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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办的小煤窑刚开始起步的时候，完全依靠的是人力，别说铲 车和挖掘机这些彪悍玩意儿，就连坑道里往外运煤都没有绞车，全靠男人们一辆平车搭一根皮带吭哧吭哧往出死拽。土地上的人们似乎没有吃不下的苦。虽然这样的劳动效率极其低下，对资源的浪费也相当严重，但能挣到土地之外的钱，对急于摆脱贫穷的村人来说，哪能管得了那么多。
产煤大县连一个像样的焦化厂都懒得建，吃煤就够了，洗煤啊 炼焦啊这些要投资要脑筋的事让那些祖上没有留下“乌龟”的外县人去干吧。这就催生了一个行业——运输户，一些能人们买了卡车，跑起了一带一路，在县际之间甚至更远的路上，做着倒买倒卖。
最早的运煤车只是普通的卡车，也就三五吨的样子，连自卸功能都没有，上货卸货完全靠人工一锹一锹。即便后来先富起来的能人们，鸟枪换炮将普卡升级成有了千斤顶的大卡，卸的问题解决了，装的问题仍然还是问题，还得组织人力。
运输户为了多拉快跑，一般都有自己相对固定的装车队伍，专挑有力气的后生，给的待遇也高。但这样的苦不是谁都能吃得消的，四五米高的卡车，好几吨的容量，一锹一锹将死沉死沉的炭块甩上去，精干后生干几天也得歇一歇，他们一歇，煤场上就会传来“军情”，父亲就会利用空闲挣点外快。
初冬的一天晚上母亲心急如焚，灶上预备给父亲煮面的水开了一次又一次，离平常下班已经超过一两个钟头，可就是迟迟不见父亲回来。母亲出去向煤窑上的村人打听，人家说下班走的时候看见父亲正在装车。以前父亲也常常因为临时补缺回家晚，但从没有晚到如此程度。母亲实在担心，于是焖了火，披了件外衣，叫上我一起到煤窑看一看。
月亮已经老高，照着清冷的村庄，夜鸟在远处鸣叫。我和母亲 沿着通向窑上的小道迤逦而行，母亲嘴里不停地念叨，装上一车半车也就行了，就不知道让人担心……
我俩出村下山没多远，就看见山坳里一个矮小的身影正缓慢向上移动，正要仔细辨认，山谷里传来了一阵持续不断的咳嗽声，母亲说，就是父亲。
回到家，停电了。那时候村里停电是常有的事，甚至除夕大年也不放过，乡里供电站的老乔说是要减负荷，其实后来出外上学我才知道是在保障城里的供应。
母亲点起了煤油灯，捅火下面。父亲蹲在热乎乎的炕头，笑眯眯地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了那天加班挣下的钱，那时还没有伍拾壹佰的大钞，黑乎乎的零钞折叠起来，厚厚的，不少。昏黄的油灯下，父亲额上皱纹里仍在渗着细汗，没有完全洗净的黑尘，顺着“河道”蜿蜒流下。
母亲说，你和人家壮后生们飙劲，不要老命了这是……
父亲说，不知道为啥今天来的车特别多，人手根本不够，不能看着钱不挣嘛……
我和二哥当时正在上高中，大哥准备结婚，父亲这样拼是因为肩上的担子沉。
出事几乎是注定了的。年近腊月的深冬，又是一次很晚的加班装车，疲惫的父亲没能注意到山路上的暗冰，脚一滑，跪到了地上……起初的疼痛他以为是骨骼错位扭了筋，凭着自己在医书上学到的知识，坐在路边开始揉啊捏啊，然而不断加剧的痛感告诉他，可能是出了大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