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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令公婆都会一枚一枚很认真地清点我们积攒的钢镚儿，尽管我们一摞一摞已经捆扎的很清楚，但看得出，这似乎是她的“职业”习惯。确认我们的数字准确无误后，她就从大木箱上把粉连纸抱到炕上，一张一张点数，每点一张之前都要把手指放在唇边沾点湿，以便搓纸时很得力。
粉连纸的质量很不稳定，白度和厚度每次都会有变化，质量不好的时候钢笔写在上面，墨水会扩散着映成一片，我们很苦恼，曾经以为是老令公为了利润，故意进了不好的货，就跑到供销社去买，结果供销社也是同样的纸，是我们冤枉了老革命。
读完四年级，在村里的学习就结束了，我们就要去邻村的中心校上五年级。就在那年秋天开学，张老师也调到县城的小学去了。此后我曾见过张老师几次，每次都是因为村里有了红白事，虽然离开了，但村里人都把她当作亲朋。有一次，我已经上了高中，张老师在三狗的婚礼上听母亲说我在家做功课，专门到家和我聊了很长时间，叮嘱我一定要努力考上一所像样的大学。我大学毕业拿到单位派遣证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找了一间安静的自习室，给张老师写了一封很长的信，还把我准备贴在大学毕业证上黑白照片给她寄了一张。张老师给我回信说，再过两年她就退休了，我结婚的时候一定不要忘记告她，她要回村来见证我的幸福。
所谓的中心校，就是把周围几个村庄的五年级学生收拢在一起，统一编班上课。进入中心校，我们就告别了复式教学，就能像城里的孩子一样每一门课都有一位专职的老师，而且音乐、体育、美术、还有劳动、思想品德这些课程也都像模像样地开了起来。中心校还有了食堂、宿舍、上下课的电铃、做广播操的高音喇叭和水泥砌的乒乓球台。从土地庙里走出来的学生，一下子提高了这么多的档次，刚开学的那几天心里颇有几分神气。
可没过多久就发现中心校看着虎气，其实很是烂糟。先说食堂，所谓食堂其实一间已经被火熏得黑黢黢窑洞。厨师只有一名，其实是不能叫做厨师的，她就是村子里的一位婆娘，主要负责给家在外村的老师们做点家常饭，顺便给我们热热干粮。我们两个班，大概六七十名学生，离中心校最远的村子顶多也就七八华里，村里的孩子走路七八华里并不是件多么费劲的事情，所以大都跑校，只有个别路远的孩子，家里实在不放心才在学校的宿舍里住下，和老师们一起吃食堂。
跑校就得早起床带干粮。那时候还没有计划生育，我出生那年属相好，村里的小伙伴总共11个，除了一个学习太差需要留级继续四年级的，10个人每天天不亮就要互相吆喝着一起走路去学校。每个人的书包里都有一个饭袋，里面装着当天的早饭——一个或两个窝头或馒头。所谓饭袋，其实就是母亲们用笼布缝了针线穿了细绳，一拽可以束口的物什。透眼的笼布装馍虽然有点不太卫生，但只有这样下课时才能保证热得透，因为灶上的婆娘常常会因为她家里的破事来得很晚。我们到校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将书包里的饭袋掏出来，集中堆放在食堂的一张油黑的课桌上。等我们上早读课后，婆娘就会将这些形制各异的饭袋扔进一个很大的木笼屉里，放在一口大铁锅上加热。
电铃经常是坏的。铛铛~~铛铛~~铛铛~~当婆娘用捣碳的斧头敲响那截挂在树上的铁轨，我们就下早读课了，大家一拥而上跑到木笼屉前翻找着自己的饭袋……毫无疑问，拿错是常有的事，特别是碰上腻歪的老师稍微一拖堂，后面的那个班级必须接受残酷的现实。我从来没有拿错过别人的，但却被别人拿错过很多次，而且留下的绝对不会是馒头，都是手艺极差玉米面黄条子（窝头的变种）。尽管母亲在我的饭袋上不断变化颜色鲜亮花布条，宣示主权，但收效并不大。学校老师也三令五申，校长还专门在课间操时训话，谁要再抢拿别人的饭袋就剁了谁的手，但，根本不起作用。十二三岁孩子，正是肚饥嘴馋淘气犯浑的年龄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