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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过后，老谭坑里还漂着冰碴子，露出水面的卧水桥就成了三、五里之间东来西往的唯一通道。这天朔风劲吹、阴云密布，还不到掌灯时分就已经黑天了，行人稀少。这时，一人骑着毛驴来到卧水桥头，跳下地来牵驴过桥。突然，从桥头芦苇丛中钻出一高一矮两个劫道的，大喝一声，分别举起钉耙和铲茅草用的长把平铲，（大概是效仿猪八戒和沙和尚）架在当道：“留下毛驴和银钱，放你囫囵走过关！”来人十份镇静，把肩上的褡裢搭在驴背上，直接把缰绳递过去说：“你俩运气不佳，褡裢里没有银子，只剩下几十枚制钱了，自己掏吧！”然后背着手从他们面前走过。高个儿牵住毛驴就走，矬子去掏褡裢，忽听那人说：“毛驴怀着驴骡胎，要好好照顾它！”说完头也不回地走去。两个贼大喜，随即争吵起来，高个儿说他要草驴和制钱，等下了骡驹儿给矮子；矮子说，你想的倒美，草驴还会生骡子，那样草驴铜钱和驴骡你都有了。“要草驴就不能再要钱，随你挑。”…两人边走边讨价还价，忽听“叮铃、叮铃”的响声由远及近。他们发现财神又来了，随即牵驴到芦苇深处，把两簇芦苇绞缠起来，用缰绳捆紧。矮子怕驴叫唤，情急之间从长裤腰带上撕下一截布拉条儿缠住驴嘴，提上家伙回到卧水桥头，如法炮制。
这位赶驴的倒霉蛋也很听话。他将缰绳绕在驴脖子上，指一指搭在驴背上的口袋和一只小木箱，意思是说，财物都在里面，拿去吧，然后背着手一声不哼地朝前走去。高个儿刚要上前抓缰绳，不想这驴昂首嘶鸣，并一跃跳下桥头，把他撞了个趔趄。矮子伸手去抓驴尾巴，迎面挨了一蹄子，“哎呀”一声倒在水洼里。高个子不敢去追驴，上前扶住挣扎着爬起来的哥们儿说，他看见驴蹄子上方长着一圈白毛，好像是沙姑集玄指手的坐骑，有名叫雪蹄四郎，能用蹄子点穴，你没有中招吧？摇晃着站起来的矮子一听这话，立马像挨了一记重拳似得摔倒在地：“哎哟，我被点穴啦！”
雪蹄四郎的主人就是田保厢。后来通过一场不可思议的婚姻，他那位曾经的未婚妻柳婉儿，成了他的亲家。在老陈家的亲友圈里，田保厢是一位传奇人物。他的本领和事迹，由于传说的随意性而被放大，这正好说明了他在当地乡民心目中的地位。自打永久地被剥夺了乡试资格以后，田保厢的梦想从将军转向名医。在继承家学的基础上，他在直、鲁、豫、晋一带摇铃行医，遍访各地名医奇士，搜求医案偏方，再对照医药典籍进行深入研究，医术日臻精妙。特别是在治疮和接骨这样的外科手术方面，堪称神医。由于对人体结构、脉络穴道了如指掌，他的点穴功夫十分了得，无人能及，人送绰号玄指手。在技击对抗中，玄指手很少使用点穴术，多数情况下，只有在给人接骨、正骨时，才用点穴术致患者肢体局部或全身麻醉，使其减轻或失去疼痛感。和许多郎中一样，田保厢起初看病开方，是先从家人和邻居亲友开始的，当然不会收钱。后来口口相传有了名气，慕名而来的人多了，他就订下几条规矩：对鳏寡孤独、残障患者、无地少地贫苦人家，以及玩拳习武之人，开方赠药分文不取，并回避饭时；遇到殷实人家，赶上饭时就吃饭，不喝酒。当地年轻人热衷玩拳习武，伤筋动骨在所难免，对玄指手就格外敬重。习武人群中良莠混杂，有的一心考科举，有的看青护院，有的是兵痞，还有的进了教门。至于拦路劫道当土匪的那号人，多半都是练过两下子的。田保厢的行医态度是有治无类，颇有人道主义味道。他把形形色色来路的求医者都看作一种人，那就是患者，来者不拒，一视同仁，因此很有些人缘。他的雪蹄四郎也丢失过，总会被送回来。
“我的驴被抢了，你的驴怎么漏网了呢？这世道太不公平了吧！” 田保厢跟在驴后头赶路，忽听有人说道。
田保厢吃了一惊，继而觉着声音耳熟。他紧走两步，见一人避在道旁让路，惊喜地叫道：“这不是县太爷杨大人吗？我是沙姑集的田保厢。”说着就要下跪磕头，被县太爷一把拉住。
“你就是那位制服淮军头目的武秀才？高了，壮了，整个人大了一围，我可是一下子认不得了。敝人正是杨辛正，你怎么一眼就确定是我呢？”
“大人救过在下的命，您的音容笑貌时刻装在我的心里，听到您的第一句话就猜到了七、八成。…大人，您怎么孤身一人在这大沙河里走夜路啊？”
“唉，说来话长，咱们边走边说吧！”
这是杨辛正第二次来O城上任。清朝实行“官缺”制度，类似于岗位编制。全国州县一级的官缺分为最要缺、要缺、中缺和简缺四等，用“冲、繁、疲、难”四字标签来标识。“冲”代表地理位置重要，“繁”代表政务繁杂，“疲”代表赋税多有拖欠，“难”代表民俗刁悍、盗案命案频发。四字全占为最要缺，占三字者为要缺，占两字为中缺，只占一字或一字也不占的为简缺。杨辛正第一次来O城任职，正值剿捻，O城地处征战要冲，被贴上全部四张标签，定为最要缺。吏部因他是正途进士出身，年轻有为，随即安排到O城，有委以重任、重点栽培之意。第二次任O城知县是两年前，此时O城已经摘下“冲”字牌，但“疲”、“难”二字严重。特别是由于天灾不断，税赋催缴十分困难。因此，O城仍然戴着“最要缺”的帽子。这次他不是被吏部委任的，而是由本省督抚根据资历和能力题报调补的。表面上，体现了督抚对杨进士的重用，实际上另有隐情。因为O城又穷又乱，在这里捞钱很费劲，弄不好还会因交不上国税而丢掉乌沙。历来朝庭交给县官的主要任务就是收缴税赋，收不来税赋还要你干什么？俗话说“千里做官，为的吃穿”，做知县捞不到钱谁还肯干？前任知县因税收不力被调离了，后来先后物色了两位接替者，又都通过重金行贿改派他任。杨辛正祖上为官清正，家教严谨，本人又熟读经史、尊崇孔孟之道，少小即立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远大志向。踏上仕途后，他努力践行亲民为民的路线，得到百姓的好评，但不为腐败官场所容，一直得不到升迁。由于他出身进士又没有过错，就不得不安排一个说得过去的官缺。于是乎，O城就成了总督给他的最适合的去处。为摆脱国弱民穷的境地，清廷正在紧锣密鼓地推行新政，开矿山，造机器，引进坚船利炮，走所谓“师夷之长以制夷”的自强之路，后人称之曰“洋务运动”。杨辛正血气方刚，是新政的拥护者。但办洋务毕竟是少数人的事儿，成千上万的进士举子，仍然在传统的仕途宦海中沉浮，能捞到一个七品州县芝麻官，也算没有辜负十年寒窗苦读，而且还有机会发财致富。
杨辛正没想在O城发财。他在这里的抱负也不大，在任期间能让这里的百姓有口饭吃，不去逃荒、造反、当土匪就行了。为防止黄河决口带来的灭顶之灾，他多次上书，请求加固黄河大堤；并组织各乡分段维护卫河堤堰。县城成立了买蝗局，专门收购蝗虫，一斤蝗虫可换十个制钱，男女老少捕蝗热情高涨，使虫灾得到及时控制。对于发生最频繁的旱灾，以及对农田破坏极大的风灾，这位芝麻官就回天乏术了，只有动员乡绅出面捐建义仓，以备灾年赈济之需。除了天灾，就是人祸。人祸莫大于衙门征缴田赋。县令聘有征解田赋的胥吏，叫房书、柜书，其下有众多的里书，划片分管所属村镇。O城历任县官征解田赋多用两种形式：即官征官解和书征书解。官征官解是由地方官亲自掌管田赋的征收和上解，盈亏都是自己的。而书证书解，则是地方官把征收指标包给房书，自己稳拿收益，再由房书分解下包给里书。里书都没有薪水，正道的收入来自土地交易过户手续费。但他们掌握着税收耕地资源，世代相传，经常伙同皂吏勒索乡民，中饱私囊。每年的上忙、下忙两个征缴田赋时间段，吏役们每天携带枷锁下乡催缴，农户最怕的就是欠税被抓。这里民风强悍而好武，不甘坐以待毙，持械抗税的事件时有发生。一旦有人揭竿而起，便会得到遍地响应，杨泰、宋景诗起义就是这样坐大的。
杨县令对O城的乡情民风有深刻的了解，为避免书吏承包层层加码坑害百姓，他采取官征官解的方式，亲自主持征解田赋。别的县官为保前程和便于搜刮民财，多采取有灾瞒报或重灾轻报。他反其道而行之，有灾必报，而且亲自下乡验证，宁重勿轻。每遇灾荒，朝廷很少下旨免征田赋，总是批示缓征，年景少有好转，百姓就得补缴欠税。杨辛正也没有别的办法，只有一条锦囊妙计，就是一个“拖”子。O城县已经拖欠两年上解银两，农户中拖欠三、四年地丁银的大有人在。拖到何时为止呢？清廷有个规定，前任去职、新知县到任时，可蠲免所欠税赋一半。杨县令心里有底，即使自己被罢免，还可以给本县减轻负担呢！再者，如遇大的灾荒，说不定累年欠税会得到全部豁免。他的“拖”字诀暂时应付了上边，也安抚了下边，却使得自己的乌纱帽摇摇欲坠。
O城县令年薪45两纹银，另加1000两养廉银。因为是个“苦缺”，每年额外发给津贴银2600两。作为职务收入，这笔钱也不少了。因为当时一位私塾教师，一年能拿到六、七两银子就算不错了。但实际情况是，当时的县官就像是位个体老板，他的财政管理是公私不分家的。这些钱除补贴家用外，还要负担所谓的“因公杂支”，就是办公费用，如幕友与长随（跟班）的报酬、填补钱粮“亏空”、官员过路应酬以及送礼等等。其他几项还好办，最令杨辛正头疼的就是给省、府上司送礼。送礼名目繁多，新官上任要送“履新礼”，逢年过节送“节敬”，祝寿（包括父母）送“寿敬”，遇有婚丧送“喜敬”和“丧敬”，子弟进学送“学敬”，夏天送“冰敬”，冬天送“碳敬”，… 不一而足。至于礼物份量，那是多多益善、上不封顶，只少也得百两纹银，再少就拿不出手了。收受礼物是官员的一项重要收入来源，虽无规定，却已约定俗成，叫做常例，也称为规费。如果一位官员除了收礼之外再没有其他贪污行为，就被视为清官了。谚云“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说的就是这档子事儿。当然也有例外，如遇权力、派系斗争，收受重礼就会被爆料作为罪状了。史家把这种送礼行为称为陋规，笔伐不已。遗憾的是，这种陋规在以后的中国近代史上屡禁不止，以致泛滥成灾，遗患到本世纪。县官们从哪儿弄钱维持如此大的开销呢？上行下效，他也照收常例钱。乡绅觐见县令，出手就得五十两，称为“参费”；履新、节、寿，更是一样都不能少。另外还有什么讼费、呈戳费等等。但一县父母官的财源，主要还是来自田赋浮收。所谓浮收，就是在规定的每亩税额之上再增收一部分。康熙51年，清廷曾宣布“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并按当时的人口数量，把人头税并入到地亩税固定下来，合称地丁银，但允许加征“火耗”。火耗，就是把收缴的碎银熔化重铸为上解银锭的消耗。加征的“火耗”大于实际“火耗”，差额就归官员了。火耗失去了它的本来面目，而且越来越重，成了税收附加的代名词。光绪年间，O城需上解的田赋定额，包括正赋和附加，共约4万两。在此基数上，知县再添一万两或更多包给书吏。书吏再加码向四乡书手转包。经过层层转包加码，落到百姓头上就接近翻番了。州县官吏增加浮收还有一种方式，就是提高白银与制钱的比例。官府按白银收缴，百姓用制钱支付。道光初年，官价一两白银兑换一吊，就是1000枚制钱；鸦片战争后，由于鸦片输入，白银大量外流，银价猛涨。到了咸丰以后，一两白银竟可兑换制钱2300枚了。收税时，县吏把一两白银的价码订到4000枚以上，浮收的钱就有了。如果一位县吏按正常规矩加码，不再刻意勒索，就算是廉吏。但这样的廉吏少之又少，苛收、勒索已是他们的家常便饭。
杨辛正事必躬亲，没有聘请钱粮、刑名两大师爷，而是由他和县尉来分兼，每年可减少开支千余两。出入不坐轿子，以毛驴代步，由老家跟来的一位老仆打整毛驴，又省去了轿夫和长随的工食费。该送的常例钱，他遵守规矩，一项不拉；不过送去的不是现银，而是一张亲笔欠条，上面还录写着朝庭缓征田赋的条文。他的做法在同僚间传为笑谈，也加深了上司对他的坏印象，不过暂时还无大碍。最不好对付的是四乡里书。里书往往父子师徒相传，凭借对当地文书、征缴田赋资料的垄断，和衙门吏役结成联盟，掌控地方实权，架空、挟制外来县官，以致拉他同流合污，营私舞弊，勒索百姓。民间有“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官”之说，老百姓“不怕县官，就怕现管”，指的就是这一帮子人。杨辛正心系百姓，禁止吏役用胁迫手段催缴田赋，甚至把乡绅的晋见礼金也变作赈灾捐款，阻塞了吏役的生财之道，引起他们的愤懑，渐渐不听招呼，怠于用事。今天老仆偶感风寒，杨县令只好只身骑驴下乡。
“我本来是去沙东乡劝谕捐建义仓的，没成想半路遇到一位老太太上坟，哭诉冤情，好不伤心。”两人走在去沙姑集的路上，杨辛正说，“本县不得不问，又去暗地私访，替她写下一纸诉状，不想这天就黑了下来。”
“老太告谁的状？”
“马堂铺马图豪。”
“大人您遇到麻烦了。”田保厢说，“马图豪有八百亩地和多家作坊，是沙东乡的头等大户。他有两个老婆，养活了五个儿子四个闺女，算得上财丁两旺。只是此公为富不仁，包揽词讼、欺行霸市的事儿都做得出来，他家的大片田地都是趁人之危耍尽手段弄来的。听说他连窝赃通匪的勾当都敢干，府县衙门都有他的亲友做事儿，在这穷乡僻壤，马图豪就算得上手眼通天了。告他状的人没有一个赢过，反落得家破人亡。…大人可要小心点。”
“谁叫我做的是‘父母官’呢？诉状是我给他写的，本官是非审不可了，到时你去看热闹吧！”
杨辛正继续他的劝募义捐之旅，下一站要到古渡镇去找崔武举，希望他能带个头。田保厢极力要求为其牵驴坠蹬。他的理由颇有说服力：“行医行医，就是要到处行走。每到一地，你办你的公，我行我的医。这一代乡绅我都熟悉，说不定还能给大人帮点忙呢！”
“好吧，你和毛驴的工食费由我开支。” 杨辛正说。
“在下每天晋见大人，不掏参费就够便宜了，还能让您破费吗？”田保厢抚摸着毛驴说，“雪蹄四郎啊，你能为县令大人代步，恐怕是少有的幸运了，你还得感谢那两位劫道的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