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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支书薛友吉痛心疾首。他万万没想到，打日本、打老蒋胜利了，社会主义实现了，人却饿成了这样子。他背上铺盖卷四处寻找战争年代的老首长、老干部，向他们哭诉村民的惨状，有好几次昏厥在道旁。终于，声势浩大的反“五风”运动开始了。那“五风”是：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瞎指挥生产风、干部特殊化风。“五风”被认定为造成全民饥荒的原因之一，而另一个主要原因，则是自然灾害。反“五风”工作队进入薛庄，首先抓的是食堂。全村每人每天平均半斤红薯面，一日两餐，早餐两个窝窝头，晚餐是红薯面稀粥。窝窝头由红薯面掺谷糠、秸秆粉做成，用的是老辈子传下来的制作工艺。高三学长制作的“跃进香糕”，也没有逃出古法窠臼，妄称技术革新有剽窃之嫌。这种食品的质量好坏，是由面粉（或红薯粉）和秸秆粉的比例决定的。“跃进香糕”的成分几乎都是秸秆粉和锯末，用什么方法把这些食料抟成个，倒不失为一项创造。“跃进香糕”比薛庄公共食堂的糠窝窝还难以下咽，因此也就引出了薛达阁的牢骚话。
达阁同学的这句话，是从他爹的口里听到的。工作组成员参与做饭的全过程，严格监督食物的制作和发放，保证了每人都能吃到自己那份活命口粮。在此基础上，他们继承前辈土改时的工作艺术，扎根串连，发动群众，揭发“五风”。民兵连长薛武风在带队参加水利建设过程中，犯了“强迫命令风”，动辄用打骂、饿饭和扣罚补助粮惩治民兵，比军阀还厉害；在搜查粮食时和鬼子进村差不多，被工作组抓了“五风”典型。对此，薛武风颇有怨气，不敢在外面讲，免不了在自家屋里发泄几句：“上面猛喊大跃进，‘一天等于二十年’，天天压指标，你不拿着棍子赶，能跟得上么？闹到没饭吃，都是大跃进、放“卫星”惹的祸，现在把屎盆子一下扣到俺头上，算俺倒霉！人家河东根本就没有反‘五风’这回事儿，还把‘反五风’传言当成右倾翻案言论呢！”他这话也是不敢说出去的，没成想感染了儿子薛达阁。
批判“五风”有个红线，就是不准归罪于“三面红旗”；公共食堂是共产主义萌芽，挨饿不是它的过，也是不容否定的。谁要是触及了这两条红线和大跃进，就是“右倾”。“右倾”比“五风”可怕，因为它否定社会主义；“五风”是前进中的缺点，是十个指头中的一个指头。为避免挫伤大跃进中积极分子的积极性，对犯有“五风”错误的干部大都没做处理。后来老支书官复原职，薛武风还当他的民兵队长。全县掀起学习毛主席著作的高潮，要求广大工人、农民、干部和学生用马列主义观点观察和处理问题，坚定无产阶级立场，与否定“三面红旗”的言论作斗争。薛达阁是团员，在团支部内受到大家的批评。因为不在学生中抓“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只是让他做了个检查了事。游易升和陶云芳也是第一批发展的新团员，都在会上作了批判薛达阁的发言。陈思汀一直沉浸在丧母的巨大痛苦之中，会上没有说话，也得到支委们的谅解。
游易升和薛达阁紧挨着睡觉。熄灯后，他发现薛达阁把头蒙在被窝里，并发出“咯嘣、咯嘣”的响声，感到奇怪。
“怎么啦？没事吧？”他拉开薛达阁的被窝，见他正在啃胡萝卜。
“剩下这半截给你，不要告我的状。”薛达阁猝不及防，囫囵吞下嘴里的胡萝卜，压低声音说，“其实，别的同学也都在被窝里偷吃呢。”
游易升留意观察几天，发现确有不少同学私自藏有食品，多是红薯、胡萝卜之类。每人铺盖的另一头，都要折叠一节防寒，此时便成了秘密食品库。薛达阁告诉他，这些私藏食物的来源，大部分是同学从家里带来的，有些大胆的同学家里没有，就从学校大窖偷拿。“肚子饿的慌啊，没办法。”薛达阁感慨说，“你没见历史书上写的吗？那些起义的英雄豪杰，都是被饥荒逼出来的。”
班主任每周给游易升发一次饭票，但他还是至少有一天没饭吃。一天晚上，趁巡逻队走过之后，他大着胆子钻进地窖，两手掐着五、六根胡萝卜正往外走，被巡逻队杀了个回马枪，逮个正着。他被开除团籍，免去少先队大队长职务，勒令退学一年，回家反省。陶云芳怀疑是薛达阁给游易升下的套。据她的观察，薛达阁和范友卿都看上了美女班长，暗地里较劲比能耐。薛达阁被抓住话柄大丢脸面之后，抓住游易升的弱点，剪掉了范友卿的羽翼，报了一箭之仇。对陶云芳颇俱洞察力的见解，陈思汀不敢苟同。
新麦下来后，学校食堂要给师生改善一次生活。值日生兴高采烈地抬来一笸箩油炸果子，发给每人两只。好香啊！同学们极有耐心地吃完这顿午餐，品尝了这种久违的佳品。晚饭前，薛达阁向班长报告，说他放在书桌里地一只果子不见了。这可是个大案子，班长马上报告给班主任。班主任火速来到现场，命同学们在教室外等着，他和团支书、班长、生活委员组成破案小组，挨个检查书桌。他分析，学生藏匿果子的地方只有被窝和书桌两个地方，油乎乎的果子不会放到被窝里，就只有书桌这地儿了。果不其然，案子很快有了结果。同学们回到教室坐好。老师让陈思汀站起来，问：“陈思汀，果子好吃吗？”
“好吃。”
“吃够了吗？”
“没，没吃够。”
“大家谁吃够啦？没吃够也不能从同学嘴里扣来吃呀！”他走下讲台，从陈思汀的课桌里掏出一个油乎乎的纸包，打开一看，竟是一只果子！他举着果子说，“老师一直都很器重你，希望你做个对国家有用的人，如今你竟然也做起这种鸡鸣狗盗的事来，让我很痛心。”他走上讲台面向全班同学说，“陈思汀同学一直积极上进、学习努力，最近因为母亲去世，受到很大刺激，在检查卫生时精神错乱，发现果子一时起意，做了错事。我希望大家原谅他，不要传播，不要上报团委和教导处，给他一个改正的机会。陈思汀，你检讨检讨吧！”
陈思汀的神经可能真的出了问题。老师把他叫起来问话，又从他的课桌里掏出果子来，他都没有意识到果子和他有什么关系；直到讲到他检查卫生时偷了果子，才惊醒过来。在陈思汀的课桌里起出赃物已是铁证，而他每天检查同学的课桌给作案提供了机会，应该是个重要佐证。班主任贺老师曾在抗日高小教书，对学生的品德、贞操要求很严，也十分关心、爱护学生。他要求学生无论在多么困难的情况下，都要经受住考验。每次喝完粥，他都要把饭碗舔干净，说是抗战期间养成的习惯，那时比现在还苦，熬过去就是进步。贺老师给陈思汀的检讨定了调子，实际上是为他开脱罪责，让他检讨几句汲取教训。但是，陈思汀不知道要说什么。
“快说呀，就说精神错乱！”侯世聪低声说。看来他也相信果子是陈思汀偷的，催促他赶紧检讨过关，别落到游易升的下场。
“果子是我藏在陈思汀那儿的，他没偷。”陶云芳突然站起来说，“我怕他检查我的桌屉时被发现，他那儿倒是安全。”教室里一阵骚动。
“陈思汀，你坐下！”班主任说，“陶云芳，果子是你偷的？”
“我也没偷！”
“果子从哪来的？”
“我姐姐送来的。他们粮站改善生活，她没舍得吃。”
“有什么可以证明你说的是真的呢？”
陶云芳一时语塞。
侯世聪说话了：“老师，我把这只果子拿去请大师傅鉴定一下。”说着跳过桌子拿起果子就走。他相信陶云芳说的是实话，想帮她找回清白。
“这也是个办法，快去快回！”
侯世聪跑的快，不一会就把大师傅拽到教室里。大师傅当场对两只果子进行了比较，说学校食堂的果子是用花籽油炸的，人家粮站这只果子用的是花生油，两只果子大小、形状差不多，味道差远啦。
贺老师就手闻了闻，一下乐了：“陶云芳，你也坐下吧。好学生就是好学生，什么丢人现眼的事儿也找不到咱头上。”
薛达阁丢的那只果子归根也没有找到。陶云芳怀疑他谎报案情，故意找事儿寒碜人。团委书记还是约谈了陶云芳，不是说她偷果子，而是批评她吃了姐姐的口粮，有违粮食统购统销和定量分配政策。
侯世聪叫陈思汀陪他去银行，神秘兮兮地掏出一块标有“壹两”字样的金锭，兑换了103块钱。他说，建国前姥姥家开个杂货铺，攒下几块金锭，作为嫁妆送给出嫁的女儿每人一块，以备不时之需。
“俺娘说，这是压箱底的钱了，希望我靠它平安度过灾荒。”侯世聪说。上晚自习时，他把两块糖放在陈思汀的桌屉里，并示意传给陶云芳一块儿。
“我不要，你也别吃！”陶云芳警告说。上次什么时候吃的糖陈思汀也记不起来了，馋哪！他流着口水，乖乖地把糖块还给了侯世聪。在初做同桌时，小男生和小女生对边界线还十分在乎，偶有摩擦，感觉就像触电一样。陈思汀没有了母亲，让陶云芳十分同情。每当讲课老师的目光扫向打瞌睡的陈思汀时，她都及时踢他一脚，以示警告。有了她这一脚，两人对边界线上的冲突就不当回事了。侯世聪也惦记着这件事，迷迷糊糊的陈思汀经常受到左右夹击。
在供应的主食中，粗粮和细粮是按比例搭配供应的。一日三餐多数是窝窝头和红薯干，有时也有白面馍馍。侯世聪有预测次日主食供应品种的癖好，据此确定订餐数量，竟也屡有所获。牵儿得了浮肿病，在大儿子那里住了些日子，回家时路过县城，到学校看看四丁儿生活的怎样。午饭时，侯世聪送来三个大白馍馍，他十分惊奇，说：“这年头你还能吃上白馍馍，爹放心了。”
陈思汀没有说感激的话，但一辈子也没有忘记侯世聪。大学毕业后，侯世聪人间蒸发一般消失了，让陈思汀惦念不已；四十年后，听说侯世聪从军工科研单位退休，但同学们仍然没有打听到他的联系地址。
对于三年困难时期的成因，陈思汀一直相信主流媒体的宣传，认为是自然灾害造成的。但中央高层头脑冷静下来，在7千人大会上对工作失误进行了客观分析，毛泽东和其他领导都对工作失误做了检查，承担了责任。刘少奇在报告中直言“三分天灾，七分人禍”，且对灾情做出比较严重的估计，否定了毛泽东关于成绩和缺点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判断，让毛泽东感觉受到威胁，在两人的亲密关系中投下阴影。
初中的最后一个学期，陈思汀当了团支部书记，经常在班上读报纸，宣传邢燕子、徐建春等知识青年回乡务农的模范事迹。当时，由于饥荒严重，农村青年纷纷下关东，寻找活路，而邢燕子却逆流而上，去农村当了农民，被树为典型。为此，大人物郭沫若还写了一首赞扬邢燕子的诗，传颂一时。临近毕业时，老师让分组讨论理想。贺老师的学生成了名诗人，来校做了一次报告，陈思汀受到启发，说他的理想是诗人、作家，陶云芳想成为一名教师，侯世聪毫不犹豫的说他要当个科学家。另一位同学叫李茹珍，说她不想考高中了，要学习邢燕子，回乡务农。同学们都不同意她的想法，劝她参加中考。班上除了侯世聪，就数李茹珍学习好了；轮表现，她是第二批加入的共青团。陈思汀以团支部书记的身份约她谈话，劝她读完高中再说。但李茹珍去意已决，还是没有参加中考，令陈思汀非常遗憾，好像中国从此失去了一位居里夫人，惋惜不已。很多年后才知道，李茹珍的弟弟是初中一年级的尖子生，家里供养两人念书有困难，要她回去参加劳动，帮助父母供弟弟上学。中考填报志愿时，道生鼓动肖云燕和陈思汀同他一起报考府城高中，适逢教导处通知三人被保送到本校高中部。肖云燕和陈思汀于是作罢。道生还是坚持报考了府城高中，那里集聚了来自本府各县的高材生，大学升学率很高。去府城之前，道生叫上陈思汀一同去拜访了肖云燕。他信心满满地说：“三年后，咱们天安门见！”
校团委书记裴老师找陈思汀谈话，说要提名他为校团委委员。共青团是党的助手，在陈思汀的心目中，团委委员一定得是个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共产主义战士。他自渐形秽，怕不能胜任，为此，向裴老师交代了一个错误行为。父亲得了浮肿病，半个月领一次营养食品，就是添加了白糖和麸子的饼干，用以增加营养、控制病情发展。听人说，黄豆是浮肿病人最好的营养品，但是家里没有，拿钱都买不到。陈思汀周日回家正赶上生产队收黄豆，便跟着一群孩子下地拾豆荚，希望给父亲增加点营养。社员在前面割一把，就把豆秸撂在身后；副队长陈振山拿着木叉收尾，一把一把地把豆秸收敛起来。每个社员屁股后头都跟着一、两个孩子，小手筢子似的把掉在地上的零散豆秸抢个精光。陈思汀已是高中生，不好意思和他们抢，只好跟在队副后面捡漏。半个地身过去了，还只有手里握着的一束。匆忙间，副队长只顾往前赶，把一大把豆秸遗留在身后。陈思汀以为是他忘记了，赶紧把自己手里的豆秸抛上去，占为己有。没想到副队长回过头来又把那把豆秸给收走了。这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陈思汀神情大窘。搭进去一小把豆秸倒没啥，要是让人看见自己偷占便宜的行为，就大丢其脸了。他一直是三好学生，也自誉是共产主义接班人，怎么能这么自私呢！心里一直惴惴不安。
裴老师听后对他说，人在某种条件下会犯糊涂，只要能认识到，加以改正，就是觉悟的表现。“古人说要‘日三省吾身’，你能主动认识、检讨错误，今后会有更大的进步。好好干吧，我看好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