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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上贴满了“热烈欢迎汉大支左红卫兵莅临本县”的大标语，市委门外和县城唯一的十字路口，还张贴着汉大红卫兵支持“红纵”的声明，引来人们围观。原来，为安全起见，“红纵”首先把来客保护起来，同时借他们的名义大造声势，为自己正名。后来经过了解才知道，“红纵”的前身是当初机关的保守组织，后来发觉站错了队，于是联合城郊农民成立“红纵”，举起造反旗帜。军委“支左”命令下达后，为获取军队的支持，他们采取移花接木之计，把自己打造成了正宗的造反派。当时汉大文革总会提出“造反不分先后”的口号，主张对原来的保守组织实行包容政策，只要他们的大方向是打倒走资派，就争取过来一道夺权 。陈思汀他们支持“红纵”这样的组织並没有错 ，但总觉得有点被蒙骗的感觉，心里不爽。
汉大学生的出现，让“红纵”披上了左派的外衣，明正言顺地争取到军队的支持。
汉大革委会反对对保守派群众组织进行打、砸、抢，主张争取他们建立统一战线，被极左派认为是“右倾”。全省分列为互相对立的两大派。汉大革委会主任黎世雄曾主席称为汉大学生领袖，是无可争议的左派，理所当然的得到省军区的支持。受武汉形势和报纸宣传“揪军内一小撮”的影响，极左派数千人冲进军区静坐示威，逼迫军区首长改口。一支野战军受命转战西北支左，发现汉大一派中有不少组织是改头换面的保守派，对极左派的打砸抢行为约束不力，推行的是上海夺权模式。极左派喊出“打砸抢万岁”的口号，暴力打压不同政见者，不断有无家可归的群众躲进汉大校园避难，学校不堪重负。在一次校内辩论会上，学生们情绪激昂，又洪水一般冲到支左联络站和军部，要求部队采取措施约束打砸抢。此举引来800个群众组织、近10万人支持，报纸上“揪军内一小撮”的舆论也起到了煽风点火作用。栗世雄充任了副总指挥。他想和绝食那次一样体面地结束，但这次撞到了枪口上，少将军长不给面子，致使静坐示威持续45天之久，才在周总理的一再干预下结束，史称“八五静坐”。
从县城“支左”回校后，陈思汀的造反热情就彻底凉了。轰轰烈烈的“八五静坐”竟然没有调动起他的积极性。他躲在荒芜、静谧的后花园里，读完《石头记》最后一章，掩卷沉思。高小老师曾对他说过，不读《红楼梦》就不算是个读书人。同学拿来的这部精装本《石头记》，大概是从抄家的“封资修”书刋中抢救出来的，封面还保留着烧糊的痕迹。陈思汀如获至宝，读得津津有味。
“陈思汀，你躲在这里读书，就不怕人家说你逃避革命斗争吗？”
这里很少有人来。陈思汀还沉浸在书里，被突如其来的声音吓了一跳。
“哦，舒珊？你怎么也钻到这儿来了？”她是另一个专业的学生。
“我也想找个地儿安静一会儿。”舒珊问，“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你在全校露天演唱会上登台弹钢琴，主持人报过大名。”陈思汀反问道，“本人寂寂无名，你怎么知道？"
“你挂在墙山头上做了20多天的广告，谁人不识君呢？”舒珊说，“我仔细阅读了你的检查和同学的批判文章，发现‘大滑头’这顶帽子很贴切。我们班的批判就夸张多了。…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哪儿来的？”
“同学拿来的。”
“我读过《红楼梦》，没见过脂批本，能借给我看看吗？”
“班上有几个同学看过了，还沒有人向我预约。你现在就可以拿去。”陈思汀想想又说，“我第一遍只是草草看过有趣的情节，还没有品出滋味来。你看过后不要借出去，我还要仔细读两遍。曹雪芹的诗词也不输唐宋，还没有来得及认真欣赏呢。”
“好的。”舒珊从挎包里掏出一本北京大学编写的《中国文学史》，“我参加了一个读书会，就是一群阅读爱好者每周聚会一次，大家相互推荐、交换书籍。这部书你肯定喜欢，读毕还给我。”
“我也想参加，请告诉我时间地点。”
舒珊从记事本上撕下一页，写好后夹在书里递给陈思汀。以后两年，陈思汀从舒珊和书友处借阅了各式各样的书籍，在乱世中找到一处五彩缤纷的殿堂，丰富了知识，开阔了视野。
“八五静坐”没有制止打、砸、抢，反而引发了两派武斗不断升级，在西郊的一次大规模枪战中，50余名参与者命丧黄泉。汉大校园聚集的避难者多达万人，成为本派的大本营，遭到另一派的不断挑衅。持枪的反对派在汉大四周主要大道上游弋，坦克和架着机枪的卡车从学校大门前隆隆驶过。有消息说，他们要攻打并占领汉大。汉大革委会坚持不参加任何武斗，手无寸铁，危急时刻做出“大疏散”的决定，掩藏重要物资，动员师生回家或投亲靠友。班上大部分同学选择回家，把行李寄存在位于郊区白鹿原的同学家里。陈思汀没有回家，参加了护校队，并在日记本上写下誓言：
神州夺权火熊熊，
几片黑云罩古城；
战鼓声声催上阵，
我以我血祭长缨。
学校只有几十条小口径步枪，校办工厂临时赶制了几十把匕首，凭这点武装只有挨打的份儿。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射击队的同学靳尙虎要去一个武装部抢枪，说是“明抢暗送”。陈思汀也要上车跟去。他在入学军训时打过三发子弹，命中27环，此时想派上用场。尚虎拦住他说，你就在家里守摊吧，万一出了事，咱们班连一个联络人也找不到了。陈思汀没有去，尚虎他们也没有拿到枪。因为武装部政委怕出事，把枪支转移了。支左部队掌控局势，不会让几个头脑发热的头头胡来，对方没有发动进攻，汉大校园虚惊一场。“八五静坐”是汉大以栗世雄为首的文革政权的一大败笔，几乎使校园遭受灭顶之灾。后来，官升到省革委会副主任的栗世雄受到清算，其主要罪状就是发动了“八五静坐”，遭受长时间的审查和两年牢狱之灾，后免于起诉。校革委会多名骨干也受到审查，在个人档案中留下“不可重用”的记载，抱憾终生。在以后的生涯中，陈思汀应命撰写个人传记时，也十分注意写清楚自己当时的行踪，和“八五静坐”撇清干系。“八五静坐”的参与者宣称只是要求部队“支左”公道，并不承认“揪军中一小撮”；实际上，还是受“军内一小撮”舆论影响的，希望引起中央的关注。后来，少将军长升任解放军升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林彪事件后被审查，直到1984年才享受到离休待遇。
1967年10月14日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这天，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大、中、小学校复课闹革命的通知》，汉大革委会连夜召开会议，制定复课方案、清理校园。市区武斗得到控制，避难群众离开，校园恢复久违的学习氛围。按照教学进度，高年级安排下厂实习，陈思汀他们开始学习专业基础课，并在实验室、工厂初步接触专业教学。没有课本，师生们连夜编写、油印讲义，热情之高，不亚于当初油印传单和小字报。其实，当个工程师，科技报国，才是每个工科生藏在心底的梦。纵观全国高校，复课进展之快，安排之稳妥，汉大走在前面，因为全校师生是一派，校园无战事。
春节临近，陈思汀想回家看看。免费乘车己经叫停了，他只好跑到货车站，向扳道工打听好东去的列车，钻进车箱里，中间倒过一次车，又步行百余里，经过两天两夜到达阔别三年的桃花堤。他现在已经不是毛主席的客人了，倒像是个一文不名的叫化子。在山东，中央文革支持王效禹打垮了另一派，山东省从上到下成立了一派掌权的革委会，走的是上海夺权路线。但被压制的群众太多，两派战事不息。桃花堤也分成两派，分别和县城的两大派组织挂上了钩。因陈思汀家族成分高，在文革中並沒有人站出来挑头，只有麻三爷火了一把。文革之初，麻三爷的孙子从O城领来红卫兵破“四旧”，砸了土地庙，把从地主、富农家搜来的族谱、黄历等旧书籍堆到土地庙前焚烧。为壮声威，红卫兵把参加过义和团、红灯照的麻三爷、银枝老太请出来，给老两口戴上红袖章，在土地庙广场亮相。小将们高喊“造反有理”、“打倒封资修”等口号，还跳起了激情四射的舞蹈，招来全村男女老少围观。一直感到压抑的廟南拐人倍受鼓舞，几个年轻人跳上台，抬起两位老英雄绕圈走秀。麻三爷已经老糊塗了，平时很少与人交流，只和老伴银枝还有话说，也是有一搭沒一搭的。红卫兵的出现，又唤醒他最后的豪迈。他眯缝着的双眼忽然张大，精光闪闪，甩掉棉襖，抡起双拳击打精瘦的胸脯，口中唱道：你造反，我造反，红灯照，义和团，刀枪不入冲向前，眼看又要大变天…
麻三爷正在兴头上，一个红卫兵忽然发现了盘在他头顶上的发辫，用手指着叫道：
“封建尾巴！老爷爷头上有条封建尾巴！”
几个红卫兵冲上去，不由分说“咔嚓”一剪子铰掉辫子，扔进火堆里。
“我的辨子！我的兄弟！”
麻三爷双手抱着头惊慌四顾，大叫一声，一头栽在地上，再也没有醒过来。一年之后，银枝老太也无疾而终，最后的义和团、红灯照成了文化大革命的殉葬品。后来人们才想明白，麻三爷千方百计维护他的辫子，不是忠于大清王朝，而是在怀念他那些留着辮子的义和团弟兄。
另一位让陈思汀唏嘘不已、倍感怀念的人是陈道生。道生落榜后，住到他家场院里曾经做过牛棚的小屋里，白天下地干活，晚上在煤油灯下复习功课。他给肖云燕写信，说要报考她所在的大学。但他再次落榜。66年春，第二拔“四清”工作队进村，对错划的成分进行鉴定，二官儿极有可能恢复中农成分。道生满怀信心备考，目标仍然是肖云燕所在的大学。但高考停止了招生。道生绝望了，一个人关在牛棚里，连轰轰烈烈地运动也不屑一顾。家人怕他憋出病来，急忙张落着给他说媳妇儿。当时道生在村里算是大龄光棍了，同龄的东生孩子就有了两个，说个对象马上结婚是他的当务之急。“四清”工作队放下手头工作怱忙撤走，二官儿的地主帽子没有来得及摘掉，道生找对象成了天大的难事。地富家庭出身的女孩儿还不愁嫁出去，男丁就只有打光棍的命。因为地主、富农成了世袭的名头，代代传递，谁也不愿把姑娘往火坑里推。地主富农也不想断子绝孙，于是换婚应运而生。媒人在方圆20里之内，找到三家有适龄儿女的地富人家，拼凑成了三对。道生的二妹读到高中一年级，本来有自己属意的男同学，为了哥哥的婚事，她不得不含泪做出牺牲。道生拒绝换婚，说宁愿打一辈子光棍，也不能毁了妹妹的爱情。一天夜里，他留下书信，离家出走，说是20年后再回家为父母尽孝道，要家人不要为他担心。他这一出走，走出了桃花堤村的一个传奇。
陈思汀也十分关心同学陶云芳的命运。据家居河西的同学讲，陶云芳参加了“四清”工作队，入了党，文革开始后回到本村陶里庄，当上了一派群众组织的司令。县供销社主任是她“四清”时的队长，被批斗时，把她拉去陪榜，还把破鞋挂在她的脖子上游街。自此以后，她离开陶里庄，不知去向。陈思汀约上几位同学，到母校O城一中去看望老师。校园里冷冷清清，教导主任和几位老师在掏大粪，校长被关起来审查，家庭出身地主的语文老师自杀，校医王老师被打死。校园里充斥着戾气，像是经历了一场洗刼，陈思汀他们惆怅地离开。这次回乡所见，在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的图景中投下一片阴影，一直在陈思汀脑海里时隐时现。他对报纸、广播上的宣传开始产生疑问，不再那么相信。“这是个危险的信号，”陈思告诫自己，“要跟上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当心犯了右倾。”
这次回乡也有收获。家里收藏的一部《东周列国志》和吕振羽编著的《中国通史》被大姐夫借走。他家是贫农，本人是村支书，文革之初还沒有被批斗、抄家，两部书保存完好。陈思汀如获至宝，拿回学校。自从读了《中国文学史》，陈思汀对历史、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舒珊不断地送来大部头的书，陈思汀无以为报，这两部书可以与她礼尚往来了。遗憾的是，家里那部鼓词本《三国演义》被搜走了。还有高祖留下的几箱子书和手稿，都在老庄子里和神主牌位锁在一起，堂叔怕招来祸端，都拿来当柴烧了，足足做了5天饭。对陈思汀来说，此举造成的损失比秦始皇焚书坑儒还要严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