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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越此次的目的就是要全力展示自己的‘才能’，以博得士人圈内大家的认可，见苏轼问到此，他怎会放过如此绝佳的机会，于是搬出事前准备好的功课，说道：“大人，三代之帝以自己的言行为后世树立了治国的典范，而孔子的《论语》则是为后世总结出一整套治国的理论。在下以为，如果后世治国的君王，都能以三帝为榜样，以《论语》为圭臬，身体力行，就一定能使君民平等，天下太平，百姓幸福，让一个陶然自乐的‘三代之治’重现于世。”
苏轼又是一震，暗赞道：好一个陶然自乐的三代之治！
石越看了苏轼一眼，接着说道：“只是——”
苏轼一惊，急忙问道：“学究，‘只是’何事？”
石越知苏判院非同一般人物，他是大家，是文豪，是巨匠，在做“功课”时，他已有了足够的准备，见苏轼两眼紧逼，自己稍作梳理，又侃侃回道：“大人，在下所说的‘只是’，是指三代之后，尤其是自暴秦以来，三代之治就已变形走样，今不如昔，且有越离越远愈演愈烈之势。”
苏轼皱了皱眉头，以为这小子是有“说大人则藐之”之意，于是不冷不热地问道：“学究能否具体说来？”
石越道：“三代之治，首推德政。尧、舜、禹为政，无不以德为先。尧微服游康衢，见歌而心安；舜耕历山渔雷泽，民知礼让……而自暴秦以来，只讲事功，不讲德政，故有‘三王之治在道德，五霸之志在事功’一说。治国者，功不可或缺，缺则事业无成；然而一味事功，势必弄虚作假产之，华而不实生之，欺上瞒下出之，你顷我轧现之……如此贪功邀功之恶行横行，轻者招致民心怫恚、朝堂失聪，重则祸国殃民，亡朝灭国。此三代绝无有也。”
苏轼见石越说得口若悬河，且句句都是治国之箴言，再联想到皇上那天说的话，他更是来了兴趣，连连以手示意：“夫子接着说，夫子接着说。”
石越早已听出苏轼的态度转变，接着说道：“三代之时，帝王深知治民如治水的道理，他们从来只将自己看得轻微，从来不觉得君民有尊卑之分，真正做到一切只是为民着想，为民效力。尧之时，竖进善之旌，观天下百姓咒其恶；立诽谤之木，让天下百姓揭其短；设谏言之鼓，让天下百姓尽其言。天子直接与百姓对话，倾听朝政褒贬得失，了解人间喜怒哀乐。如此天子，何能不耳聪目明？何能不成为圣人？可后世呢？”
说到此，石越停息下来，再三思考以下的话能否说出？说出后将会带来何种结果？但他很快明白过来：南朝是个言论开放的朝代，不论说得对错，也不论是有心还是无意，只要敢说，就能赢得一个“敢于直言”的好名声，甚至还会得到朝廷的拔擢重用。想到此，石越又说道：
“可后世之变故已大不如前，与三代之时更不可同日而语。诸如，朝野出现阶层之分，人群出现尊卑之别，三代的公权已变为私有；当官已不是为百姓着想，为百姓效力，而是凌驾于百姓之上；百姓见不着天子，民意与天子完全隔绝。”石越觑了苏轼一眼，见对方两眼瞪大，紧盯于他，略一思考，继续说道，“苏大人也曾任过登闻鼓院判院，百姓每每去登闻鼓院的诉求，登闻鼓院果能一一为之处理？果能确保百姓的意愿呈达到皇帝那里？皇帝果能听到百姓的真正心声？”
听到这里，苏轼脸上虽有些挂拉不住，但见年轻的石越果真对上下数千年的宫廷大事洞察得如此深透，想到皇上那天说的话，他顿时感觉浑身躁热，激动无比，对石越更是由佩服升华到景仰。为进一步考验，他故将长袖一摆，“哈哈”笑道： “请问夫子，上古之时，王不过百里之地，千口之人；而今之天下，囊括四海，人过万万，若仍如三代那样，皇上聆听每一位百姓的心声，岂不是筑室道谋，还能有何主张？还能有何精力去研究国之大计？”
石越已知苏轼是在有意考验，于是回道：“大人，天下百姓所言，尽管有粗有俗，有伪有真，有精华，有糟粕，天子广听之后，自可从中筛滤，去粗存精，去伪存真，天子如此得来的心声，再经过百官与天子的共同甄选，何能制订不出真正的治国之方略？”
苏轼又问：“请问夫子，孔子说：未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若让庶民百姓无所顾忌的告发官长，岂非伦常大乱？”
石越道：“苏大人，五伦之中，只有君臣之义，未闻有官长与黎庶之别。三代之时，天子置百官，并非是用来奴役百姓，而是一为帮助百姓效仿教化，长知识，学本领，让百姓各得其所；二是世有恶人，天子借百官以威仪，与百姓同心协力，共治邪恶，又何曾是上下有别？只是后世因循，则谓士大夫高高在上，自以为是百姓的主宰，其实则离古圣人之意远矣。”
苏轼又问：“自三代之后，历朝历代的君臣，何时没有到地方去察勘，去访问，去接近百姓？怎能说他们没有去倾听百姓的真正心声呢？”
石越道：“此后的君王确实没少去地方察勘、访问，但那些做皇帝的，能像尧帝微服游康衢那样吗？能如舜帝，耕历山渔雷泽，身体力行去感化百姓吗？他们的察勘、私访，哪次不是事前安排再安排，届时浩浩荡荡，专到指定之地，专召那些能说会道之人，尽听顺耳之言，尽看养眼之事，能听到真正的民声吗？能看到真正的不良之事吗？既听不到真正的民声，看不到真正的不良之事，又何能制订出真正符合治理国家、顺遂民意的国之大计呢？长此以往，世风何能清明？国家何能强盛？三代之治何能实现？”
苏轼又问：“为监察各级纲务得失，朝廷何年不派大批官员下去巡察、磨勘，可擅自弄权、无所事事的官员还是大有人在。请问夫子，这又是为何？”
石越道：“不错，后世的执政者，每年都抽派大批官员下去巡察、磨勘，但那所到之处，同样都是经过地方官员事前精心安排，加之巡察、磨勘的官员为了情面，明知有假，也只是按图索骥，或是蜻蜓点水、走马观花、道听途说，或是瞎子摸象，摸到好的就全是好的，既便能查出一两个官员不称职，也只怪那一两个官员运气不佳，让活猫捉住了死老鼠。所以出现此等情况，关键还是朝廷的督查不力，以及督查者本身的不正不诚。如朝廷对督察者与被督察者一视同仁，对办事认真者，不徇私情，不马虎应付者，一律重奖、拔擢；对办事不力、弄虚作假、敷衍塞责者，一律严惩，永远弃之不用——这就是三代之治中的以德为之，以道法为之的道理。大人，唯德与法联合并用，加之层层监督，赏罚分明，方能真正倾听到百姓好的歹的最真实的声音，方可明察暗访到官员真正的一言一行。果如此，还有谁敢擅权？还有谁敢为所欲为？果如此，百官何能不兢兢业业务政，百姓何能不陶然自乐，三代之治何能不垂拱而至？”
石越的一席话，已如鼓棰般重重敲击得苏轼这些天以来一直处于心灰意冷的心境突然热血高涨，难能自已。
他想：皇上不是要寻找人来解决大宋“二积三冗”困局的人才吗？有如此深谙三代之治的人才，如是举荐给皇上，皇上还需做那种伤筋动骨的变法吗？既无须做那种伤筋动骨的变法，还有留住王安石在朝廷的必要吗？既无必要，还能不将王安石早早赶回老家，赶回江宁去！
想到此，不待石越再介绍《论语正义》，苏轼已主动站起，为石越茶盏满满加了茶水，说道：“古人云，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此言不虚也。好，好，好，夫子这等奇才，下官一定竭尽全力向皇上举荐，万不可苍海遗珠啊！”
石越听了，喜得简直要发狂，但终为身份所制，很快又冷静下来，急忙施揖礼道：“大人提携之恩，石越当效犬马之劳以报。”
石越走后，苏轼冷静一想，觉得自己实在过于天真：一个受到斥责的臣子去举荐他人，皇上能听得进去吗？会相信吗？再说，既便听得进去，可那一心要以变法来振兴大宋的皇帝，能相信一个仅凭两本书的二十拉岁的毛头小子就赶走他那亦师亦臣的王介甫王倔驴而重用这个名不见经传的石越吗？
苏轼重新陷入到那种没完没了的苦闷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