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邻乡的这个中学算是父亲的母校，他少年时曾在此就读。那个年月兵荒马乱的日子刚刚过去，新政权时间不长，村里的孩子能读到初中就是最高的学历，大部分念完高小（高级小学）勉强能识了字算了数就很不错。初中毕业的父亲，和他的同学们一样，回村当了老师。听父亲说，当时的老师待遇很低，每月只有几块钱另加十斤小米。坚持了一两年，他没能继续下去。每每谈及此事，父亲都有些后悔，因为他的同学们大都坚持了下来，度过了“文革”的艰难，熬成了公办教师，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挣上高工资，后来拿着大几千的退休金。
这个乡在山脚下，门前是仁义河，是个大乡。及至上世纪九十年代，这里的集市都很繁华，承包果园后，母亲曾与村里妇女结伴挑担来这里卖过苹果，还拿卖苹果的收入在供销社买回一个，当时最时兴的，印有大大红牡丹的铁壳暖瓶。我们心爱的马骡年老后，也是在这里，父亲万分不舍地把它的缰绳递给了别人。回家后后悔不已，半夜起身，根据交易时买主说的地址，连夜步行三十多里追到人家家里，好说歹说退了钱款并付了一夜的草料钱，愣是把马骡又牵了回来。
虽然是夏天，而且离中考也就一个来月，母亲还是给我新缝了一床棉被褥，因为这是我第一次离开她到外乡住宿。
我没让父母送，独自骑了家里那辆永久牌的自行车，后座绑了铺盖，一副“孩儿立志出乡关”的样子，踏上一段坎坷的路程。
我的乡在山上，这个乡在山底，十来里的路程，一路下坡，尽管日头很烈山路弯弯，但我骑得很爽。路边的麦田已经开始泛黄，风吹麦浪，一涌一涌，前仆后继。
见到校长后，他安排班主任，一个和大概和大哥同龄的年轻人，领我安排食宿。
到了宿舍，我的心顿时冰凉，环境之差令人吃惊。一排破旧的窑洞，虽然也码了面，但从墙面剥蚀的情况看，至少也有十来年的历史。门，其实不能叫做门的，几块烂木板拼接起来，钉子铁丝在上面歪歪扭扭。窑里是大通铺，花花绿绿的铺盖一铺挨着一铺，都脏得够呛。班主任指了指邻门的光床板说，正好有个同学生病休学了，你就在这里吧。
放下铺盖，我跟着班主任来到了伙食房。听说是新来的同学，大师傅问，一顿大概能吃多少？这个问题真把我难住了，因为从未住过校，所以真不知道自己能吃几斤几两。班主任说，先给他按五两算吧。我按每顿五两先买了十天的饭票。
中午吃饭的时候，问题来了，我没带碗筷。大师傅喊了一个瘦瘦的同学说，你去，带他到供销社买一套碗筷来。
供销社不远，规模比我们乡的大多了。售货员大姐拿了一双红漆的木筷和一个很大的蓝色塑料碗递给我：半大小子，正是吃壮饭的时候，起码得这个才够用。
这个蓝色的塑料碗，成了我对那段日子最深的记忆。我后来告诉母亲，把它给我保存起来。直到现在，它还在母亲的碗柜里。
晚自习后，回到宿舍，大家打打闹闹。我一个人，和谁也不熟悉，铺开被褥钻了进去。不一会儿，熄灯了，大家很快睡去。我睡不着，院子里的杨树叶被风吹得哗啦哗啦响，透过破烂的门板缝，我看到，一轮月亮，又大又圆，亮的都有些刺眼。
我拿被子蒙住头，偷偷哭了。
好不容易刚刚迷糊，突然被一股强烈的酒气熏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