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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报发表社论，鼓励学生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也号召工农支持学生运动，但收效不大。陈思汀和同学跑到纺织城、军工城、电工城去发动工人造反，人家根本不买账，经常被嘲笑和驱赶。工农商学兵，你学生算老几？他们的认识还处于陈思汀当初的阶段，认为党的组织就是党，反对党委书记、支部书记就是反党，那还了得！同学们奔走一天，也只能把连夜油印的传单散发出去，找到了五四运动时代青年学生的感觉。毛主席料事如神，早就预测到学生们的尴尬。他要利用自己在工农大众心目中的崇高威望，给红卫兵注入能量，为实现他的愿望冲锋陷阵。继8日18日在天安门接见首都红卫兵之后，毛主席在三个月之内连续7次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总数达1300万之多。陈思汀有幸受到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接见，是他一生难得的殊荣。虽然，在万头攒动之间，他只是绰约望见了主席那高大的身影。主席也肯定不知道，人群中有一个喊哑了嗓子的小子叫做陈思汀。但这並不妨碍陈思汀自豪的对人说，他受到过毛主席的接见。毛主席这一招果然奏效，红卫兵个个像被开了光似的，具有了神圣色彩，呼叫着“造反有理”、“踢开党委闹革命”的口号，到处煽风点火、批判揪斗，把原本庄严不可侵犯的党政机关冲得七零八落，把革命战争时期造反起家的领导干部斗得威风扫地。工人、农民队伍开始分裂，保守派迅速瓦解，广大工人、农民起来造反，为毛泽东的再次革命开辟出乱中取胜的大战场。
正当红卫兵大有作为的时候，陈思汀却打起了退堂鼓。图书舘前有两座雕塑，一个是女生在读书，另一个是男生在放飞，寓意是要好好读书，为国家科技事业做出贡献。一天下午，陈思汀发现北京来校串联的中学生在图书馆前嚷嚷，硬说雕像是“修正主义的样板，白专道路的苗子”，随即用石头、砖块一顿猛砸。没人敢去制止他们的“革命行动”。因为雕塑十分坚硬，竟是毫无损伤，他们最后用墨水将其涂黑，扬言要找来工具继续打砸。第二天，陈思汀惦记着雕像，吃完早饭就来到图书馆门前。雕像不见了，代之而起的是两个用木板围成的、刷着白漆的立柱，两行红色大字赫然分列其上：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急。这一招犹如农村新年贴门神，大鬼小鬼都不敢招惹最高指示。图书馆是校园中陈思汀最喜欢去的地方，他也曾写信向中学同学多次炫耀，如今竟也遭到破坏，免不了对红卫兵运动产生负面看法。
“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是北航高干子弟谭立夫的一张大字报，在校园内外广为传抄，喧嚣一时，影响深远，给革命热情满满的陈思汀当头泼了一盆冷水。一些家庭出身不好的同学被列入“黑五类”，受到歧视，甚至围攻。有位学生叫张国大，大概是日本投降后，国共两党协商召开国民代表大会时出生的。当时全国人民久遭战乱之苦，企盼和平，呈现一派喜气洋洋迎接“国大”的景象，给新生儿起个名字叫国大，反映了国民的良好愿望，沒什么不好。后来的人不知道这段历史，只知道国共谈判破裂，蒋介石单方面召开了“国大”，让无辜的孩子张国大躺在地上中了枪。陈思汀的爷爷是地主，他的中农出身成份经常受到怀疑，入党时学校专门派人调查过，确认无误。但陈思汀在人前总感到自己的政治条件不过硬。更让他心怯的是，他的父亲当过国民政府的乡长。小时候他发现父亲会骑自行车，觉得惊奇，因为那时自行车在乡村极少见，自己家里从来沒有过这样贵重的设备。父亲说，他是当乡长时学会的，乡公所有一辆公用自行车。陈思汀把自己的发现详细地写在入党申请表里，要求组织调查。支部调查后说，他的父亲“七七事变”前当过国民政府的乡长，不构成历史问题，也不影响他入党。令陈思汀担心的是，过去不成问题的问题，现在都成了问题，不知道哪会儿自己就会被撕下红卫兵袖章，归入“黑五类”，哪还有心思和胆气去造反？董凌云家庭出身三代贫农，根红苗正，但他反对血统论：“按这种混账逻辑，我们贫农出身的就该是‘老子受穷儿讨饭’了。”班上沒有“血统论”的市场，出身不好的学生没有受到本班同学歧视，但不能戴红卫兵袖章。不少同学的家庭成员和社会关都存在这样那样的污点，“血统论”会让他们产生顾虑，不利于造反队伍搞统一战线。陈思汀曾希望毛主席说句公道话，刹一刹这股歪风，现在也只有他老人家说话管用了。但批判“血统论”的“最高指示”没有下达。“眼下还指望革命小将冲锋陷阵呢，毛主席怕挫伤他们的积极性吧？”。陈思汀这样想。不久，那些宣扬“血统论”骨干的老子们被打成“走资派”，他们一个个变成了狗崽子，被人唾弃，“血统论”不攻自破。也许老人家早就预料到这种结局，对如此反动的观点竟然连一句批评的话都懒得说。
“真是神鬼莫测，谁也不知道老人家在想什么。”陈思汀如是想。
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环境下，“血统论”的影响还是十分严重的，“黑五类”出身的学生一直不允许参加红卫兵。那情景，很像是鲁迅笔下的假洋鬼子不允许阿Q搞革命。冷静之余，陈思汀又惦记起他的工程师梦，那才是自己命运的归宿。他借来一本英语初级课本，躲到后花园，想自学第二门外语。俄语怕是不吃香了，他要像大哥那样熟练地掌握英语。
校文革总会和红卫兵司令部响应毛主席号召，支持全校学生进行全国大串联，唤起工农千百万，向资产阶级当权派发起全面斗争。全校自发组成上千个下厂、下乡的战斗队和几十个徒步长征队。校园里红旗召展，热闹非凡，队员们激情满满，个个都像冲上战场的战士一般。当时国家经济还十分拮据，大多数民众还处于半饥饿状态，国家竟然规定让大串联的红卫兵免费乘车，所到之处管吃管住，可谓是全世界空前绝后之举，毛主席对红卫兵的用心之殷切可见一斑。当初，他带领一代热血青年打下了江山；迟暮之年，他又要造就一支童子军，毅然决然地把掌了权的旧部拉下马，究竟是为什么？从此留下千古评说。革命洪流激荡，毛主席要让青年学生经风雨、见世面，在大风大浪里经受锻炼，迎接考验。
陈思汀不淡定了，他放下书本，参加了一支由12名同学组成的徒步长征队，沿傥骆道穿越秦岭，一路踏着五丁力士开辟的金牛道到达成都。祖国的壮美山河让陈思汀大开眼界，赞叹不已；山里人的生存状态，却让他的心灵长久地不得安生。他的家乡是个苦地方，但和山里人比起来，应该是天堂了。一小片一小片的耕地贴在山坡上，像是大山身上的补丁。有的竟然挂在五、六十度的陡坡上，人们吊在绳子上才能耕作。生产队的社员散住在二、三十里长的山沟里，每天自带干粮到指定地点集体出工，大半时间耽搁在路上。陈思汀发现，从华北平原到关中，再到陕南山区，人民公社的劳动组织都是一个模式；学大寨造梯田，都是一样的卖力。陡坡上的梯田年年修，年年垮，生产队乐此不疲，愚公移山的精神着实令人佩服。长征小分队路经公社或大队驻地，有时会休整几天，与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向浑浑噩噩的山里人宣传文化大革命。山民们不相信山外的学生娃竟敢反对政府，反对共产党，再解积也搞不懂。公社干部消息灵通，知道这帮不速之客惹不起，不仅好吃好喝地招待，还应红卫兵的要求，找来一位老贫农忆苦思甜。
“蒋委员长那会儿…”
老人刚一开口，公社书记立即弹起身来捂住他的嘴，拉出去让人送走。
“他老糊涂了，小将们千万别在意，求你们不要说出去。”
抗战时蒋介石坐镇重庆，委员长名声传遍全国，川陕接壤处的群众记忆犹深。老人只是把“蒋委员长那会儿”和“毛主席这会儿”当作历史分期的术语，並非是对蒋介石多么尊重。大学生毕竟是大学生，不像中学生那样过于敏感，听风就是雨，抓住一句话就上纲上线，扣帽子，打棍子。队长董凌云给公社书记说了几句宽心话，告诉他不要难为这位老人。于是，忆苦思甜便在“天上布满星，月芽亮晶晶的”的歌声中草草收场。
长途跋涉一个月，长征队终于来到成都。大学里两派用大喇叭互相叫骂，工人、市民也形成两派。红卫兵接待处把长征队介绍到一个军工厂，这里也形成了两派观点，但仍然坚持正常生产。陈思汀被派到起重组。在一名老八级工师傅的指挥下，几名工人利用千斤顶、滑轮和几根立木，就把几吨重的机床平稳地安装在地脚螺栓上，准确而麻利。吊装过程的原理陈思汀都在课本上学过，如此熟练地运用却叹为观止。他向老八级表示敬意。老八级指着机床说：
“这台是国产的，速度慢，精度差，还赶不上进口的旧机床。囯产机器要赶超外国，还指望着你们呢！”
老八级是位保守派，陈思汀听出了话中的弦外之音：瞎跑个啥，还不回去读书！
利用工余时间，除几个保密车间外，师傅带着陈思汀参观了所有大车间。工科生对机器及其操作者有着天生的敬畏感，在机声隆隆的高大厂房里，他感到了自己的渺小。长征队的第一阶段目的地是遵义，打算在那里和班上另一支长征队会合，然后翻雪山、过草地向延安进发。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通知，要求所有串联的师生返回原地，自12月21日起，乘车、船不再实行免费。陈思汀在同学的帮助下从车窗爬进车厢，谋得一只脚的地盘，靠金鸡独立回到学校。他厌倦了，发牢骚说，对当权派炮轰也炮轰了，揭发也揭发了，工人农民也起来了，以后交给毛主席处理算了，咱们起不了啥作用，白耽误青春，该早点复课了。
树欲静而风不止。正当陈思汀打退堂鼓的时候，《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号召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紧接着，上海造反派用武力摧垮了保守派，实现全面夺权，成立了上海公社。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原来，红卫兵运动只是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大戏才刚刚开始，下一步要实行全面夺权。陈思汀蒙了，原来全国各级政权都被走资派把持了，毛主席要发动群众把它夺回来。全国上下都分成两派，两派群众组织都要摘桃子，各不相让，于是大打出手，到处停工停产，一片混乱。只有汉京大学是一派，全国独一宗。而且，在1966年8月底之前，就采用巴黎公社原则选举出新的政权——汉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简称汉大文革总会，自上而下实现了全面夺权，比王洪文领导的“上海公社”提前了5个月。
面对全国的夺权乱象，毛主席早就做好了乱中求治的准备，立即命令军队执行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任务，简称“三支两军”。在“全国学习解放军”的号召下，军队是一枚决定命运的砝码，放在哪一边，哪边就取得了政权。各地的两派组织都自称是左派，争取军队的支持。汉大是公认的、响当当的造反派，谁能争取到汉大的支持，谁就插上了左派的标签。学校大喇叭又忙活起来：“XX县XX组织来校请求派红卫兵去支援，请大家勇跃报名。下定决心，排除万难，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革命洪流滚滚向前，陈思汀发现自己犯了右倾错误，又赶紧爬上革命列车。
陈思汀一行5人以汉大支左小分队的名义，赶赴大山深处的一个县城。这里刚发生一场武斗，死了好几个人。他们支援的组织叫“红纵”，是红色革命纵队的简称，设在机关大院里。大院里摆放着木棒、柳条帽和削尖的钢管，还有五、六支枪，好像随时都会上战场。陈思汀和他的同学做好了思想准备，一旦打起来，一定要冲锋在前，不怕牺牲，不给学校丢脸。负责接待的刘科长把他们带到另一个小院，这里有食堂和一排砖石结构的宿舍。刘科长只是向他们介绍了县城的斗争形势，並没有提出要求。一日三歺都是家常饭菜，只是午歺每人一小碗粉蒸肉，是地方名吃，堪比学校食堂的狮子头，是难得的美食。两天无事，董凌云问刘科长，需要他们做什么。刘科长笑笑说，你们已经开始工作了，这两天县城比较平静，咱们去街上走走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