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枣花生了个儿子。至此，她一共生下六胎，养活三个，加上榆儿，共有两男两女，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可以心安理得地偃旗息鼓、等着抱孙子了。她给丈夫收拾好一套被褥，送进牛棚里。不想再生下去的女人所采取的有效措施，就是两口子分室睡觉，克制和忍耐是她们练就的过硬功夫，也用在了性生活上。不过，被褥又很快被她收拾回来。因为儿子断奶后，枣花发觉停经了，皱纹上脸，白发日多。“老了，老了。当了婆婆，也该变成老妈儿妈儿了。”二官儿的两个男孩儿乳名排在兴元后面，分别叫二丁儿和三丁儿，新生儿也就按序排名叫四丁儿。本地有一种古老的风俗，就是给新生儿挂锁子。挂锁子仪式很简单，就是父母跪在灶王神龛前祷告，然后把一根红头绳系在婴儿脖子上，就算把他锁在了灶王爷眼皮底下，受到监管和保护。这种仪式一般用在担心养不活的孩子身上。给四丁儿上了锁还怕不保险，枣花又在打麦场周围的枣树中选中一株，让四丁儿认作干娘。从记事儿开始，每到敬神祭祖的日子，四丁儿都要端碗饺子去给干娘上香叩头。还有一种风俗是桃花堤独有的：给他起一个“章”字打头的名字，不分辈份和性别，类似于西方的教名。据说灶王爷姓章，对标有“章”字招牌的孩子格外青睐。牵儿琢磨再三，给四丁儿起名叫章魁。他希望儿子将来文坛夺魁。章魁这个名字没有叫起来，叫响的是陈思汀，即后文的主人翁。小儿子的出生给牵儿带来了喜悦，也带来了压力。和所有前辈的想法一样，他要在十年之内再盖一处庄子、置办三十亩地，才能使两个儿子过上温饱生活。这实在太难了。鲁西土地贫瘠，灾荒不断，有个几十亩地的庄户人家，很难再靠土地生土地。考虑自家人力物力，牵儿感到如果再找个别的门路争钱，自己势单力薄，困难很大。他怀念麻爷时代大家庭的优越性。
就在人们盼望秋庄稼有个好收成的时候，一场蝻灾从天而降。上年初秋，卫河两岸曾发生严重的蝗灾。飞蝗横空布阵一、二十里，像乌云一般遮天敝日，所到之处，一起一落之间，只听得“唰唰”声响，庄稼便被一扫而光，同时还播下遍地虫卵。一年之后的今天，大量的虫卵已孵化成幼虫一一蝻子，经过5次脱皮，长出嫩翅，食量大增，即将成熟的春谷也会被它们吃光。此时卫河两岸又恢复为一个O城抗日政府。县长郝景翰号召河东各村组织远征队，赶赴河西支援灭蝻。桃花堤村民踊跃参加。因为根据历史的经验，河西生蝗蝻，河东就快有飞蝗了。牵儿和兴元自带干粮，肩抗铁锨、扫帚，雄赳赳、气昂昂跨过古渡镇浮桥。他们还没有翻过大堤，就见一个个大球从堤坡上滚下来，一直骨碌到河里，顺流而下。“不好啦！蚂蚱过河啦！”惊叫声响成一片。远征队员挥动手中武器，向蝗蝻球展开攻击。有的蝗虫球被打散了，但蝗蝻成群结队涌向水边，再次聚结成球，滚入激流。
“快，沿河挖沟！”牵儿毕竟当过乡长，有充当群体首领的惯性，紧急之间忘乎所以，竞僭越领队发号施令。因为他说的对，人们没有计较，立即散在河边挖沟垒坎，堵截蝗蝻渡河，就地埋葬。
“大王八！大王八游过河了！”兴元眼尖，发现王八盖一样的东西在水流中时隐时现。
“都停下，赶紧过河去堵蚂蚱！”村长有经验，一看就知道河里的东西不是王八，而是从上游漂来的蚂蚱球。
卫河成S形流经平原。蚂蚱球下水后漂流五、六里，就被冲到对岸。桃花堤人在这里灭蝻，实际上是给北边的村庄帮忙。而河中漂向东岸的蚂蚱，才是本村庄稼最大的威胁。远征队立即停止异地作战，提着家把什跑向浮桥。
河东的支援队伍还在一群接一群地涌向河西，浮桥上乱作一团。这时桥头上出现一人，手持铁皮喇叭筒喊话：“我是区长白凤歧，大家听我指挥。上游蚂蚱己经过河，正在登陆河东。我们要按村庄所在方位，兵分两路，把它消灭在卫河两岸！”
牵儿认识这位白区长。他就是夏南谦在县高小上学时，挑头闹学潮的那个学生，后来一直在卫河两岸打游击。白区长一个村一个村地点名，分别指示灭蝗地点，有的在河东，有的在河西。牵儿听下来，发现每个村的战场都和本村利益攸关，不得不佩服这位区长的精明。当桃花堤灭蝗队赶到指定地点时，立即沿岸掘沟，把过河蝗蝻扫进沟里埋葬。这时头顶上空狂风呼呼刮过，原来是蝗虫和蝼蛄从对岸飞来，直接落在堤坡上，把满坡杂草啃个净光，又乘风而起，向几里外的桃花堤运动。
“你带民兵在这儿顶一阵，我带人回村去保护庄稼。”村长对大利说。
在区剿蝗联合指挥部来人指导下，桃花堤以闾为单位组织灭蝗队伍，全村一盘棋，哪里出现蝗群就把队伍调到哪里，很快控制了局势。大利带领基干民兵参加了全区的灭蝗大军，打破区划界线，在卫河两岸开展大兵团运动战，成效显着。为充分发动群众，县政府规定各户按地亩出人，地多人少者纳粮，人多地少者领粮，不分男女，每人每天三升小麦。就为这三升小麦，枣花也领着儿媳儿参加了灭蝗队。她俩一凑数，牵儿家正好不领不纳。从来不下地的五杏儿也出马了，可以说全村空巷，人人上阵。历史上O城县官也曾经实行过奖励灭蝗的措施，像这样取富济贫的好办法还没有出现过。声势浩大的灭蝗运动不仅保住了秋季收成，还把妇女大范围地推向了地头。从此，妇女下地干活也开始慢慢养成习惯。几十年后，牵儿还无限感慨地说，共产党要真想干哪件事儿，就没有干不成的。
二官儿随着剿蝗机动队来到到翟庄。多亏人多，来的也及时，这里的谷子保住了七成的收成，村民感激不尽。临走时二官儿被一位叫翟天能的村民叫住。
“您是陈老义家的老二吧，到我家喝碗水吧，俺请您捎个话。”
翟天能告诉二官儿，他以大租的方式租种着陈老义20亩耕地。大租即农具、种子等一切种地成本都由佃户出，地主只管收租，租佃三七开。抗日政府推行减租减息，租佃所得比利改为2.25：7.75。“前几年也说过要减租减息，因为咱这里变成了敌人的治安区，就耽搁了；当下全村都在减租，咱们也不能按老规矩了，回去给恁爹打个招呼吧。”
二官儿很是吃惊。他根本不知道这里还有自己家的20亩好地。爹既然瞒着家人，自己也只能装聋作哑。
“俺爹去镇上赶集去了，回来打这路过，恁亲自对他说吧。”二官儿推辞说。
晚饭本来喝碗小米汤吃两块红薯就上炕了，但今天，陈老义叫五杏儿炒了盘鸡蛋，又用地里现摘的菜瓜拌个凉盘，拿筷子从小磁罐里沾几滴香油调味，把二官儿叫上桌来小酌。这是二官儿很少有的奢侈，他预感父亲有大事要说。果然，陈老义开门见山说，翟庄那20亩地是崔凤武被枪杀那年买下的。事变前，子仁每月上交麻爷15元，他收入不稳定，农忙下地干活也比子仁多，就上交柜上10元。平时手里有点钱不敢乱花，就存在崔凤武柜上。崔家放债月息3分，给陈老义2分。十年下来，有钱就存，再加上利滚利，就攒下了不小的一笔体已钱。陈老义最后说：“相面的说我有4个儿子的命，天天节省，到现在还差30亩没有备齐。有了赎地的政策，以后再想趁灾荒买地怕也行不通了。”
“眼下正在查黑地，这些年20亩地没交抗日公粮，查出来要受罚的，不如早点向政府报告。”二官儿说。他没有忘记自己是共产党员，既然不能出生入死去革命，带头响应党的号召总是要做的。
“当初和翟天能说好，20亩地在翟庄青圈里，缴税与否由他见机行事。如果需要缴赋纳款，都按分成比例分担，由他办理，从租金里扣除就妥了。”陈老义说，“我想过了，共产党对土地抓的越来越紧，弄不好会出事儿。你还年轻，别受了拖累，给你25亩地另立炉灶吧。”
“这…”
不等二官表态，陈老义一口气把话说完：“你牵儿哥当时有体己地，你没有，另外再把子信租种的那8亩地划给你，就和你哥持平了。”
五杏儿已经有了一个6岁的女儿，中间两胎未成人，现在又有喜了。陈老义到庙里抽了个签，是上下两个“喜”字，道长解释是喜上加喜。陈老义琢磨，生孩子本身就是件喜事儿，喜上加喜就是生男孩了。他把二官儿打发走，以便有效地为命中两个未出生的儿子置备家产。“父为子纲”在二官儿的观念里仍然是金科玉律。既然父亲把话说出来了，自己也只有顺从的份儿。他首先处理的是子信租种的那8亩地。除了灾荒年贱卖的地和借贷典压的地可以赎回，共产党又提出了开展“取消超经济剥削”的斗争。内容是，佃户除却种地之外，额外给地主干的其他活，诸如泥房顶、打炕坯、出粪，甚至抱孩子、端尿盆等等，都要作价偿还。这么多年形成的劳务累积是一笔不小的财富。为还清这笔债，地主只好卖地筹钱，或直接用土地抵偿。这个“取消超经济”运动非同小可，它不同于减租减息和赎地那种和缓的赎买政策，而是开创了直接向地主索回土地的斗争，再差一步就到剥夺性的土改了。二官儿牢记自己是个共产党员，组织上要做的事自己必须首先响应。他给子信算了一笔账，有意把子信前些年给自己家帮的忙都算上，说他付出的劳务费足可赎回8亩耕地。但麻二爷不认账。
“族里人互相帮忙是老辈子的传统，都是无偿的。”麻二爷以族长的权威身份说，“子义还年年给各家摇楼耩地呢，该收多少工钱？要是都这么算小账，祖宗的面子不就丢光了？还要这个族有啥用？”
二官儿不敢背上破坏族规的罪名，只好就此作罢。不过，他坚持不收租金，两家有活都是有来有往，而且免费让子信使用耕牛，无意间成了互助组的刍形。
除了最后三、四个据点和县城近郊外，O城乡镇大都在抗日政府的控制之下。O城四门之外，也都有各区游击队频繁出没，对敌人的活动进行严密监视。抗日政府的人员深入农村，发动贫雇农开展改善民生运动。二官儿发现，干部们和游击队很少光顾陈家大院了。这个游击队曾经的藏身之处，随着抗战胜利曙光的升起，渐渐退出历史舞台。二官儿习惯地每天深夜到房顶上巡视，监视敌情，好像还在为游击队站岗放哨，继续尽一个党员的义务。因为当初他宣誓过，要保守党的秘密，抗战到底，为党的事业奋斗终生。下乡干部在大会上讲，八路军和抗日政府都是共产党领导的。过去党组织处于秘密状态，没有宣传，现在要把这个秘密公开了，是伟大的共产党领导人民坚持了8年抗战，胜利已经指日可待了！二官儿受到极大的鼓舞。他感到自豪。因为他是共产党的一名党员。但是干部们没人来找他，更多的是找贫困户。大利一直是民兵队长，过去大利都是通过二官儿联系游击队，现在好像大利和上面直接接头了。当年大利的爷爷大享家境仅次于麻爷，因为分家析产，到了大利，就沦为少地户了。如今，大利代替他的叔叔玉祥当了村长，他身边的积极分子，有老基干民兵，也有新近才参加活动的贫农和长工。二官儿隐约听说，村里有了党支部，大利和两名积极分子都去参加过培训，说不定他们就是支部成员。他产生强烈地愿望，很想找大利亮明自己的党员身份，参加组织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