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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子很简陋，桌椅也很破旧，很难想象广播匣子里那些好听的声音就是从这里发出。一位略微发胖的大姐正提着暖瓶往茶杯里倒水，见我进门，扭过头来把我上下看了一眼。
是要报名吗？
嗯。
家是城里的还是村里的？
村里的。
哪个乡的？
南焉。
不用报了，回去吧。
……
口音那么重，根本不是搞这个的料。
……
踏踏实实念你的书，上高中考大学。人家这个中专口试很严格的，像你这样，绝对没有半点可能性。
……
我呆着那里，不知道该说什么，眼泪一下子就下来了。转身，没说一句话，我离开了那个逼仄的小院。
树上的知了吱哇吱哇死命地叫着，巷子里，一股污水沿着地上早已形成的浅沟缓缓向前，流向大马路上脏兮兮的铁箅子。
这是我人生的一次独自旅行，我第一次看见了自己，那个15岁的少年怯怯地在这个世界，他揣着的宝贝散碎一地。
很多年以后，当一袭红衣的省台主播任志宏出现在我的大学的讲台上，给我们做约题讲座的时候，我的脑神经迅速与那天广播站的经历连接。奇怪的是，当年的偶像就在面前，我却没有一点梦幻的感觉，反而觉得真实的不能再真实。生活让我学会了接受。
那年中考，我没能考进县一中。那样的师资，那样的学风，初三年级两个班近百人，考到县一中的不到10人，而且大都是插班的复读生。父母很沮丧，因为我平时的成绩并不差，他们以为是我不会考试，没发挥好，只有自己清楚，其实是因为着了魔分了心。
只好插班复读。班里没有多余的桌凳，父亲从村里小学借了一套，赶着骡车给我送去了学校。
心无杂念，那一年书读得很踏实。中考之前还做了一次枪手——替乡教委的一位阿姨的儿子考了铁路技校，一举成功。那位阿姨早年在我们村教过书，是姐姐们的老师，和母亲处得很好。她的儿子“考中”后，阿姨登门感谢，对母亲说，放心吧，你家的三小子今年肯定能考上中专，中专上四年就给分配工作，至少也能考个小师范，回来就是公办老师，和我一样吃公家的饭，多好啊。
她说得没错，那些年中专很吃香，的确能分配工作，很多农村的家庭都不想什么大学，只盼着孩子能早点工作，减轻负担。初中生考上的中专叫小中专，得念四年，同样一所中专学校，高中生也可以考，考上后只念两年，叫大中专。这样算来，初中考中专是多么合算啊，少念一年书还早挣一年钱，所以村里成绩差不多的孩子，初中复读的很多，都是奔着这条“小道”去的。父母本来并没有打算让我考中专，两个哥哥也都上了高中奔大学去了，可由于我的“变故”，再加上这位教委阿姨的煽动，父母就真的动了心，叮嘱我努努力能上中专就尽量上中专吧。我也动了心，因为根据当时的竞技状态，我觉得问题不大，尽管中专比高中的录取分数线要高出不少。
然而，命运再次和我开起了玩笑。就在中考前的一个多月，校长把我们所有复读生叫到了他的办公室，一脸严肃的说，从今天起你们就不能再在学校复读了，县里刚刚下了文件，今年中考不允许复读生参加，原因是复读生比例太大，严重影响了应届生的入学率。你们赶紧回家和父母商量办法吧，反正我这里要严格执行文件，一个不留。
妈妈蛋，这政策是人定的还是鬼定的，早干嘛去了，眼看着马上就要中考了。
所有复读生的父母都找到了校长，但那货是那年刚调过来的，一个快退休的老头，据说早年闹过革命，南下时犯过错误才转到了“臭老九”的行业，所以对待上头的指示文件再不敢有半点含糊，说不行就不行。
父亲急得团团转，到处央告亲戚熟人，最后是他的远房亲戚，一位曾经在县手工业局当过局长的表哥帮了忙，托关系说好让我去邻乡的中学先就读，中考报名的事再想办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