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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起居舍人？不同朝代有不同的解释和职能。大抵说来，为隋炀帝时始置官名，隶内史省。大体和起居郎，中书舍人类似，既属于史官（记注官类），也属于近侍官。
唐贞观初于门下省置起居郎，废舍人，掌记录皇帝日常行动与国家大事。唐显庆三年(658年)，另置起居舍人于中书省。掌记录皇帝所发命令。唐龙朔二年(662年)改起居郎为左史，起居舍人为右史，咸亨元年(670年)复旧。天授元年(690年)又改为左、右史，神龙元年(705年)再复旧，皇帝御殿时，郎左、舍人右，对立于殿中，记载皇帝言行，季终送史馆。
而到宋时，大约到淳化五年（994年）四月才开始设置成立了起居院这样专门机构。初期其实并未专职的起居郎和起居舍人，而是由三馆（史馆，昭文院，集贤院）校理以上官员充任，专门负责修撰皇帝的起居注。郎修行，舍人修言，季终合并呈送史馆备案。这些官职，大多属于清资官，即便升迁，仍然多为清资，一般多为尚书省郎官，少数人可直接升任为侍郎。不少人仍兼任知制诰，这是由于担任起居郎或舍人者多为饱学之士，且在皇帝身边工作，有能力承担起草诏敕任务的缘故。当然还有少部分人迁转为秘书少监，谏议大夫，中书舍人等职，这些官职仍旧为清资官，品秩较高，实际上是皇帝对其倚重的表现。而所谓清资，是指魏晋至唐时多由士族担任的清贵官职。宋王谠《唐语林·豪爽》载："旧制，大理寺官初上，召寺僚或在朝五品以上清资保识。" 而《中国通史》第三编解释道：“ 唐制，士族称为清流，作官称为清资官。”。
那么起居郎和起居舍人的具体职能是什么呢？
据《旧唐书》卷四三《职官志二》载：“起居郎掌起居注，录天子之言动法度，以修记辜之史。凡记率之制，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必书其朔日甲乙，以纪历数，典礼文物，以考制度，迁拜放赏以劝善，诛伐础免以惩恶。季终则授之国史焉。”这里所说的“授之国史”一句，是指每季末送到史馆去。同书还载：“起居舍人，掌修记言之史，录天子之制浩德音，如记事之制，以记时政之损益。季终，则授之于国史。”由此看来，唐代起居舍人和起居郎的职能可概括为记录天子的言行，修撰“起居注”。两种官职，仅仅分工稍有不同而已。
由于起居舍人与起居郎负“君举必书”的重大责任，因此凡举行朝会或皇帝听政，起居舍人与起居郎均要在场记录。唐初，不管皇帝在哪里处理朝政，起居郎和起居舍人均能亲历，记载其所见所闻，给后人提供了较为客观详的史料。唐初定制，天子御正殿，起居郎居左，起居舍人居右。“有命，俯陛以听，退而书之，季终以授史官。”。贞观时期，没有设置起居舍人，“每仗下，议政事，起居郎一人执笔记录于前，史官随之。其后，复置起居舍人，分侍左右，秉笔随宰相人殿。若仗紫底内周，则夹香案分立殿下，直第二编首，和墨濡笔，皆即坳处，时号螭头。”由于唐太宗较能正视历史，此时起居郎的职能受到了较高重视，其载史实也较为完备。所谓“贞观中，每日仗退后，太宗与宰臣参议政事，即令起居郎人执简记录。由贞观注记政事，称为毕备。”到高宗时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史载：“及高朝会，端拱无言。有司唯奏辞见二事。其后许敬宗和李义府用权，多妄论奏，恐史官直书其短，遂奏令随仗出，不得备闻机务，因为故事。”可见，高宗时，起居舍人和起居郎的职权受到较大削弱。他们能再随侍皇帝左右，遂使这一制度遭到了极大的破坏。
那么这一时期的国事又由来记录呢？“时政记”便应运而生。据《旧唐书》卷八九《姚璹传》载：“长寿二年，迁文昌左垂、同凤阁有台章夺。自徽以后，左、右史虽得对仗承旨，仗下后谋议，皆不预闻。礴以为帝王谨训，不可暂无记述，若不宣自相，史官无从得书。乃表请仗下所言军国政要，宰相一人专知撰录，号为时记，每月封送史馆。宰相之撰时政记，自璐始也。”所以，“时政记”是为了弥补起居舍人和起居郎的缺失而诞生的，但它并没有起到起居舍人和起居郎应起的作用，最终流于形式。所谓宰相所记“然率推美让善，事非其实，未几亦罢。而起居郎犹因制敕，稍稍笔削，以广国史之阙。起居舍人本记言之职，唯编诏书，不及它事。”、“开元初，复诏修史官非供奉者，皆随仗而人，位于起居郎、舍人之次。及李林甫专权，又废。”。即使时政记的修撰也不能始终如一地坚持下来，元和八年（812年）十月，宪宗问宰相何谓时政记：“间或不修，何也？”李答日：“面奉德音，未及施行，总谓机密，故不可书以送史官(其间有谋议出于臣下者，又不可自以付史官(及已行者，制令昭然，天下皆得闻知，即史官之记，不待书以授也。”李吉甫所说的不修时政记的原因，实际上是站不住脚的。其实是宰相们既要排斥起居郎、舍人预闻机密，又不愿意卷人修时政记这一繁重工作的借口。李吉甫还说：“且臣观时政记者，姚璹修之于长寿，及瑞罢而事寝(贾耽、齐抗修于贞元，及耽、抗罢而事废。”由于长期以来起居郎与起居舍人不许旁听军国大事的商议而时政记的修撰又时废时复，遂使这一历史时期唐朝诸帝的起居注修撰虽未中废，但却沦为一种记录大事的流水账形式，国家的决策经过不得而知，将鲜活的历史记撰变成了一种僵硬的大事记。
直至文宗太和九年（835年），“诏人简日，起居郎、舍人具纸笔立螭头下，复贞观故事。”。于是，起居舍人和起居郎又一次肩负重任登上历史舞台，这一时期也有了较为详实的史料。关于唐文宗恢复贞观旧制的情况，《旧唐书》卷一二九《延赏传附张次宗传》有较详细的记载：“开成中，为起居舍人。文宗复故事，每人阁，左右史执笔立于螭头之下，宰相奏事，得以备录。宰臣既退，上召左右史更质证所奏是非，故开成政事，详于史氏，次宗尤称奉职。”在唐代起居郎舍人虽然主要负责起居注的修撰，但由于其毕竟是史官，所以国史、实录的修撰，其往往亦参与其中。
而起居郎与起居舍人既然可以亲历朝会和参与听政，其是否有权对朝政发表意见，进行谏净呢？从唐朝制度来看，应该说们没有这种权力和义务的。唐文宗曾告诫起居舍人魏普曰：“事有不当，即须奏论”。魏签回答说!“臣顷为谏官，合伸规讽。今居史职，职在记言，臣不敢辄逾职分。”。可见其是没有这种权力的。但是从实际情况来看，在唐代居郎与起居舍人参与谏净之事却不绝于史书。如贞观十五年五月，唐太宗欲封禅。“有星李于太微，太史令薛颐上言，未可东封。辛亥，起居郎褚遂良亦言之，丙辰，诏罢封禅。”宪宗晚年对方士、丹药特别信，“上服方士柳泌金丹药，起居舍人裴磷上表切谏，以‘金石含酷烈之性，加烧炼则火毒难制。若金丹已成，且令方士自一年，观其效用，则进御可也。’”。无奈唐宪宗这时已经听不进去任何不同意见了。又“长庆四年十二月，淮南节度使王播以钱十万贯赂遗恩幸，求盐铁使。（独孤）郎与谏议大夫张仲方，起居郎孔敏行、柳公权，起居舍人宋申锡，补姻韦仁实、刘教儒，拾遗李景让、薛延老等十人，前一日，诣延英抗论其事。”。唐懿宗咸通二年∀（861年）年，令狐滈及第不久，便升任右拾遗、史馆修撰。“制出，左拾遗刘蜕、起居郎张云，各上疏极论滈云：‘恃父秉权，恣受货赂。取李琢钱，除琢安南都护，遂致蛮陷交州。’张云言：‘大中十年，绚以谏议大夫豆卢籍、刑部郎中李邺为夔王已下侍读，欲立夔王为东宫，欲乱先朝子弟之序。搞内倚郑颖，人谁敢言？”令狐滈父为宰相令狐綯，他凭借其父权势，做过一些坏事。刘蜕、张云的上疏，惹怒了懿宗，将其两人贬官，但令狐滈也因此被改任为詹事府司直，而“宦名不达”。这些史实却又说明，起居郎与起居舍人实际上是可以对朝政行谏净的，这便是古制理论与实际不通行的一面论证。相较之下，历代起居郎更具谏官色彩，而起居舍人则为列入谏官一表。
有看管或许会问，起居郎及舍人难道要监察记录皇帝所有言行，从起床到睡觉间的吃喝拉撒一应事务，所行所言都需记录？笔者代言，不必。此诚为职名所惑也。看管需知，“起居注”并非皇帝的“生活实录”，并不为记录皇帝内廷私生活而用，而是采录侧重与国体，朝政相关的内容，所以一般而言，主要涉及皇帝具体活动，多为重要的祭祀，典礼，仪式，政务处理，巡幸，以及皇帝与重要人物间的问安，行礼等。说到底，“起居注”其实和皇帝起居没什么关系，撰起居注的官员也并非随时随地跟随皇帝，以至于皇帝哪天睡了哪个妃子，说了什么话，吃了什么美味佳肴，有何种评点，一般情况下这些几乎都是难以查阅到的。除非到了清代，还有一种《内起居注》，所载内容主要是内廷起居生活，如内廷仪式，巡幸游玩，筵宴膳食等内容，繁琐杂乱，记录者大抵为内书房太监一职了。
由此可知，宋白所言非虚。这田锡做了起居舍人，实在是非常有前景的职务。正因为李昉被迫重修时政记，也便造就出机会，成全田锡回京做官的愿望。另一方面，也因为时局变化，选择他，李昉，宋白一党趁此机遇，将计就计，安设亲信上位，也好借田锡与太宗亲近的机会，从中周旋获利，抗衡敌党。不过，看管千万不要以为，仅凭一名之荐，田锡就能被选为起居舍人，那也未免轻瞧了太宗的任贤举仕的眼光，看管需知这起居舍人的选拔要求也是相当之高的。
一般而言，按照历代居此官者的研究考证，重视文才的倾向是十分明显的，即对起居舍人和起居郎的文学与史学修养要求很高，另外，此职之任是记录皇帝言行，有一定的褒贬职能，且又与皇帝日常相伴不离，所以对其品性德行的考核要求很高。唐史学家刘知己认为：“史才须有三长，世无其人，故史才少也。三长，谓才也，学也，识也！”，而敢于秉笔直书，则是史识得最直接体现。“出入起居，期于秉直”，从中可看出，耿直公正的性格，也是起居郎和舍人的选拔标准。所以，可以说这一职务，对田锡是相当适合的。能够身居此位，也是对田锡文才，德行与正直公正为人的充分认可及肯定，也能看出太宗对田锡其实是寄予强烈期望的。
然而，机会是给田锡了，将来田锡又如何把握，便需靠他自己。觉悟这东西，别人赋予不了，笔者亦不能为了将他传记笔上添花，而修改史实。欲问其造化因缘如何，只看他将来结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