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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 | 窝囊废
头一天上学的娃儿要吃记性火烧，也不知道这个规矩是怎么来的，反正哥哥姐姐们说他们当年也是这般待遇。所谓的记性火烧，就是一种中间灌了糖的火炉烧饼。糖是在进炉之前就包在面饼里的，火炉一烤，包糖的地方就会鼓包，糖浆就会向四周流窜。母亲的技术好，糖浆流窜得很厉害，第一口就能咬到。酥软软的饼，甜滋滋的瓤，再加上柴碳的熏香，美妙极了。这种烧饼平时家里也吃，但一般不放糖，即使偶尔放，也是放不了这么多的。当时的糖叫古巴糖，应该是咱国家产量不够，从同志般的铁关系古巴那儿弄了些来的吧，反正是凭票供应。来之不易，自然倍加珍惜，家里有两个糖罐，一个由母亲把控，一个是爷爷锁藏。糖多只是其一，记性火烧更显尊贵的特别之处在于，它要是点红的。点红就是面饼包捏好之后，用筷子蘸上食红，在圆心的位置点染一下，红楞楞的，仿佛印度美女的眉心贴。
记性火烧自然是奔着记性去的，甜甜酥酥红心一点的冀望里，是盼着娃儿有个好脑筋，盼着娃儿有个好开端，盼着娃儿识文断字光耀门庭。
两个火烧，早饭吃一个书包里再带一个，母亲说怕我半中间饿。书包是母亲亲手缝制的，样式仿了当时很流行的军用挎包，但布料来自于大哥穿过的黄的确良上衣，书包盖上的红五角星，母亲说，是从舅舅当年的红卫兵帽子上剪过来的。
本来一切进行的顺顺当当，又是糖饼子又是新书包，我是相当嗨皮，甚至觉得记性火烧下肚之后，脑子果然灵光许多，看着圆门旁边的杏黄树上那些黄澄澄的果子，和树枝上喳喳叫的喜鹊，都有点马上想写诗作画了呢。
问题出在衣服上。
母亲觉得上学是人生的最大的事，所以老早就作了盘算。在那年过年的时候就特意给我做了一身新衣服。那身衣服只是在过年的时候穿了一下，之后就被母亲藏在了箱底，想着就是让我上学的时候再穿。可那身新衣服，我心里并不喜欢。
过年的时候，我并没有将不喜欢告诉母亲，因为我知道那是她让父亲专门到县城扯的布料，又是她熬了好几天，把舅舅哥哥姐姐们的新衣服都缝纫好之后，特意在最后花心思给我做的。
我不喜欢，主要是不喜欢那个花色。刚刚八十年代，国家变化了，供销社的布料也不再单单是黄蓝灰。也不知道父亲提前和母亲商量过没有，也有可能是他特意想让他的宝贝老幺赶赶新潮——一块很花的布料，图案是横七竖八的圪针，颜色有红也有绿。现在看来，那是多么酷毙啊，但在当时，我看到布料的第一眼，就觉得十分的女孩子气，很不喜欢。心里不喜欢，嘴上我却一点都没说。父亲进趟县城来回是四十的路程，而且，关键是，他和母亲对那块布料都很满意，说是社会就是变了，新东西就是好。我年龄不大，但懂事。
过年和小伙伴们在一起玩的时候，二小驴驴他们都直言不讳地指出，你这身，真女气。勉强坚持了一水，总算替换下去了。一春一夏，母亲都没让我再穿。我暗自高兴，以为母亲是看出了我的小心思，哪知道她是舍不得。
如今，看我吃了记性火烧，母亲按照她的既定方针，隆重地把“圪针”从箱底取出，放在了我的面前，让我换上。
天！这应该是我人生的第一次纠结。
我仍然选择了不说，我觉得说出来肯定会伤母亲的心，但现实却又实在超出了我的自尊所能承受。勉强穿上衣服后，唯一的能做的——只有哭。
一家人谁也不知道我哭什么。母亲哄了半天之后，父亲开始不耐烦，以为我害怕上学，骂我没出息。母亲后来也开始这么认为，由劝变训，语气严厉。
母亲拉着手穿过了石塄，绕过了谷场麦秸垛，我的哭一直没有停止，后来还又加上了被误解的委屈。眼看就到了村庙，离学校就十几步了，在一颗枝叶庞大的核桃树下，我这个小小窝囊废，觉得死到临头了，想想可能在小伙伴们面前的羞辱，认为必须做出决断了，才抽泣着向母亲说出了真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