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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天早朝后，荆公主动留下，以极其振奋的心情将钱币走出国门，以及将本朝历代的“朝贡贸易”改为海外贸易的决定，一一禀奏，见神宗帝十分高兴，又禀奏了免役法及人才教育两项改革即将实施的大事。
神宗帝稍作寻思，说道：“免役法施行起来尽管有阻力，相对要小些；但科举取士已行数百年，要实施其改革，就要艰难多了。丞相，人才教育法是否先放到各司去讨论，听听众臣的意见，尔后施行，这样是否稳妥些？”
荆公觉得也是，点头同意。
听说征求改变学校科举考试的教学内容与方法，朝中大臣无不吃惊，随后又想，此只是征求意见，最后还得听听我们做臣子的意见哩！于是，无论是反对的还是支持的，一个个无不忙着抽时间，动脑筋，经过一番深思冥想，挥起生花妙笔，写出一份份对变革科举考试的想法与看法。
自司马光外任后，已是直史馆判官告院的苏轼这些日倍感孤寂苦闷，除了偶尔与几位诗友来点小酌，作些诗词，消遣消遣外，就连最敬佩他的石越这些日也很少来看望他了，因此每日到署衙都是脸色阴沉，心中郁闷。这天听说朝廷征求变革科举考试，废除诗赋，专以策论取士的意见，顿时恼怒起来，恨不能立马上朝奏明自己的看法，只是同僚劝道：“告院何必如此激动，皇上不是还在征求大臣们的意见吗？你有何想法，可以上表奏明圣上嘛。”苏轼这才强忍怒火，不待下朝，匆匆回到家中，伏案写道：
“熙宁四年正月，殿中丞直史馆判官告院苏轼状奏……”
试想，一代本就狂傲的大才子，加之心中燃烧着不可接受的愤懑之情，此时挥动手中如椽之笔，无论是立意阐解思辩，还是谴词旁证博引，无不如九天注水高屋建瓴一般，顷刻间将九千余字的奏表《议学校贡举状》挥就，第二天早朝呈给神宗皇帝。
神宗帝反复看过几遍，虽是觉得奏表写得纵横挥斥，文彩飞扬，但内里的是是非非，一时拿捏不定，只得问道：“贡举为何不可变，朕想听听苏卿的意见。”
苏轼微微欠了下身体，回道：“臣在奏折中已说得明白。若论贡举不可以诗赋取士，则自唐以来，以诗赋进身而为名臣者，不可胜数。再就策论而言，没有规矩准绳，没有声韵对偶，难于考较取舍。只怕弊端甚于诗赋。”
神宗认真听奏。
苏轼又道：“上之所向，下之所趋，上兴德则下行善。陛下宜从远处看，从大处想，区区贡举之法，有何关碍？”
苏轼不仅文才好，口才更佳，这天面君，口若悬河，侃侃而言，年青的神宗帝认真倾听，细细咀嚼，正为之倾倒，见苏判院已停了说话，这才说道：“听卿议论，可以忘倦解困，释疑增知。变革贡举一事，朕已知卿意了。”略停又问，“苏卿，方今政令得失如何？朕有何过失，也请直讲。”
苏轼道：“臣以为陛下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惟此三事，恭请圣虑。”
苏轼走后，神宗仍是主意不定，第二日早朝后，再将荆公留下，又将苏轼《议学校贡举状》递过，说道：“朕观苏轼奏事，甚是有理。贡举取士之法，当如何为是？”
荆公一目十行看过苏轼的奏章，摇头道：“陛下，书生之论，不足为道。”
神宗帝睁大双眼，语气中充满紧迫：“请详言。”
荆公回道：“苏轼言，‘得人之道，在于知人，知人之法，在于责实。使君相有知人之明，朝廷有责实之政，则胥吏皂隶未尝无人，而况于学校贡举？虽用今之法，臣以为有余。使君相无知人之明，朝廷无责实之政，则公卿、侍从常患无人，况学校贡举乎？’臣以为兴学校以育士，精贡举以取士，正是朝廷责实之政。子瞻所谓‘君相知人’和‘朝廷责实’便可无学校、贡举，则何为知人，何为责实？文华之人，闪烁之言，皆虚论也。此其一也。苏轼说‘夫时有可否，物有兴废’，此正是变贡举法之由，苏轼以为不变之由则大谬。‘使三代圣人复生于今，其选举亦必有道，何必由学乎？’此乃揣测之言。今之学校必不同于古之学校。臣意欲重注六经，颁行天下，则陛下教化之道，遍于域中。经济之道以至天文历法水利农桑皆可教授，此岂一文华之士所能知？此其二也。苏轼言‘自唐至今，以诗赋为名臣者不可胜数。’臣以为既非不可胜数，更非以诗赋取士之功。唐以前无贡举而出名臣，又作何解？刘项不读书不能天下无书，韩王赵普半部论语治天下，天下不能只有半部论语。此其三也。至于‘上之所向，下自趋焉。’所趋者，利也。陛下崇德则天下无盗贼，陛下倡廉洁则世无贪官，窃以为不能也。”
荆公在对苏轼所言作了上述剖析后，神宗思想逐渐明朗，意愿逐渐坚定，道：“朕纵观各司呈上的奏表，多数均是赞成科举变革，子瞻之言，确实不乏偏颇。既然如此，就照丞相之意行事吧。”
奏疏呈上后，苏轼一直在焦急地等待。他次多次想过，会在某个时刻，突然来人叫他去面见圣君。但终没有。不仅没有，更是得到一个令他极其失望的消息：这年（熙宁四年）二月，朝廷正式颁布了改革科举制度，废除以空洞华而不实的诗赋词章取士的旧制，施行以《春秋》、三传明经取士的新制；更有甚者，自新的科举制度改革后的第一个开学季，太学一下就招收新生三千余名，锡庆、朝集两院新学期所有讲舍占用完，还是容纳不下所招的新生之可喜现象。
苏轼是何等人？虽说那时他已是集殿中丞、直史馆判官告院、权开封府推官数职于一身，说白了，在高官云集的京城，他充其量只是个六品官员，能算几何？但苏轼有他傲视群臣的资本。凡有他在场的地方，无论是具典宏辩，无论是饮酒赋诗，无论是小坐清仪，唯见其言滔滔，其词绚烂，耳朵里灌入的全是对他的溢美之声，颂扬之辞，不仅是荆公、司马光，就连老一辈如欧阳修、富弼等等，对他无不是赞赏备至，更有先帝仁宗那句“吾今又为子孙得两位太平宰相”之语的激励，他何能无有趾高气扬目空一切舍我其谁与的高傲？现在听说皇帝对他那洋洋洒洒九千余字的奏疏不理不睬，竟按王介甫的意愿罢诗赋取经义，创办新学，他能不气恼？能甘心接受？
但换言之，气恼能怎样？不接受又能如何？
那些日，苏轼直气得不去署衙视事，整天只在府上发牢骚，生闷气。再联想到吕诲、富弼、吕公弼、吕公著、司马光……等等大臣贬的贬，外放的外放，就知自己如此下去，在京城已无多大意义，更无多大作为，于是横下决心，找了神宗皇帝，执意请求外任。
神宗帝当然知道苏轼为何此时提出外任的原因，想着先帝那句“为子孙得两位宰相”的话，现在能否将这位“未来宰相”外放下去，一时主张不定，又将丞相召来，问道：“子瞻虽有一副傲骨，甚至有些桀骜难驯，可他毕竟是一位不可多得的人才。这样的人才，在对待变法事上，为何就不能助朕一臂之力呢？”
荆公道：“子瞻虽生有一副傲骨，可骨子里还是被那些陈旧迂腐的东西浸洇得过久过深，一时无法自拔。陛下没听说苏轼那‘不合时宜’的故事吗？”
神宗道：“未曾。”
荆公道：“苏轼一日饭后散步，拍着肚皮问左右侍婢：‘你们说说，此中所装何物？’一婢女应道：‘都是文章。’苏轼不以为然。另一婢女答道：‘满腹智慧。’苏轼仍不以为然。妻子王弗说道：‘学士是一肚皮不合时宜。’苏轼这才捧腹大笑道：‘对对对，还是娘子说得对，子瞻是一肚子不合时宜呀。’”荆公接着说道，“臣曾将吉甫与子瞻作过比较：吉甫是学古人之学而为今用，而子瞻只是迷信书本食古而不化，此就是子瞻视事偏颇的病根所在呀！”
神宗甚是赞同，问道：“丞相，你看对此种人，可有医治良方？”
荆公道：“子瞻不是请求外任吗？这正是医治他处事偏颇的最好良方。”
“此话怎讲？”
“一个书卷气十足的人，要想让他在处事接物中尽量做到接近现实，少些偏颇，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他多接触底层，多接触实际，多碰些钉子，钉子碰多了，或许会让他懂得如何为官，如何行事。”荆公按照自己的体验说道。
神宗问：“丞相的意思是同意他外任？”
荆公道：“陛下不是在寻求医治子瞻毛病的办法吗？”
神宗微微一笑，问道：“若是子瞻外任，丞相觉得该让他去哪里为好？”
荆公想到杭州知州何丕显已被黜免，暂由薛向代替，于是说道：“江南杭州是个充满浪漫色彩的好地方，若让子瞻去那，凭他的才华，一定能将一个浪漫的杭州治理得更为美好。况且，此对他既是锻炼，也是考验，或许在不久的将来果能将他锻炼成一个大有作为的干才哩。”
神宗觉得此话在理。
熙宁四年春，苏轼与他的第二任妻子王闰之，带着苏迈（前妻王弗所生）、苏迨、苏过三子将去杭州赴任。
这天下着霏霏细雨，苏轼带着家眷，用车装了家什，来到汴河码头。
或许是雨的原因，汴河里的船只稀少，码头的客人更是寥寥无几。岸边的垂柳虽是生得青枝绿叶，但在春雨的淋浴下，已显得僵直，清冷，甚至含着几丝沉重的凄凉。
尽管不受欢迎，荆公还是真心实意赶来送行。
“子瞻此去杭州，介甫也无他物可作纪念，”荆公说着，从袋袖中取出一方用黄绢包着的物品，打开递到苏轼面前，“这是子纯送给介甫的一方洮砚，现转送与子瞻以作个念纪。杭州美景甚多，子瞻此去那里，定有好多东西值得书写，介甫只盼子瞻用此砚写出更多更美的华章。”
对于文房四宝，苏轼自是行家，略一扫视，就见面前这只椭圆砚，色泽鸭绿，内含水波纹路，莹润如玉，就知此砚为太史砚，是以最珍贵的绿漪石雕磨而成。见了此砚，苏轼立即想到“洮砚贵如何，黄标带绿波”的诗句，睹物思人，想到介甫也是位视砚如命之人，现竟将这方珍贵的洮砚转送于他，并提出期望，他何能不被感动？
“子瞻谨记丞相心意。”苏轼施过礼，收了洮砚，转身带着全家，在雨色涳濛中踏上了南去的航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