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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事小林是个文艺青年，不分好歹拿去发表在他主编的油印刊物上。
“小陈儿嫌钱少、嫌官儿小。”书记把诗拿给厂长看。
“我也看过了。”厂长说，“是有点牢骚。”
“嫌官小、嫌钱少的大有人在，人家都不说；他倒好，都写成诗散发了。”
“我不懂诗，”厂长说，“感觉他委婉地说出了事实，但态度並不消极。”
“要说吧，小陈儿他们这一代人虽说被文革耽误了，但比我们读的书多，懂专业，也该得到重用了。”
“我21岁进京当企业接受大员，你28岁就当副厅级，他们都小四十了，有点牢骚很正常。”
“我们老了，思想彊化了。”书记感慨地说，“小平同志提出干部队伍要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正当其时。”
省委组织部来厂考察干部，准备充实厂级领导班子。经全厂中层干部投票测试、调查讨论，陈思汀脱颖而出。他在很大程度上是走了鸿运。厂级干部要从正处级干部中选拔，而且要求最好有一位四十岁以下的。陈思汀半年以前才升任正处级，而到他的四十岁生日，也只剩下了半年时间。书记、厂长都说了好话，如果他俩有一位表示不同意，他的升迁就泡汤了。不善讨好领导的陈思汀，遇到了贵人。
陈思汀分管经营，这是因为他的市场调查报告在两位领导那里起了作用。改革开放的大门一打开，发达工业国的先进技术和现代企业管理让中国人大开眼界。“三来一补”政策吸引富余劳力云集沿海开放城市，挣钱养家並为国家赚取外汇。大批冶金、矿山等先进设备引进国门，替代原始落后的生产方式。山阳重机厂组织技术人员参与引进设备的测绘，拿回来进行试制，从零部件到整机逐步实现国产化。陈思汀充满激情，他的目标是把山阳重机厂建成像日本住友重工机械公司那样的企业。“站上巨人的肩膀上，就比巨人还高。”他时常这样想，撒着欢跑市场。但回到厂里却是心情不佳。书记和厂长的话语权之争明朗化，班子会经常不欢而散。厂长召开厂长办公会行使权力，不再请书记参加。新的党委办公室主任还没有任命，仍由陈思汀兼任，于是厂长就委托陈思汀向书记通报会议决定事项。
“会议都决定执行了还告诉我干什么？”书记生气的说，“我这个书记成了聋子的耳朵，现在比一长制还一长制！”
一次厂长召集分厂厂长回报定额定员、经济核算落实情况，会后陈思汀要向书记详细汇报。
“你不要回报了，”书记打断他的话说，“通知上述参加会议的人员，后天9点到三楼会议开会，党委要听取回报。”
“分厂厂长很忙，连续参加同样的会会影响生产，”陈思汀建议，“是不是让这些单位的书记来回报？”
“也好，你召集会吧。”
“部里设备司司长召开进口设备备件国产化会议，还要下达产品开发任务，厂长让我明天去参加，您看…”
“那你就听厂长的吧，我这里已经不重要了。”书记不高兴地说，“唉，小陈儿你想过没有，不管哪里出了问题，党委能推卸责任吗？”
陈思汀摇摇头。
洪林以他老共产党员的责任感，坚持党对企业的领导，当时被认为是个人争权；30年后，共产党对各项事业的全面领导又得到进一步加强，国有企业的董事长都兼任了党委书记。人们再一次认识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同样就没有中国的复兴。
陈思汀有件事太任性了，让书记大为恼火。机关党支部召开党员大会，要表决开除原副厂长宗奎同志的党籍。宗奎文革前颇受厂长齐泰的重用，是厂级班子成员培养对象。齐泰被打倒后，他反戈一击，积极参与揭发、批斗齐泰，以此来证明与走资派割袍断义、划清界限。洪林与齐泰是建厂时的战友，对宗奎的行经大为不恥，虽然沒有把他划为三种人，却也免去了他副厂长的职务。在党委会上，书记提出将宗奎开除出党，也得到党委成员们的同意，按程序提交支部大会表决通过。宗奎在任上分管经营，被免去职务后向继任者陈思汀详细讲解了市场现况和他的体会，还提出了一些建议，让陈思汀颇为受宜。陈思汀不是党委委员，大多时间出差在外，也没有听到风声。但他应该知道，开除一名党员如果不经过党委审查，是不会拿到支部大会表决的。但他任性地举手投了反对票。糟糕的是，他坐在前排，后面的党员一看党办主任、副厂长都不同意，纷纷效尤，反对票竟然超过半数！这种例子在山阳重机厂从来没有发生过，在党的历史上恐怕也不多见。书记没有问陈思汀为什么，他尊重党章赋予党员个人的权利。但他不再答理陈思汀。陈思汀意识到，他给了书记一个难堪，不知道以后该怎么与他相处，心情郁闷之极。鉴于陈思汀的处境，厂长推荐他去参加厂矿长国家统考培训班，为期5个月。
陈思汀打点行李进京赶考，又兴奋又紧张。兴奋的是遇到了一个系统学习的好机会，紧张的是必须拿回来一张厂长任职资格证书。如果连一张证书都拿不到，这个副厂长就不好意思再当下去了，自己就该主动辞职。国家通考培训是为了提高干部素质，从而加强企业经营管理、提高经济效益的措施，也是干部制度改革的一个重要步骤。学习的课程是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三中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以及有关市场经济、现代企业管理知识。全班36名学员，戏称黄埔三期。从科举时代到现在，所有获取某种资格的考试都少不了要背书、写文章，这次通考也不例外。除了听专家讲课、讨论，就是背书、写文章，这帮中年大学生天天熬夜苦读，在校园里一枝独秀。陈思汀是班上两位最年轻的学员之一，班主任希望他拿个高分，为本校争光。陈思汀自我感觉记忆力还好，写文章也不怵头，信心满满。但天有不测风云。
教材中有一节专讲厂长负责制，考试临近，陈思汀担心回去后如何与书记、厂长相处，心理负担加重，眼病复发，读书和写字都成了问题。同学们劝他辍学养病，他心有不甘。班上唯一的女生叫祝君，家住北京。她和女儿把所有复习题都录入袖珍录放机，让陈思汀用耳朵代替罢工的眼睛。考试规定只能用钢笔和圆珠笔书写，试卷用纸也是限定的。陈思汀用尼绒软笔给统考办写了封信，请求用尼绒软笔书写。统考办回信同意，並发给他两份考试用纸。陈思汀顺利过关，拿到了厂长任职资格证书。袖珍录放机里有《路边的野花不要採》、《甜蜜蜜》等几首邓丽君的歌曲，祝君认为是黄色歌曲、靡靡之音，她儿子说是流行歌曲。“你听听是啥东西，觉得不好就删掉。”祝君说。陈思汀听后耳目一新，每天都要听两遍。此后，港台流行歌曲风靡大陆。这是国门打开之后，最早闯进来的一股风，是游子充满海洋味道的吟唱。
陈思汀回厂后发现，班子刚刚完成改组，书记、厂长和几位老领导全都退居二线，不再参与企业领导工作。陈思汀离开了他喜欢的经营，分管人事、劳资和后勤。铸造分厂的废品率居高不下，严重影响企业利润，与利税挂钩的工资总额有减无增。职工拿不到奖金，积极性调动不起来，质量愈加受到影响，形成恶性循环。班子讨论铸造分厂换帅，争论不休。陈思汀提议让铸造分厂前任厂长王有山复职。王有山铸造专业出身，在车间、分厂摸爬滚打十几年，对产品生产的每道工序、操作规程都了如指掌。他每天五点多到现场，不停地在各工序间巡视、指导，即使在生产秩序混乱的年头，产品质量也得到基本控制。他得了静脉曲张，一天下来，脚肿得脱不下鞋，仍然照走不误。他的毛病是说话呛人、抗上，把厂领导几乎得罪了个遍。在一次发生工亡事故后，他被免职，处于赋闲状态。
“他是出了安全事故被免职的，再出了事故怎么办？”有人提出。
“十几年来每年都发生一起工亡事故，分厂厂长有的被免了，有的没免，被免掉的也陆续得到重新启用。”陈思汀说，“我相信王有山汲取了教训，会把安全生产抓得好一些。”
“他这个人优点是敢于大胆管理，毛病是独断专行。…大家推荐一下，看谁能去与他搭伙当书记吧。” 党委书记发话说。部里派来的厂长还没有到任，他临时代理厂长。
大家掰着指头数人，难有匹配。
“我去铸造分厂当书记。”陈思汀说。
“你下去，上面的工作怎么办？”书记说，“再说，你刚上来，当心变成他的秘书。”
“忙一点罢了，不会误事。”陈思汀说，“我会处理和他的关系。”他心想，若是连一个分厂厂长都搞不定，还管什么人事？
陈思汀每天早晨提前一小时到达分厂，和王有山一块在现场转悠，边处理问题边讨论一天的工作安排，等8点后白班职工到岗，他才匆匆赶回办公楼。下午6点办公楼下班，陈思汀再到现场和王有山会合，察看二班生产现场。分厂开大会，他要到场讲话；讨论技术、质量问题，他也尽量参加。每逢有几十吨重的大件浇注，即使深更半夜，他也要去现场观看。王有山对这位书记产生信赖，在管理过程中和职工、干部产生矛盾，都请他帮助做工作。
车间主任朱友道的同学要买毛坯件，请他从废品毛坯中挑出3支，打算加工后当合格品卖钱。毛坯装车后，这位买主並没有去结账，而是装满一车垃圾直接闯关，被门卫查获。区检察院请人对赃物进行鉴定，认定是正品。朱友道作为盗窃团伙成员，被提起公诉。
“毛坯是废品，有废票。”王有山说，“要是按废品价值计算，朱友道就不够判刑。”
“为什么不把废票交上去？”陈思汀问。
“检察院鉴定过了，已有定论，再送去怕说包庇坏人。”
“你把废票给我，”陈思汀说，“实事求是嘛！怎么判咱管不着，总不能隐瞒真相吧！”
陈思汀自以为是帮助检察官了解真相，没想到帮了个倒忙。
“谁让你送来的？”检察官问。
“我自己。”
“案犯是你什么人？”
“其中一个朱友道是我厂职工。”
“你想干什么？”
“向检察院提供诉讼依据。”
“你拿回去吧，这里不需要。”
“既然拿来了，就放在这儿吧。废品档案里己经写上它被送到这儿了。”
“叫你拿走你就拿走，不把它拿走你就在这儿待着。”
陈思汀把椅子搬到门口，老老实实地坐下。
“今天你不拿走，明天8点再来拿。”下班时检察官说，“你不服就走着瞧，你们庞厂长的案子就是我俩办的。”
陈思汀很好奇，他想知道庞录厂长是怎样被审查的，每天骑自行车到检察院按时上下班。两名检察官总有一位在。没人问话，陈思汀也不说话，只管低头看书。
第四天一进门，检察官告诉陈思汀，院长接到重机厂办公室电话，通知你回厂开会。“也真有你的，请记住以后不要犯了事儿，让我抓住饶不了你。”
陈思汀记住了他的话，时时警惕不要让检察官抓住小辫子。
事后区法院院长告诉陈思汀，他提供的材料让法院提出了抗诉。检察院把废票退给重机厂办会室，对赃物重新鉴定，又提起公诉。“我们已经掌握了全部材料，朱有道毕竟有严重问题，判二缓三，让他接受教训吧！”院长说。朱友道被免去车间主任职务，但他已经知足了，干活更加卖力。三年以后，王有山又让他官复原职。
一位天车工违规操作，被天车挤压身亡。处理完丧事后，事主要设宴招待帮忙和送葬的亲友。酒席间，吆五喝六的划拳声此起彼伏，人们举酒干杯，尽量享受酒精催发的欢乐。极度悲痛的亲属挨桌敬酒，感谢大家的帮忙，场面极不协调。主持处理丧事的是一位德高望重的退休师傅，陈思汀与他商议，提出几条丧事改革办法：
1、职工及其家属的丧葬事宜由工会、人事部门协助处理。
2、死者所在单位或退休时所在单位负责抬棺送葬。
3、企业免费提供灵车和客车各一辆。
4、不举行追悼会，一律不许请客吃饭，不遵守者，上述一切费用自理。
这几条规定没有红头文件，却坚持的最好，代代相传。在山阳重机厂，几千年来民间的头等大事变得简单易行，事主只需买几条烟招待就万事大吉了。
原厂长庞录病逝，亲属致力于他的甄别平反而不得，此时提出要开追悼会。
“规定不开追悼会，咱们不能带头违背。”陈思汀说，“亲属可以给他写个生平简介散发嘛！”
“厂里能不能给租个灵车？”
殡仪馆出租灵车，装饰华丽，可尽显逝者风光，租金50元。他的儿子倒不是拿不起钱，而是想让厂里给死者一个面子。
“规定厂里提供的灵车都是卡车，谁都一样。”陈思汀说，“若另外租用灵车，你们自己联系吧，租金我出。”陈思汀为老领导进了一点心意，没有违背规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