雄豪、壮丽的追求，继承了李白浪漫主义的色彩，对宋初文坛创出了全新的路子，为革新文风作出了典范，使得宋初的文坛为之一变。真可谓宋初文坛之“倚天神剑”啊！
田锡的赋风格多样，除追求雄豪外，他还善于写清新秀丽的文景，以寄托自己思念家乡的情怀。在其名作《春云赋》中这样描写道:"有时散作雨飞，春寒惨惨，有时乱和烟纪，春阴萋萋。""或苍梧南北，或梦泽东西，或樊川与辋，成吴溪与越，或宿林园，随竹阴以笼径，或沉树落，伴桃花而满蹊。该赋对春天的云彩描写得十分传神，在他的笔下，春天的舒缓相济，飘逸灵动，表达出一种恬淡，闲适的心态。
田锡能写出《春云赋》这样的佳作与他所处的时代是分不开的。宋初的文坛较有名者大都多为南唐故臣。他们这些故臣初入新朝，倍感辛酸，好在太祖、太宗重文，用文官治天下，得以拜官参政。暂时抚平心灵的创伤，从而重拾心情从事文学创作，但其文学作品深受李唐词风的影响，多为流连山水，风景之作，有景无情，文词不佳。但这样的文体主宰了当时的文坛世人无所适从，而田锡和他们不一样，他太平兴国三年高中榜眼及第，达到了读书人之最高境界，可谓志得意满，踌躇满志，心情自然舒畅，目力所及皆为美景，田锡的《春云赋》中就多了这一种清丽婉约的文气，这也是田锡所追求的理想之风。
在《依韵和吕杭公早秋赋》中，田锡对秋天景色的描写，传达出一种躬逢盛世的闲适之情:"秋之可赏也，初萧瑟于玉关，旋澄晖于帝京。"桐叶潜零，下玉兰兮金井，桂花增朗，鉴珠破瓦寒帘绮珠。白露降兮，庭芜已滋，寒蝉鸣兮，塞草未衰。"--《咸平集》卷七。很多写秋之景色多抒发悲凉之感，而这篇赋则表达了秋高气爽，惠风和畅的喜悦之情，表现出作者对大自然和生活无限的热爱。
田锡这些写景赋情感表达细腻入微，曲折婉约，这与当时有文而无情的文风大不相同，田锡赋中所追求的雄豪壮丽、清丽闲雅，幽微深婉的美，同样是他变革文风努力的体现。
宋太宗以来，诗、词、歌、赋歌功颂德，欢欣太平的功能得到了加强，在太平兴国八年(983年)在乾明节馆阁与同被召见的诸臣作《乾明节祝圣寿》十九首献上，太宗独加公之辞，乃依韵和锡，令宰相宣付。可见宋太宗很赏识田锡的文章。太宗的赞赏更激发了田锡的创作激情，太宗朝开始，国家相对安定，经济较为繁荣，呈现出一派人民安居乐业的太平景象，田锡躬逢盛世，自然欢欣鼓舞。田锡所作的《长至赋》就表达了这样一种心境:"伊互寒之嘉节，美长至之良辰。考天时于司历，验星昂于畴人，阴极阳生，复挂应连山之旬，珠联璧合，斗枢回柳木之津。……歌钟鼎沸，朱翠云繁，华堂列席，高烛罗轩，辉煌炜耀，杂罗哗喧。"从街头歌舞表演到宴席上的珍肴佳肴，再到人声喧杂的街肆叫卖，展现了宋朝都城汴京冬至节的欢乐场面，展示了一幅盛世的市井画面，这恐怕就是宋朝画家张择端《清明上河图》的文学蓝本吧?
田锡所著《咸平集》现存赋二十四篇，为田锡文学创作的主要文体。赋兼具诗歌与散文的特征，很容易对其他文体施加影响，田锡力变晚唐文风就是有意识地突破文体的界限，使之互相融合贯通。田锡借鉴赋这种文体，正体现着这种文坛风气，并且深深地影响了后世的文学家。
宋代著名的词人柳永就深受田锡赋的影响。柳永有不少词写到春节、元宵、清明等节日狂欢的情景，他的《倾平乐*禁漏花声》写元宵节:"龙凤烛，交光星汉。咫会乐府两籍神仙，梨园四部弦管。向晓色，都人未散"等句，借烛光与音乐来渲染节日氛围，其立意与田锡《长至赋》基本一致。可见田锡的赋在当时影响之深。
比柳永出生晚两年的范仲淹也是一位北宋诗文运动的先行者，范仲淹的《岳阳楼记》被传颂千古，他的《渔家傲》词突破了"花间派"词的内容，风格苍凉悲壮，开豪放词风，这也应是受到了田锡诗赋中雄豪、壮美风格的影响。
与范仲淹同时代的欧阳修为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唐宋八大家之一，他是继王禹偁、田锡之后的辞赋大家。欧阳修借鉴了王、田等人辞赋创作新路，创作了千古名篇《秋声赋》，该赋与田锡名篇《依韵和吕抗公旱秋赋》同为描写秋天的作品，《秋声赋》由景生情、记事、状景、议论抒情浑然一体，如"丰草绿缛而争茂，佳木葱茏而可悦"。同样和田锡之《早秋赋》一样，表达了对秋天美景的由衷赞美，对美好生活的无限向往。
田锡逝世34年后，在他的家乡--眉山又诞生了一位大文豪——苏轼。苏轼在诗、词、歌、赋、书法、绘画皆为一代大家，他的前后《赤壁赋》更是赋这一文学作品的巅峰之作。《前赤壁赋》雄健奔驰、挥洒自如。描绘月夜泛舟长江的美好景色，在景物的描写中由景入情如天马行空哲理深刻。如:"少焉，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白露横江，水光接天。纵一苇之所如，凌万倾之茫然。浩浩乎如凭虚御风，而不之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苏轼描绘了一幅在浩淼空旷的天地间遨游的壮美画卷，容入了自己"遗世独立"的人生感受，情景交融，引人入胜。苏东坡将田锡所追求的清丽，婉约升华为勾勒象外之境，以孕涵人生感悟，他将辞赋的景物描写推上一个物我两不相忘的新境界。《念奴娇。赤壁怀古》更是将田锡所推崇的雄豪之风发挥到了极至。"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被历代文人所吟诵不绝。而郭绍虞在《中国文艺批评史》中有评曰：“眉山三苏文风渊源于蜀人田锡”。由此可见田锡对"三苏"及后世之影响。
总之，田锡以宋初文坛开拓者和奠基人的身份以鲜明的文学主张，独到的文学理论，丰富的创作实践，对作品雄豪壮美，清丽，婉约的追求，改良了五代以来颓废的文风。使北宋诗赋的创作进入了繁盛时期，呈现出新的风格特点。对后世诗赋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直接推动了宋代的古文革新运动，在宋朝的政治文化上留下了光辉的足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