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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惠卿见司马光话带刺，早已按捺不住心中怒火，大声说道：“学士大人，赐教不敢，但下官记得唐人赵蕤在《长短经》里说过，世上没有绝对的真理，没有永恒不变的治国论理与方针。王道、霸道、强国之道，都是为了构建一种治理秩序，都是因时势的需要而改变。《周礼》对所以要变革更是说得清楚：‘正月始和，布于象魏’，就是说正月天气晴和，就应该在宫廷外门颁布法令——这叫一年一变；‘五载修礼’，朝廷对官员的政绩每五年要考察一次——这叫五年一变；另有十二年修改一次法则，三十年修改一次法则的——这些都是根据时势的变动与刑罚轻重的改变而改变……司马学士刚才所说的曹遵萧之法，实则是抱残守缺，死守经道，这是胶柱鼓瑟，最终必然给国家的发展铸成万劫不复的大错。请问司马大人，当我大宋面临‘积贫积弱’、外夷虎视眈眈觊觎我大宋疆土的艰危之际，你身为翰林学士、侍讲，不仅不为我大宋的振兴出谋划策，竟在这里满口胡言，劝圣上万万不可改变祖宗之法，真不知你的用意何在？居心何在？”
尽管吕惠卿言辞犀利，司马光仍不生气，只是微微笑道：“吕大人刚才说的在宫廷外颁发法令，那是颁布旧法，不是自我变化；新建之国使用轻典，混乱之国使用重典，世轻世重，这是根据时势的需要而进行的修补。吕大人，臣刚才说的为政必须‘遵先王之法’，不是说不能改变，只是说那种改变叫修补，而决不是推倒重来。治理天下就如治理住宅，坏了就得加以修整，如不是严重毁坏，就无需推倒重建。吕大人刚才所说的‘改变’，实则是打破旧的条条框框，另起炉灶，而这种另起炉灶，必然会造成人心不安，社会动荡，所以臣以为，这是万万使不得，万万使不得的！”
吕惠卿向前跨出一步，大声反驳道：“司马大人错了，你这学富五车之士，对那《吕氏春秋》定是熟烂于心，《尽数篇》里说道：‘天生阴阳、寒暑、燥湿，四时之化，万物之变，莫不为利，莫不为害。圣人察阴阳之宜，辨万物之利以便生，故精神安于形，而年寿得长焉。’”吕惠卿越说越激动，口若悬河，“《尽数篇》里更是说得清楚：‘流水不腐，户枢不蝼，动也。形气亦然。形不动则精不流，精不流则气郁。气郁头则为头风，气郁耳则为耳聋，气郁目则为目盲，气郁鼻则为鼻窒，气郁腹则为腹胀，气郁足则为足蹶。’李斯更是说过：‘五帝不相复, 三王不相袭, 各以治。非其相反, 是时代变异也。’司马大人仔细听听，所有这些，他们有哪一处不是在谈变？不是在谈变给人类带来的益处，给社会带来的发展？”
不待对方还击，吕惠卿继续气势如虹，驳道：“司马大人刚才说房子不是严重毁坏就不重新建造的话，更是荒谬！人们为何非得等房屋毁坏才建新房，为何就不能未雨绸缪，早作打算，早日拆去旧房，建起一栋新房，建起一栋充满新景象之新房？”话锋一转，又说道，“现在国家财力一天天困难，社会风气一天天败坏，不仅有西夏、契丹对我大宋虎视眈眈，更有北方的金人在秣马历兵，枕戈待旦，一旦势力强大，难保他们不觊觎我大宋的江山社稷？司马学士，目下我大宋这栋大宅已处风雨激荡，内外交困，严重失修，你作为三朝老臣，难道竟忍心看着这栋大宅就如此维持下去不成？”说着，高举起右手，在听讲的文武官员面前划了一圈，毫不留情地说道，“司马学士今日的讲读，决不是司马学士的一人之言，更是代表了朝中那些承平已久、过惯悠哉游哉生活的迂阔之臣的心声！”
自古及今，变法无不是关山重重，荆棘遍布，变法刚在孕育之始，竟能见到一位年青臣子对腐朽论调进行淋漓酣畅地痛斥，无异于晴空中听到一声霹雳，年青的神宗帝与老辣的荆公是何等的震惊与惊喜。
曾公亮、富弼、吕公著、高登谷等见皇上与经筵官听了吕惠卿的一番言辞竟面露欣喜之色，已看出此君臣二人举办此次讲筵的良苦用心，再想到吕惠卿刚才所说的那种“变”，更是让他们惊讶不已：“变？咋变？是‘庆历新政’之变，还是李斯、商鞅之变？不管哪种变，都是在冒险，都是在毁弃祖宗之法！如果让他们的想法得逞，岂不又是一个‘庆历新政’再现？那还了得！”
就在他们着急的当儿，就听一人大声喝道：“狂妄的吕吉甫，你好大胆，竟敢在朝堂之上胡言乱语！”
众臣看去，就见此人三十岁出头，身材修长，长脸清瘦，目光烨烨，须髯飘洒，此人正是刚刚丁忧回京履职的大理评事苏轼苏子瞻。
苏轼，字子瞻，宋仁宗景祐三年出生于眉州眉山，嘉祐二年考入进士，嘉祐六年应中制科考试第三等，为“百年第一”，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四年后还朝判登闻鼓院。治平二年，其父苏洵病逝，苏轼、苏辙兄弟扶柩还乡丁忧。
苏轼这时已跨出队列，直指吕惠卿道：“你一个小小的校勘，竟敢当着圣上的面，说我大宋这栋大宅要重新修建？你意欲何指？居心何在？”
身为讲筵官的荆公见事情弄到如此地步，不得不出面说话，道：“苏评事，吕中允说这大宅严重失修，是说我大宋目下面临的时局艰困，要重振雄风，使国家强大起来，就得施行变法，通过变法，除旧布新，方可使一个‘积贫积弱’的大宋变得富强起来，唯有富强起来，方可不受他人的欺凌。除此，吕中允别无他意啊。”
苏轼哪能听得进去，又转向神宗皇帝，施礼道：“陛下，依臣之见，国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浅深，而不在乎强与弱；历数之所以长短者，在风俗之厚薄，而不在乎富与贫。道德诚深，风俗诚厚，且贫且弱，不害于长而存；道德诚浅，风俗浅薄，且强且富，不救于短而亡。”接着说道，“臣愿陛下务崇道德而厚风俗，不愿陛下急于有功而贪富强。使陛下富如隋，强如秦，西取灵武，北取燕蓟，谓之有功可也，而国之长短则不在此。人主之所恃者，人心而已。人心之於人主也，如木之有根，如灯之有膏，如鱼之有水，如农夫之有田，如商贾之有财。木无根则槁，灯无膏则灭，鱼无水则死，农无田则饥，商贾无财则贫，人主失人心则亡。此理之必然，不可逭之灾也。其为可畏，从古以然。茍非乐祸好亡，狂易丧志，则孰敢肆其胸臆，轻犯人心。昔子产焚载书以弭众言，赂伯石以安巨室，以为众怒难犯，专欲难成； 商鞅变法，不顾人心，虽能骤至富强，亦以召怨天下。使其民知利而不知义，见刑而不见德，虽得天下，旋踵而失也；至於其身，最后亦不免负罪出走，而诸侯不纳，车裂以狥，而秦人莫哀。君臣之间，岂愿如此。陛下，吕惠卿这种狂妄的臣子还能容得他在这里大放厥词，不除去还了得？”
神宗微微一笑，道：“苏卿，言者无罪嘛，说说何妨？”
苏轼道：“陛下，吕惠卿说我大宋这栋老宅严重失修，需要重新修建，此简直就是居心叵测，大逆不道！不能不治他的罪呀！”
司马光见有了知音，也对神宗说道：“陛下，吕惠卿说的变，实质就是另一个‘庆历新政’！陛下，如果 ‘庆历新政’能在我大宋朝施行，先王还会废除它吗？还会等到今天由我们来重新施行吗？陛下，今天臣讲的萧规曹随，那可是为着大宋的好，为着大宋平稳祥和地发展呀。”
吕惠卿见司马光如此说，只得再次奏道：“陛下，司马学士所以口口声声不离‘萧规曹随’，依微臣看来，此纯是司马之流不敢办大事不愿办大事而整日想着过着优哉游哉日子的一种遁辞！”
司马光再也沉不住气了，那饱满的脸庞顿时红胀起来，以手指着吕惠卿问道：“你、你、你吕吉甫怎、怎能如此说老臣？”
吕惠卿冷冷一笑道：“曹参接任相国后，本应该在前任的基础上，协助惠帝将汉朝的事业做得更好，可那曹参呢？整日不管政事，只是饮酒作乐，汉惠帝对此甚是不满，找曹参问话，曹参竟恬不知耻地强词夺理道：‘陛下看我与萧何相比，谁的能力更强？’皇上道：‘你好像比不上萧何。’曹参这才说出真心话：‘陛下说的极是。况且高祖与萧何平定天下，已将法令明确，现在陛下垂衣拱手而治，我这类臣子只须恪守职责，遵循前代之法不要丢失，不就行了吗？’惠帝听了，愤然说道：‘既然这样，那你就歇着去吧。’”吕惠卿以手指着司马光，借题发挥道。
司马光气得两眼泛白，竟不知如何回击。
两府大臣也纷纷指责吕惠卿的不是。
司马光得到两府的支持，更是觉得自己在理，想了想，有意给皇上施压，说道：“陛下，有吕吉甫这种人的胡搅蛮缠，这经筵臣实在讲不下去了！实在讲不下去了！”说着，开始收捡讲义。
吕惠卿冷笑一声，说道：“你这个老迂腐不讲也罢。如此讲下去，大宋沉积已久的弊病还能革除吗？国家还有振兴的那一天吗？”
苏轼更加愤怒，乞请道：“陛下，吕惠卿一个小小的著作佐郎，竟敢在朝堂上如此放肆。对这样的狂妄之徒，如不严惩，必是我大宋的后患啊！”
神宗帝见几人争得厉害，看了荆公一眼，调解说：“都是相互讨论，何必如此呢？司马卿，你接着讲下去吧。”
司马光见皇上做了和事佬，更是生气，说道：“陛下，臣已没法讲下去了，陛下还是另请高明吧！”说罢，夹起讲案，转身离去。
听讲的官员更是乱哄哄议论一片。
荆公见第一次由他主持的经筵就遭到如此糟糕的结局，知是自己考虑欠周，心中难受，只待皇上大臣纷纷离去后，他仍是木然呆立，久久未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