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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宅主体建成后，隔了五年，一家人才搬进去。迟迟未能搬家的原因，除了对老宅的留恋，更主要的是，配套工程还任务艰巨：出土锤地、盘炕垒灶、裹浆造窗、修墙方院、栽树架线、鸡舍骡厩……都要花费不少的银子。
这五年，我经历了一段特别的初中。
乡初中在姥姥家村子里，隔壁就是原来的公社后来的乡政府所在。三个年级总共六个班，全乡十几个自然村的孩子都要在这里完成这段学业。最远的自然村距此要有十几二十华里。我们算是很近的，大概不到五华里。五华里的路程，中午放学是可以回家吃饭的，夏天的时候，下了晚自习我们还能结伴回家。那些远处的孩子们必须住校。那时候的周末放假只有一天，十几岁的他们要在二十华里的山路上打个来回，背些干粮来。
二三十位老师都是本乡本土人，大都是高中毕业，代教。公办老师不到十位，基本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代教很多年的老老师，熬到了转正的指标；一种是师专的毕业生。我初一时的班主任教化学，高中毕业，代教，初二初三时的班主任教数学，是学校原来管食堂的事务长，后来靠函授自学拿到了大专的文凭，转到了教学岗位。所有老师中，最牛逼的一位，是我初三时的英语老师，正牌的师专毕业，发型和衣着都比较洋气，上课时基本能做到一半的英语教学，而且发音很干呕，有老美的味道，比如他非要纠正我们was一定不能念成我日，要念成我好日。这位姓梁的老师，是在熬到公办待遇后，又发奋努力，考进了正牌师专的进修班，脱产学了两年。最老的是一位姓宋的历史老师，完全照本宣科，经常前言不搭后语，我们都怀疑他早年是不是食堂的伙夫。不过老宋老师倒有个好处，期中期末考试从来不难为学生，五道大题，每题二十分，除非交白卷，否则随你怎么创作，总会给个及格分数。地理和劳动技能是一个老师，他女人是公办老师教物理，他跟着在学校搞后勤，顺带教这两门“副科”，人倒长得精干，每次上课都会把头发弄湿，梳得像模像样。
所有的学科里，我对语文最来劲，也学得最好，几乎每次的作文都被武老师当做范文念，然后贴在教室后墙的“学习园地”里。世上的事情大概就是这样，你好她好，她好你好——作文好老师待见，老师待见作文就更好——究竟是鸡生的蛋，还是蛋生的鸡，不好考究。后来，不仅是作文，朗读我也成了老大，只要是需要朗读背诵的课文，老师都会让我带着伙计们念，鲁迅的《记念刘和珍君》、茅盾的《白杨礼赞》、冰心的《小桔灯》、彭荆风的《驿路梨花》、杨沫的《青春之歌》、周立波的《分马》、臧克家的《有的人》……
有的人活着，
他已经死了；
有的人死了，
他还活着。
有的人，
骑在人民头上：“呵，我多伟大！”
有的人，
俯下身子给人民当牛马。
……
骑在人民头上的，
人民把他摔垮；
给人民作牛马的，
人民永远记住他！
把名字刻入石头的，
名字比尸首烂得更早；
只要春风吹到的地方，
到处是青青的野草。
他活着别人就不能活的人，
他的下场可以看到;
他活着为了多数人更好地活的人，
群众把他抬举得很高，很高。
当念到最后一句“很高，很高”时候，我把节奏放得很慢，尾音拉的很长，就像真的要上天一样：很高——很高——老师并没有这样教，这完全是我自己的即兴体会。老师在讲台上彻底被我的天赋折服了，眼睛笑个眯眯，嘴上连声说好。
生长在方言很重的太岳之地，使用普通话朗读纯属瞎扯淡，可老师一次次地猛夸，直到我这傻小子走火入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