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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丁儿拿上哥哥抄写的课本和一块写字用的石板，随二姐和道生去上学了。老师姓陈，见四丁儿个头小，要测试他能蹦多远。四丁儿以为这是一项入学考试科目，于是奋力一跃，超过了老师的预期。老师叫一声“好”，又问他属啥的。
“属猴。”
“过了这个年属啥？”
“属羊，”四丁儿举一反三，又多答一句，“再过一年就该属马啦！”二姐和道生哥都比他大两岁，属马的，四丁儿由此推论出本人属性随年龄而变的确切答案。
围观者哈哈大笑。一个学生揭底说：“老师，他叫傻四丁儿，尽冒傻气！”
“明天就来学校吧。”陈老师摩挲着四丁儿留着木梳背发型的头，笑着说。
“我的杌子放哪儿？”学生都是自带杌子当座位，家里已给他准备下了。
“先不用搬杌子来，你看哪儿有空就站到哪儿好啦！”
老师的话让四丁儿觉得有点“非正式”的感觉，闷闷不乐。父亲说，姜太公封神后没给自己留下位子，他走到哪儿，神仙们都得给他让位，有道是“姜太公在此，诸神退位”。“四丁儿，老师让你学姜太公，是器重你哩！”
四间教室装了三个年级。杨木板条架在砖柱上，就充当课桌。二姐蓝玉和道生在前两排，挤的严丝可缝，每人的领地只能放下一块石板。中间和后面几排都是大女生、大男生，坐着就比四丁儿站着高。他只能在窄窄的过道上打游击，谁过来都得给人家让路。此时方知，老师的安排是多么英明。老师像个牧羊人，手执教鞭，边给前面的同学领读，边瞄着后面几位捣蛋男生，有时会快步走过去，噼里啪啦敲打在一个从书桌下冒出的光头上。因为那小子在荷尔蒙驱使下，伏身去捏女生的屁股，捋人家的长辫子。维护“清学堂”的名声，是陈老师的第一责任。他的武器，就是特制的、大拇指粗的桃木教鞭。四丁儿在教室里游击一年之间，学校发生了很大变化。大男生、大女生中有几个考上了高小，其他都回家搞对象结婚生子去了。他转正为桃花堤小学正式学员，因为上了一年的“学前班”，成了本年级的翘楚。又过了一年，蓝玉和道生等毕业，就轮到四丁儿当班长喊操了。陈老师走了，新来的孙老师给学校带来一股新鲜空气。他20出头，县师范毕业，摒弃粗壮的桃木教鞭不用，用一根高粱杆儿在黑板上指指点点。再说，以四丁儿为首的小学生虽然免不了顽皮，却也不至于有伤风化。孙老师针对学生的毛病自编一首校歌，调寄《拥军秧歌》。孩子上学时间与家长下地干活同步，一大早起来不吃饭，先到学校去早读。太阳还没露头，早操就开始了，接着是响彻整条街的歌声：
“我们要做个好呀学生，不迟到来不早退，尊重老师爱惜课本，不打不骂讲呀文明。来刀来米来米扫米扫拉刀，拉刀来来米来刀拉扫扫拉扫。”
唱完校歌，紧接着就唱流行的抗美援朝歌曲，村民在歌声中赶着牛羊走出村庄，留下充满希望的朗朗读书声。小学校实在是桃花堤的一道风景线。
睡懒觉是儿童的天性。孙老师一改迟到罚站的老规矩，实行早到奖赏的办法。早读到校的前三名，他奖给每人一支石笔。这一招，调动了孩子们的争强好胜之心。犹其是四丁儿，好像若拿不到奖赏，就没资格当班长一样，要求母亲鸡叫第三边时务必把他叫醒。四丁儿连拿了三天奖，竞争者鸡叫第二边就去学校等着开门了。孙老师一看学生的积极性过了头，连自己的睡眠时间都无法保证了，于是废除物质奖励，改为敲钟为号、迟到者点名批评。每次考完试，都要张榜公示，贴在学校的大过车门上。老师在第一名下用红墨水划个√，被称为红椅子。四丁儿接连名列第一，稳坐红椅子。
牵儿对昆仑山很是向往，因为那里是姜子牙修道有成的圣地。他给四丁儿起学名叫陈兴崑，大概是希望他去昆仑山混出点名堂。孙老师上过地理课，知道昆仑山乃是冰雪长年封山的不毛之地，怕四丁儿误入歧途，总把名子篡改为陈兴坤，写在作业本和榜单上。
“坤是阴卦，属女性，男孩子要有阳刚之气，怎能以坤为名？”牵儿大为不满，在纸片上写个“崑”字，盖在作业本的“坤”字上。孙老师如法炮制，再改成“坤”或“堃”。几个回合下来，牵儿决定废除四丁儿的学名，把写有“陈四丁”三字的纸片，贴在他的作业本首页上。孙老师干脆把“四丁”改成了“思汀”二字，让牵儿大费脑筋，不知出于何种经典，也没敢贸然改动。四丁儿的学名经过一场父、师大战，就定格为“陈思汀”。到校门口看榜的家长们相互打听才弄明白，坐上大红椅子的陈思汀，原来就是兴元的弟弟傻四丁儿。
孙老师经常给学生灌输一些新思想，什么“要树立社会主义人生观”啦，“要为共产主义而奋斗”啦等等。关于人生观等新名词，直到读中学四丁儿都没有弄明白它的涵义，当时更是云山雾罩、囫囵吞枣。不过，当戴上红领巾，唱起“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的时候，冥冥之中他感到了有一个神圣的目标在召唤。陈思汀听话，积极上进，深得老师喜欢。牵儿在家里教他打算盘，什么“二龙戏珠”、“凤凰双展翅”，花样繁多；还有写大仿，一张又一张摆了满屋地。家访时，孙老师不以为然地说，思汀以后要考中学、考大学，这些东西都不在考试科目中，算盘会打加减法就够了，字写清楚就行了，要练习快。牵儿琢磨好几天才回过味来：老辈子读书是为了科考，背 《四书五经》、练字、写八股文是主课；现在四丁儿的目标是进中学、上大学，就得听老师的了。不过，没有练好书法童子功，让陈思汀遗憾终生。字是门面，字如其人，越到后来，他也觉得父亲说的对。
读过两册课本，多少认得一些字，四丁儿就不满足听父亲讲三国了，一有空闲，就捧着那部祖传《三国演义》翻看。由于三国情节已经了然于胸，只要在字里行间找到一些认识的字，就能判断故事写到了哪里，于是连蒙带猜，乐此不疲，等到小学毕业，竟把《三国演义》和《水浒》翻了好几遍。因为没有查字典，也根本就没有字典，很多字都是瞎蒙的，为以后写错别字埋下祸根。四丁儿之所以抱着大部经典不放，是因为除了课本，再无其他读物，直到这年的腊月二十三，兴元回家探亲，他才有了新读物。兴元只是说志愿军在朝鲜打赢了，停战了，并没有多讲战场上的战斗故事。他告诉父母，他在部队入了党，提了干，部队要保送他作为调干生上大学，过了正月十五就得回去上补习班。这一下把枣花高兴坏了。家里杀了头猪赶脆不卖肉了，顿顿有吃。平时媳妇儿屋里烧炕只能用圪垴熰烟，乌烟瘴气，炕上只有一点点温乎气儿。这回婆婆抱来一捆芝麻杆，塞进炕洞噼哩吧啦地烧。芝麻杆有油性，耐潮湿，只有在阴雨连绵的时候才拿来引火用。
“娘，别烧芝麻杆了，可惜了的，熰把圪垴就行了。”媫芳心疼地说。
“冬天夜长，你俩暖暖和和的多说会儿话吧。”枣花说。她的意图很显然，是要尽量创造条件，再也不能错过抱孙子的机会了。
国家实行了工资制，兴元有了薪金，给每人都买了礼物。四丁儿姐弟的礼物是每人一双球鞋，是桃花堤有始以来的希罕物，引来不少目光，他走起路来都有点拿揑了。男孩穿鞋很费，一双新布鞋不到半月就被大脚趾头开了天窗，脚后跟下面的鞋底也磨出地漏，蒺藜也就乘机而入了。兴元曾经饱受其苦，球鞋成了给弟弟妹妹的首选礼物。不过，直到参加工作拿到工资，四丁儿还是穿布鞋为主。后来胶轮车、自行车普及，人们开发了一项废物利用技术，就是在布鞋底上钉两块耐磨的轮胎，弥补其短板，才解决了脚板被蒺藜刺扎之千年顽疾。兴元给他俩的第二份礼物，是两本故事集和五本小人书。四丁儿如获至宝，直读到滚瓜烂熟，才借给人看。桃花堤村的小学生，此前都没有谁看过小人书，此后都成了这套小人书的读者。等小人书再转到四丁儿手上时，每册就只剩下一半的页数了。陈思汀一生手不释卷、嗜读如命，大概就得益于这批图书的激活与催化。
一直到掌灯时分，兴元还没有见到父亲。母亲说，村里动员各家各户卖余粮，每天开会，熬到后半夜才能回来。兴元在部队参加过有关统购统销工作的报告会，想去听听下面怎么贯彻，便和四丁儿来到小学校。教室里点着汽灯，坐满了男人，烟雾弥漫。民兵队长坐在门口。他是兴元的同龄人，把哥俩让进屋里。村长大利坐在讲台上，见兴元进来，站起来打招呼。
“兴元从朝鲜战场回来了，牵儿哥和二官儿兄弟就先回家吧，你们父子叔侄好说会儿话。” 见众人纷纷站起来与兴元打招呼，村长说，“咱村卖余粮的数量是上面敲死的，分到各户的数也是经过摸底和再三斟酌，一个萝卜一个坑，没法减少。今儿个就早点散会，明儿吃过早饭就来，…多装点烟。”
兴元与父亲、二官儿叔说了很久的话，多半都是关于统购统销。
“有余粮肯定会卖给国家，可是家里余粮没那么多。粗算下来，如果把分摊的粮食都拿出去，留下种子后，青黄不接时又得吃糠咽菜才能熬过去。”牵儿说，“庄稼人支持打鬼子、打老蒋，就是想过上太平日子，安心种地，吃口饱饭。现今世道平和了，地也没有闲着，辛辛苦苦干上一年，一家老小还是吃不饱，心里总不是滋味儿。”
二官儿一向积极拥护政府政策，此时只是闷头抽烟，没有说话。
“人民共和国刚成立，粮食生产短时间内还上不去，从全国总的看还是不够吃。国家一穷二白，必须实现工业化才不再挨打，国家才能够富强起来。这是共产党追求的一个目标。为搞工业，这几年进城的人员激增；本来要削减的部队，因为抗美援朝反而又扩军了；还有国民党留下的摊子，也都得给饭吃，粮食需求大增。”兴元转述了从首长报告会上听到的一些话，又说，“吃公家饭的人都实行了定量供应。我得拿粮票去买饭，每顿也就是六、七成饱。要是让农村人口都吃饱饭，城里人就得挨饿了。国家眼下也没啥别的进项，就值望农民种地打粮、收棉花这点东西度过难关了。”
二官儿磕打磕打烟袋锅说：“共产党依靠农民打下了江山，还得靠农业打好底把工业搞起来。眼下咱还是个农业国，吃的喝的不找庄稼人找谁呀？咱吃不饱还能靠瓜菜代，城里人挨饿一点抓挠头都没有。…”
“鸡都叫头遍了！还有完没完啦？”枣花打断二官儿的话，一口把灯吹灭，硬把兴元推到媳妇儿屋里，“咔嗒”一声挂上了门搭吊。
第二天日上三竿，四丁儿被嘈杂的人声吵醒，发现村长带人拿着秤来家收粮食。牵儿把早年间埋在地下的几口缸也挖出来，晒了家底；还揭开炕拐儿，从地洞里起出一坛备荒粮。
“你那点薪水不用往家寄，能买啥吃就买啥，别苦了自己。”枣花嘱咐儿子说，“俺在家好赖都能凑合着过。…猪是喂不起了，你回来过年怕是没得肉吃了。”说着又抹起眼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