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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想一旦被点燃，就会横冲直撞——我以为我真能成为一名《新闻联播》里罗京那样的播音员。。自从村里买回那台黑白电视机我就认识了他。因为“春笋”只靠背上的两根“长辫”接收信号，图像最清楚的就是中央台。和罗兄其实并不属于“一见钟情”，作为偶像崇拜完全是在语文老师对我的朗读疯狂点赞之后。
在我疯魔之前语文老师其实是早已疯魔了的。在一个不到三百名学生，全部是拿方言教学的学校，我的这位武老师愣是鼓动校长买了一台可录音可扩音的设备，办起了校园广播站，而且他亲自担任站长兼首席播音员。每天早上住校生起床的铃声一响，大喇叭就播放序曲，然后“开始播音”。大冬天，天黑得早，山上又经常大风大雪，所以除了学校本村的孩子，都得住校。姥姥家在本村但距离学校比较远，姑姑家就在学校的后面，所以那五年的大冬天我都是住在姑姑家。广播站成立后，大喇叭就成了我的闹钟，姑姑一听到“开始播音”就会叫我起床。黑咕隆咚的村路上，路边就是大大小小的坟茔，一个十来岁的少年本来是会害怕的，但自从有了武老师的“播音”，不仅不会害怕，反而连寒冷都感觉不到。武老师的“播音”并不长，都是提前录好，每天就读一篇文章。文章大部分都是他找来的，偶尔也有课本里的课文。有一篇题目叫做《谁言寸草心》，是叙说师生情的，让我记忆最深。
某一天的下午课间，老师把我叫了去，笑眯眯地对我说，来，今天你可以上岗了，说着拉起我的手走向了“播音台”。“播音台”是两张破旧的课桌拼接起来的，上面放着一台机器，机器上面盖着一条干干净净蓝白条纹相间的枕巾。机器并不大，现在想来大概就是一台带录音功能的功放机，但那时，我砰砰跳的小心脏完全就是准备《新闻联播》的节奏。
第一次录音很不顺利，看着磁带转动的花轮，我就不知如何是好，结结巴巴，错漏百出，就连南墕中学的南字都按方言都成了náng。老师很着急，我也很沮丧，连续又重复录了几次，放出来仍然不理想。当天只能作罢。
然而，我的魂儿已经彻底让它勾住了，所有的课再也上不到了心上，只盼着武老师能尽快再叫我重回“播音台”。下了课也不和伙计们嬉闹，只是拿了语文书和字典，不停地默念，脑子里不断闪现的是任志宏同志正襟危坐一腔一调的画面。放学回家吃饭也心不在焉，母亲哪里知道他儿子心中点燃的这团火，只是问是不是哪里不舒服。娘啊，梦想的事，还真让人羞于出口。
没想到接下来的日子成了苦熬，武老师请了假，说是去外地参加教学培训去了，语文课都换了人，一个标准方言的女老师临时替班。坐在教室里的我，时不时就会透过窗户凝望那两个挂在后院墙上的大喇叭，它是暗夜的火，它是启明的星，它是教堂的钟，它是任志宏……神啊，救救我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