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零一章 囊囊地

如果就复杂性而言，年前的这两项大工程——杀猪和磨豆腐不差上下，都需要全家总动员，都需要联勤保障，都要花上整整一天的工夫，但就重要性而言，磨豆腐显然不能与杀猪相比。因为，磨豆腐充其量只能算是“内政”——产品全部是为满足家庭吃喝招待。杀猪可就不一样了，二三百斤的猪肉，家里顶多留二三十斤，其余的是要卖出去的，要卖出去就必须讲究——毛得干净，骨得匀称，下水更得爽利，俗话说，“外交”无小事啊。

印象中，自从生产队解散后，家里就开始养猪，春天买回猪仔，年前养肥杀掉，年年如此，一直到我大学毕业几乎未曾中断。这项事业之所以能像国策一样被进行到底，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首先是家里人口多，如果自己不养猪，过年买肉吃，那将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其次是土地承包后，地里的粮食逐渐有了富余，粮价上不去，猪吃粮食再卖猪肉，总体来说还是更合算些；当然，更直接的理由是，猪这东西好对付，剩菜剩饭青草麸皮都能啪啪唧唧吃个喷香，农忙的时候，饿它们个一顿半顿的也没什么怨言，无非躺在墙角死睡过去。

出于这样的理由，村里养猪的人家并不少，但近二十年能够坚持不懈的，我们家应该算是唯一。我们都知道，母亲之所以能做到，其实有一个更强大支撑：有两头猪，俺孩们过年就能囊囊地吃一吃（囊囊，方言音，意为够够地、结结实实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