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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写了一封不短的“信”，出门上学之前放在了父亲锁着村里账本的低柜上，并且用柜子上的印台压住了一角。那些天村里正准备交公粮，父亲每天都要做账，我想他肯定能看到。
这是我第一次给父母写“信”，要不要用信的格式着实想了半天，用吧觉得太正式了，怕父母看了失笑，不用吧又觉得不叫声爸妈有点一下子进不了状态。宛如一个有了心上人的姑娘，如何向父母说出自己的如意郎君，左右为难。
最后还是决定用，因为我对我的“郎君”太用情。
当然我没有像李春波唱的那样肉麻而又别扭地“亲爱的爸爸妈妈，你们好吗……”而是直接在抬头工整地写下——
爸、妈：
……
“信”分三段，第一段我写了梦想产生的过程，第二段说明了一台录音机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第三段提供了解决方案：把咱们家现有那台三用收音机卖掉，如果钱还不够，我今年过年不要新衣服穿，或者是不是可以向姑姑舅舅他们少借点？
那台三用收音机是当时家里最值钱的电器。父亲是无线电爱好者，他亲自组装的那台“父亲牌”收音机虽然也能收到台，但信号不稳杂音很大，哧啦哧啦的母亲总是嫌吵，所以每次打开听一小会儿，父亲就不得不关掉。也许是看着父亲十分喜爱，母亲不忍心，也许是因为当时村里已经有人家添置了“燕舞牌”，总之在准备烧砖建宅之前，这台三用收音机就买回来了。母亲说，用的是卖猪的钱，一台收音机相当于喂了整整一年的两头猪。记得刚买回来时，父母怕村里人知道，一直就把它放在炕边窗台的角落里，白天拿一块枕巾蒙着，只有半夜或清晨父亲才“偷偷地”打开听一会儿。那时刚刚改革开放，村里人大多数还很穷，即便个别人有了点钱也舍不得花。母亲的担心在于，父亲是村里的会计，家里的孩子又多，突然添这么一台“大电器”，怕村人怀疑是用了公家的钱。
所谓三用指的是，它首先是台收音机，中波短波都能收，信号杠杠的；其次是它可以当功放，相当于扩音器，舅舅的唱机通过它再与大喇叭连接，音效哇哇的；第三就是它直接就能当话筒，无论接上广播匣子还是大喇叭，只要把旋钮转到“话筒”，直接就可以对着扬声器讲话，就像队长那样，威风凛凛的。我们弟兄经常在周末假日，悄悄地在屋里接上广播匣子，过队长的瘾。
这样的三用机村里根本没有，城里的商店里也见不着，父亲订着《无线电》杂志，信息自然灵通。应该是邮购的吧，因为多年之后他就是用邮购的方法从河南滑县买回一台磨豆腐的机器（关于磨豆腐的机器也有很多故事，详见后章）。父亲几乎每天早上都会听《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也就是在这个节目里，我知道了胡耀邦这个名字。父亲说，这个人了不得，讲话直白有激情，是个做大事的人。
放下“信”的一整天，我的心都不在课堂，想的更多的倒不是自己的愿望能不能实现，而是这样做会不会让父母很为难——有些后悔自己的冲动。中午放学本来是跑校回家吃饭的，去姑姑家取自行车的时候，姑姑说，今天天气热别回了，姑姑给你做揪片吃。嘿，正好，正愁回家不好意思呢，躲一会儿算一会儿吧。
晚上回家，刚停好车子，母亲就从主屋里出来了，笑着问我，俺儿回来了？
我说，昂。不敢抬头。
母亲说，俺儿的信看了，写得好哩，洗洗手先赶紧吃饭，妈跟你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