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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时，桐庐属杭州，到了宋太平兴国三年(978年)，桐庐复属睦州。"案《宋史》卷八八《地理志四》"两浙路"：“睦州统县六，桐庐即其一焉”。笔者也不及考证，究竟睦州当时有多大，不过今属浙江是必然的。
田锡知睦州时究竟发生多少故事，我们不得而知，今番要讲的，既是其到任桐庐县后发生的事。就如同赵普所说“睦州人冥顽，不尊礼教”，对于现在的浙江人或许很难理解，毕竟现在的江南相比北方，无论从经济，还是人文，都更显开化。譬如说，我们常所谓江南多出才子，首先便想到江南一带的优越的教育。而所谓“古代教育”又是什么，自然是由礼教之学发展而盛行的孔孟之道。“礼”与“儒”是不可分割的概念，更准确说，“礼”就是儒学的根基和核心。
而大家知道，从唐时起，武则天大兴佛教，全国各地修建大量寺庙法堂，和尚又称为盛行的职业。有了寺庙与和尚，就有人去宣扬佛法，有人宣扬，就有人信。宗教本就是极具“感染力”与号召力的组织，加之国家大力支持，于是民间信佛者遂多。到了宋时，睦州百姓几乎人人信佛，家家有菩萨像和佛经，那里的寺院香火年节不断，颇为鼎盛。
这里笔者不想谈宗教与人文之间的关系，也不想谈佛教与佛法之区别。总之，当一种教义思想深入人心时，对其要义理解的准确性是随百姓知识文化程度，以及领悟力的差异而有所不同的。一些不正确或者有失偏颇的理解，造成迷信或者盲目崇拜也是常有的事，进而导致人们做出不理性的事。
比如笔者过去对基督教感兴趣时，一传教士对笔者说：“信基督者，得永生！”于是笔者问他：“如果我是个尽做坏事的基督徒，也能得到永生么？如果我先信耶稣，得永生后我不再相信（或者背叛他），难道他能再次取消我永生的能力（或权利）？”其无言以对。这个例子用在宋时的睦州人身上最为合适。
因为佛法太过深入人心，以至于睦州百姓认为，人这一辈子只需要修行佛法，别的都是无用之物。以至于哪怕儒教这种当时的正统学术，也被排斥为异教看待——连建立学馆，礼教祠堂都招当地百姓的强烈反对和阻止。
当时，田锡还没到任桐庐县，竟然在路上看见有人砸毁新建的学馆，颇不能理解，等问了乡民才知道，原来“天上”的与“地上”的学问，是不可混杂相教的。这“天上”的自然指佛法，而“地上”的便是儒学。
等到了任上，询问情况。知县叹口气，为难解释道：“我到任时便是如此。此地人只信佛法，不信外教，连儒家正统也排斥。几次推行和宣讲儒学，都被村民冲破搅乱。想要修建几座学堂，可县中之地就那么大，又都被佛堂寺院占了，于是推倒几座佛堂，在上面盖学堂。结果激发民怒，与官兵械斗。后来虽然学堂建了，也都被砸的砸，拆的拆，上课的老师都是外地请来的秀才举人，从没见过如此冥顽刁横的村民，有些被侮辱，有些被打了，气得都直接走人。如此一来，再没人敢来此地讲学，当地人也根本没有报名学习的，于是那些残旧的学馆也就空在那里，日晒雨淋，早已成为残垣废墟。”
回到家，妻子惠君见丈夫愁眉不展，安慰道：“各地有各地民风，历来悠久，一时难更。有些政策推广，不可强行，还需因地制宜。”
几口酒水下肚，田锡一下恍然大悟。抱着妻子高兴大喊道：“汝真乃吾贤内助也！”
既然睦州人深信佛法，为何一定要其改变呢？儒释完全可以并行处之呀！于是田锡也不急于修建儒家学馆，而是决意先修孔夫子庙。
建庙之初，请来几位当地知名的寺院高僧，与之并行宣扬释法与儒学。这些高僧当然是田锡请来，也有丰厚报酬，要求即是向百姓宣说释法的通融之道。他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阐释道理与乡民：“我是新任地方的知州，素闻当地百姓虔诚信教，深感欣慰。然近年来，知县在地方修馆建学，本为造福一方，却屡屡受阻，得悉原因即在破寺拆庙，毁坏此地原本信仰建设，此诚不合时宜，当检讨之。不过，百姓因此阻碍和破坏政府修葺，亦犯国律，此亦鲁莽非礼也！孔子圣贤曾云：‘不学礼，无以立’。礼者，五常之首。无礼则无君臣、父子、夫妻、兄弟、师生，则无贵贱，尊卑，长幼，亲疏，既无人伦等次，又何以谈大道信仰？我蒙释学亦三十载，从不闻释法是排斥他教的。释法之为天地第一大道，即在包容万法，万物，万理，否则何谈乘渡亿灵，普法万象？何谈普度众生，救世济民？所以，佛法是世间最通融的学问，也是世间最大度的教义，若不能容别家学问，教义，其何所谓万法之法？不过是闭门造车，偏狭私信而已。《礼记》曰：‘礼不下庶人’，是谓无物而礼，而非庶人勿礼，难道你们要在礼教当下的现在，做不识礼，不懂礼，或抗礼，无礼之人么？难道你们要做外乡人口中之“冥顽不化”之愚民么？所以，今我既任地方，必当教化以礼，复育孔孟道德，再习诗文。若以进取，并行释教，不仅抵达知书明理，更可帮助学习和修习释法不是吗？”
田锡每日在广场讲说，听闻者日渐增多，虽然先前还有抵触情绪的乡民，渐渐在田锡与众高僧的演讲感化下，接受了建造孔夫子庙的提案。于是田锡趁热打铁，立刻选址修建，因没有乡民再行阻拦，破坏，不出半年就修成了庙堂。
可造了孔夫子庙，没人来参观祭拜也是无用，所以田锡又出个主意，还乡民曰：“若是来参拜孔夫子庙者，每人可奉送香烛两副，佛经一本。”
既有免费的香烛和佛经可拿，乡民哪有不占便宜的，都纷纷来拜孔夫子庙。反正烧掉一副香烛，还有一副香烛可以领回家，到时再拜菩萨用。大多乡民起初都是抱着这个目的而来。当然，也有贪婪而不顾脸面的，就连烧给孔夫子的香烛都吝啬，一并拿了，不过这毕竟是少数。说到底，这也算是古时的一种推广或营销策略，虽然政府赔了点小本，不过总得说来，吸引了人气，后来便渐渐开始有人主动来拜孔夫子庙了。
然而，拜庙也并非最终目的，而是教化乡民礼仪，道德，以及儒家思想和学问。这便需要儒家经典书籍，让百姓掏钱买，这再释教昌盛的睦州似乎难以办到，所以还得送。于是田锡又上奏《请复乡饮礼书》，“请以经籍给诸生”，太宗览阅后，有感田锡为睦州人民一片志诚教化之心，诏赐九经。
遂田锡将御赐的经书，书写用的纸张等发放给乡民。待到时机成熟，他又开始修建起一些儒家学馆，并亲自讲学，以供睦州百姓学理。从此睦州百姓自是人知相学。
《严州图经》卷一有证："田锡字表圣，嘉州人，太平兴国八年，以右补阙知睦州，即宣圣祠建学，表请人纸国子学印经籍给诸生讲授，诏特赐之，还其纸。"又《宋元学案补遗》卷六载："至桐庐郡，下车建孔子庙，教之诗书，天子赐九经以佑之。自是睦人举孝秀，登捂绅者比焉。"故而，江浙一带人渐渐开化，学问也有所长进。这也是田锡给当时社会，地方谋求的福利，或庇荫后世。以至现在江南的书香门第众多，及教育之昌盛，笔者以为还需得部分归功于田锡此人。
另外，就太宗赐经一事，稍研历史者，或明为何正恰逢时候？
笔者略考。宋太宗此人留心文史，太平兴国年间 （976-983），集中了大批人力物力，编纂大型类书、诗文总集、小说总集等。恰巧与田锡乞经同年，即太平兴国八年（983），李肪等奉命编修《太平总类》一千卷成。该书征引该博，天文地理、舟车杂物，无所不包。太宗见此，对宰臣说：“史馆所修《太平总类》自今以后，我每日三卷，亲自阅览。”宋琪答道：”陛下留心文史，以观书为乐，然日阅三卷，恐怕有损龙体。”太宗又说：”我喜爱读书，开卷有益。每见前代兴废，以为鉴戒，受益很多。此书千卷，一年即可读完。想来好学之士，读万卷书，亦不为难。”后来，《太平总类》一书因宋太宗亲自读过，因此赐名《太平御览》
。另，“开卷有益”的典故也出自于此。试想，好学的太宗，自然也爱好学之人。笔者以为，赐经一事也正是其武人文心的一种特殊回馈和表达吧。
至于为何他这封奏章能顺利通过赵普的审核，原因即在于并未牵涉重大政治的议论。看管需知，虽赵普奸诈，却也是明理之人，知道凡事不可做绝的道理。对于田锡奏章的把控，也有一定收放，不会一味“疏人，不奏”。有些无关紧要的直接“放行”的，或者当时紧要，而“过期”了再“放行”的，只要不让太宗认识到田锡的重要性即可，毕竟田锡的存在是难以抹杀的。可惜，笔者翻阅许多资料，却找不到该份乞奏，只得太宗赐经后，田锡上表的谢奏书《谢赐九经书状》。
以下附录其谢奏，与看管共览。虽非重奏，亦表田锡在地方任上的责任心之热忱。
“ 右臣当州，为无经书，乞自办纸就国子监印取九经归州。今月若干日，伏奉敕牒，防恩却给还纸，特宣赐九经书并《释文》者。伏以圣人之道，着在典坟；英主之恩，颁于郡县。是使桐庐陋壤，化为礼义之乡；钓濑遗民，永习诗书之训。伏念臣忝分忧寄，权守诏条。文翁劝学之风，慙无祖述；宣父化民之道，敢怠师资。是以輙贡封章，乞印经籍。上干旒冕，方忧典宪之诛；俯降丝纶，特允刍荛之请。赐诗湖外，文明益播于颂声；函丈席间，问学骤新于王泽。伫俟缄之缃帙，寘彼頖宫。乡校请观，咸遂専经之志；郡人传写，免劳阅市之勤。仰荷殊恩，永为盛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