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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宗展开奏章，启封上书娟正楷笔“上太宗论边事奏”几字。太宗凝眉观索，仔细阅读下去：
笔者简择机要，奏曰：“夫动静之机，不可妄举。动谓用兵，静谓持重。应动而静则养寇以生奸，应静而动则失时而败事。今北鄙驿骚，盖亦有以居边任者，规羊马细利为捷，矜捕斩小胜为功，起衅召戎，实由此始。伏愿申饬将帅，谨固封守，还所俘掠，许通互市，使河朔之民得务三农之业，不出五载，可积十年之储。前岁俶扰边陲，亲迂革辂，今兹张皇声势，颇动人心。若玁狁来侵，六龙夙驾，烽烟既息，万乘方归，是皆失我机先，落其术内，劳顿耗斁，可胜言乎？军国大端，固当谨始，戎族未乱，无烦强图，敌势未衰，何劳力取。愿考古道，务恢远猷，示绥怀万国之心，用驾驭四夷之策，事戒辄发，理在深谋。”
又曰：“安危之理不可轻言。国家务大体，求至理则安；舍近谋远，劳而无功则危。为君有常道，为臣有常职，是务大体也。上不拒谏，下不隐情，是求至理也。帝王之道，忌萌欲心。汉武帝躬秉武节，遂登单于之台，唐太宗手结雨衣，往伐辽东之国，率义动之众，徇无厌之求，输常赋之财，奉不急之役，是舍近谋远也。沙漠穷荒，得之无用，櫱芽繁衍，杀之更生，是劳而无功也。位卑秩下，敢言者少，言而见听则进而无疑，言而不从则退而惧罪。”
又曰：“利害相生，变易不定，故兵书曰：‘不能尽知用兵之害者，不能尽知用兵之利。’葢事有可进而退，则害成之事至焉，可退而进，则利用之事去焉。能审利害则为聪明，以天下之耳听则聪，以天下之目视则明。惟此聪明，在无壅塞，尽去相蒙之弊，乃协先知之神。”
又曰：“取舍不可以有惑，思虑不可以不精。国家图燕以来，兵连未解，财用不得不耗，人臣不得不忧。恢复吊伐之名，虽建洪业，可否祸福之实，宜留圣心。愿陛下积其思虑，决其取舍，无使旷日持久也。”
太宗览之大喜。可又觉得奇怪，这奏章怎让宋白呈上，于是问道：“朕既封田锡为知制诰，即便外任，自然有权上疏言事，何必由宋知举劳烦交托，而不亲自上呈疏官？”
宋白微微一笑，拿眼瞟了瞟赵普。赵普心知不妙，立马叩拜道：“陛下，因近期战事不绝，各地奏疏纷纷，连篇累牍，轻重无分，臣见陛下日理万机，操劳过度，便命疏官捡紧要的上呈圣上……”
太宗闻言，心中已明七八。想到这赵普与卢多逊无二，为独揽大权，私涉言路，不悦。然赵普已为重臣，不好在朝议时明说，欲留待退朝后再独招而检点之。
其实赵普这边，半月前就收到田锡奏章，虽见其奏中劝太宗与自己亲近，“悉与筹量，尽其规画”。但其本为主和派，此奏章条条框框，都是教太宗如何在战事时运筹帷幄，取舍利害，便迟迟未将田锡奏章交呈太宗。另外，他深知这份奏章的厉害，若这田锡真被太宗重用，恐其刚直个性，届时与自己势必水火，实不利也，故而也刻意令疏官不奏，已致今日事发，颇为难堪。
太宗也不想声张，便暂时不责问赵普，反而假做怒色，又问宋白：“田锡奏言，是说朕刚愎自用，不能任贤而用？还是说朕遇事不决，迟疑反复，不懂取舍？将如此浅显道理，铺陈纸上，莫非是讥朕不懂用兵打仗么？此果真他真心之言？”
宋白忙辩解道：“非也！陛下仁德合天，乃一代明君是也。!陛下明理而任贤，处事刚毅而果决，田锡之言并无冒犯圣上之意，想必仅为动劝陛下审时度势，应该为慎重行事而严加戒防。其身在相州，心却系国家安危，实乃直臣诚谏也！”
“那为何他敢叫朕，不授军阵图于将帅？”
“陛下难道忘了，自前几年高梁河之战宋军失败之后，辽燕王韩匡嗣与耶律沙、耶律休哥统兵攻宋，与宋将赵延进、李继隆等军战于满城（今河北满城西）。当时战局对我方不利，实已危在旦夕。幸赵延进、李继隆劝说崔翰等将领改变陛下预授之阵图，从而大败辽军。所谓兵家战事，风云诡谲，时刻都在变化，何以运常阵而可御之？”
太宗沉吟良久，叹气道：“卿所言在理。朕自幼参军，自以为习得些兵法，虽未得亲战，而屡试将卒，险误实战也！看来是我错怪田知制诰了！”
宋白伏地而拜道：“陛下切勿自责伤怀。臣等才是有罪之人，没能向陛下纳谏好的军事机谋，亦不能向陛下举荐好的军事人才，臣愧对先皇太祖，亦愧对战场上浴血奋战的将士们。臣罪该万死！”
太宗振作精神又问：“宋知举所言过了！朕素闻田锡与汝交后，既今日托你上奏，必有交付，不知他还有什么想要告诉朕的？”
宋白闻言忙又叩拜三声，起身答道：“田锡却实托我一事，便是向陛下举荐一将。锡言，若陛下能重用此将，不仅此战，将来亦可保我大宋边塞十年无虞！”
太宗闻讯大喜，忙问：“哦！不知田卿家所荐何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