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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 | 糖罐和遗产
爷爷走后的很多年，他的外甥们还是照旧会在年节的时候来我们走亲串门，不是带着爷爷送给他的花猫生下的猫娃，就是带着爷爷送给他果树苗结下的果实。爷爷的大外甥语速很快，一席话之后鼻腔里总会下意识地发出吭的一声，这样的停顿一般来说是着重号，前面是回忆和追思，后面就是敬仰和夸赞。常常说到动情，一位老大人坐在椅子上眼泪吧嗒吧嗒。每年正月父亲也会带着我们弟兄去给他拜年，下山过河再上山，得走两三个小时的山路，但一想到表大爷早就备好的甜腻腻的柿子饼，香喷喷的酥肉条，一想到他对我们的亲热劲儿，路真的不算远。
爷爷有个箱子平时是锁着的。箱子不大但是件老物什，四条立边都是梯形状榫卯相连，就像亲密的人十指相扣。每条边都有二三十个卯节，就像蜈蚣爪一样细密，简直就是木工匠人用手工做下的针线活儿，通体刷着黑油，正中是黄铜的底扣，铸铁的锁搭。箱子的钥匙爷爷时常带在身上，一根细链穿在上衣的扣眼里。钥匙的上面有两件“宝物”，一件是银制的小鼠，长长的尾巴俏皮地卷着；一件是两个铜制的小铃铛，狮子头模样，滚珠在它们微微张开的嘴巴里淘气的很。
爷爷的箱子很少给人打开，就连父母也只是约略知道一二，并不完全清楚里面究竟藏着些什么。我是他最小的孙孙，大概也是见到箱子里神秘最多的人。
我幼儿时的早饭，常常是一罐浓稠的小米粥。母亲在每天清早蒸窝头的时候，会在一个黑釉的陶罐里放上金黄的小米和薯块，然后把它反扣于锅底，水开之后，顶得罐子哒哒哒哒，陶罐里的米会自然溢出到锅里一些，那就是全家人的稀饭。而我，家里的老幺，在母亲将陶罐迅速从热汤中捞出后，可以独享那一罐浓稠的优待。
那个年代，农村的吃食既短缺又无多少花样，小米温养最能滋补，生育了妇女、缺奶水的孩子需要添济营养只能靠它。即便是现在，北方的女人们坐月子，上了年纪的父母公婆仍会强制每天喝下好几碗的米粥。再好的东西，每天吃都会有胃口接受不了时候。每当看到我端着陶罐心不在焉，爷爷就会拽出口袋里的钥匙，然后晃晃上面的小铃铛，笑眯眯地喊着我的乳名，走，跟爷爷加糖去。
爷爷把箱子打开，然后取出他的糖罐——一个不大的罐头瓶，红糖白糖被他和在了一起，一勺一勺地问我，好了吧，够甜了吧。有时候我会耍赖，但大多时候，一勺就够了，我知道，爷爷舍不得。那时的糖是供给制，得凭票买，爷爷自己从来不吃，只有家里来了客人，比如他的外甥们，才会开箱放糖。
我也顺便看到了爷爷箱子里的“宝藏”，除了这个糖罐，还有一个精致的四方小盒子，上面有闪着银光的花鸟和人物，再就是叠着整整齐齐的一摞衣物，母亲说，那是他66岁生日时，按照村里习惯，给他做好的寿衣。
那个四方的小盒子里究竟放着什么，我问过爷爷，他笑而不答。爷爷重病弥留之之际，将箱子的钥匙从他身上解下，亲手交给了父亲，一句话也没说。在他去世之后，父亲才把箱子打开，那个小盒子里，放着家族的坟谱，爷爷的名章，还有，他一辈子养兔卖果、省吃俭用，攒下的，零零整整，600多块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