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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颐说：“天下重任，唯宰相与经筵。天下治乱系宰相，君德成就则经筵。”由此可见，宋代的讲筵是何等重要。
四月，春阳高照，惠风除吹，正是经筵开讲的最佳时节。
这天，经筵官荆公早早来到迩英阁西厅，就见西厅北面御案上已铺好杏黄锦缎，南面讲官案上铺着蓝绢，而御案与讲官案之间的左右二面那块场地，足可容得一二百名官员的站立。
这时，早已等候在殿外的六部尚书、左右都御史、内阁学士以及有爵位的朝臣勋戚等，一个个身穿袍服，头戴梁冠，方心曲领，按官阶大小鱼贯而入，到了西厅，分文武两班站立在讲桌和御案二面，静候开讲。
经筵官荆公立于百官之前，专候讲官与皇上的到来。
这时，本次的经筵讲官翰林院学士、龙图阁侍读司马光在展书官的引领下，十分沉稳地从侧厅出来。他这天头戴五梁冠，上穿朱衣，下系朱裳，内衬白花罗中单，束金带，佩金鱼，稳稳健健来到讲案前，以手轻轻抹了一下案上的蓝绢，见一切平整，这才将一迭讲稿放于案上。
随着一声“皇上驾到”的呼叫，身着明黄袍的神宗帝从后厅健步出来，先是向讲筵中间两班文武官员扫视一眼，再就轻车熟路地走到铺着杏黄锦缎的御案后坐下。
这时，展书官迈着碎步，从讲案那边小心翼翼地走到御案前，将一本御用讲义恭恭敬敬放在御案上，并帮着翻开，用铜尺压上，再躬身退到讲官身旁站定。
经筵官荆公宣布开讲后，本次的经筵讲官司马光温文尔雅地向皇上及大臣们行过鞠躬礼后，开口说道：“陛下，诸位大人，臣受皇上及讲筵官的安排，在此讲讲当今朝野所担忧的情势以及应对的方略。”接着又极其谦卑地说道，“臣才疏学浅，稗耳贩目，讲时难免言不及义，使陛下及诸位难得要令，还望多加海涵。”说罢，不慌不忙地伸出两根肉肉的右指，翻开案上讲义，略略扫视了一下，抬头说道，“从表面上看，我大宋朝目下处处莺歌燕舞，市场繁荣，物产丰盛，百姓安逸，生活愉悦。然而，”话锋一转，音量高起，“我们更应该清楚地看到，我大宋目下实则是‘两积’沉重，‘三冗’泛滥，财力溃乏，暗流涌动，危机四伏。我们的军队，更是‘兵不识将，将不知兵’。而那西夏、契丹，尽管我们年年以‘岁币’供之，而他们不仅不领我朝情面，更是动辄以武力相胁迫，以戾兵而凌犯……臣深知，诸位对此是心焦如焚，恨不能倏忽间就想出一个万全之良策，一荡百年所积累之沉疴与痼疾，还我一个富足强大的汉唐盛世。但是，”说着说着，司马光语速加快，滔滔不绝，“臣尝说过，我们做人臣的，光急不行，光想不行，光做更不行。那如何才行呢？”稍作停顿，便叫重了语气，“做人臣的最重要、最最重要的就是臣常说的六个字：‘忠君、利国、养民’。要做好此六字，最最重要的就是遵守一个‘道’字。《中庸》里说：‘道’是上天定下的规矩，只有遵循‘道’这个上天定下的规矩，才是通达到我们理想境界中最为平坦的大道，只有通达到那平坦的大道，方能让天下万物自然繁育，让天下百姓安宁富足、国家太平；唯有沿着‘道’这个平坦大道不断前行，方可改变我大宋朝目下的艰困处境！孔子曰，过犹则不及。”话锋一转，继续说道，“而我们现在有些做人臣的，面对我大宋暂时遇到的艰困，竟不顾‘道’这个根本，而张惶失错，不知所以然，甚至生出种种可怕的冒险言论和冒险行动。”说着，两眼离开书稿，缓缓向文武两班大臣看了一眼，接着说道，“君实最近正在写一部通史，其中就写到汉朝萧规曹随一章，今天臣想重点讲讲萧规曹随这个道理。”
神宗帝早就知道司马光所著的《通志》曾受到先王英宗皇帝的赞誉，听说他今天主讲这个，更是来了精神，急忙将压在讲义上的铜尺挪开，将讲义抓到手上，翻动两页，不等再翻，两道龙眉便微微蹙起……
司马光看着书稿，继续滔滔不绝：“孟子曰:‘规矩，方圆之至也;圣人，人伦之至也。欲为君，尽君道；欲为臣，尽臣道。二者皆法尧舜而已矣。不以舜之所以事尧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尧之所以治民，贼其民者也。’……”
此时，左右二面听官席上已是一片窃窃私议。
经筵官荆公见韩维、吕公著几位老友频频点头赞同，心中一震。他想到自己所以在年轻的皇帝面前竭力举荐好友司马光来经筵讲这一课，就是盼他能凭借自己博古通今的知识来借古谕今，以古鉴今，指出大宋目下所面临的艰危形势，而指明变革的方向，提出变革的办法，殊不知绕来绕去，竟然绕到那些食古不化的“规矩”上去了。
“事前不是说好的，此次讲筵重点是讲变法的必要与意义吗？怎么说偏了呢？”荆公想着，眉头早已拧成两坨高高隆起的疙瘩。他本想及时提醒好友司马光，但又觉不妥。自己这天虽是经筵官，是主持经筵之人，但君实却是主讲，是皇上同意的主讲，他这个经筵官怎好中途去干涉主讲这天所讲的内容呢？想着，荆公只得耐着性子听下去。
司马光接着说道：“在孟子看来，为政必须‘遵先王之法’，否则就是离经叛道，就会惹得人神共怒，人神共诛之。孟子的法先王思想是先秦儒家所固有的政治倾向，孔子就是‘祖述尧舜，又宪章文武’的。荀子也认为‘先王之道，仁之隆也’。”说着，司马光看了看对面的神宗帝，接着说，“圣上临御未久，当务之急应是得人，而缓于立法，千万不能离经叛道，变干祖宗之法！”
司马光讲到曹参代替萧何的事，神宗已生反感，现见司马光直接点到他这位做君王的不得“离经叛道”，于是忍不住问道：“讲官大人，朕问一句，汉代永远遵守萧的成法不变，能行得通吗？”
司马光微微一怔，回道：“陛下，不仅是汉代，假使三代之君永远遵守夏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的制度，即便到今天，仍是完全可以行得通的。如若不然，适得其反。譬如：汉武帝对汉高帝的约束之法多有改动，于是盗贼满天下，致使国家动荡不安；汉元帝改变孝宣帝的政治，汉朝于是衰落……陛下，由此说来，祖宗的制度是万万不能改变的。”
荆公这时不仅吃惊，更是万万没有料到老朋友司马光讲的竟与自己的想法完全南辕北辄！荆公急了，他想：“如何能这样说呢？这样向君臣宣讲，还能鼓动变法吗？还能让众位大臣树起变法的信心与决心吗？”
站在司马光左侧的荆公想辩驳，又担心丢了老朋友的面子。正两难间，就见文班那边站起一人，大声说道：“司马学士今日之说，完全是一派迂腐守旧之言，是有意在讽喻我大宋朝廷！请问司马学士，先王的制度，何朝何代不在改变？”
众人大惊，急将目光闪投过去，这才认出此人正是集贤院校勘吕惠卿。
吕惠卿，字吉甫，出生于宋明道元年（公元1032年），泉州晋江人。此人博学多才，为人精明机警，仁宗嘉佑二年中进士，任真州主簿。当年欧阳修曾向荆公推荐说：“吕惠卿，学者罕能及，更与切磨之，无所不能也。”爱才的荆公挂记在心。嘉佑五年，吕惠卿秩满回京，登门拜望荆公，二人谈经论义，彼此赏识。吕惠卿更是敬重荆公，此后逢人便说：“惠卿读儒书，只知仲尼；读外典，只知佛之可贵；当今之世，唯知介甫可为吾师也。”自此，二人似师似友，常相往来。
司马光见吕惠卿竟敢在经筵上痛斥他迂阔，心中虽是不快，但表面仍是凤眼微展，不愠不怒，乐呵呵地说道：“君实如有不到之处，还请吕校勘赐教一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