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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思汀如愿在会员代表大会上当选工会主席，走马上任。三个月后，厅长才发现重机厂人力资源副厂长走马换将，大为不满，发脾气说，副厂长是省委省政府选拔派遣的干部，工会是选举产生的群众组织领导人，企业有什么权力随意调动呢？但生米做成了熟饭，也只好如实上报。后来，省长补发了一纸免职书，省委组织部随即发来任职涵，陈思汀才名正言顺的当起了工会主席。
本家二哥进京告状，路经山阳市与陈思汀见面。告状信上有几十名村民签字画押，主要是反映乡、村两级班子违规强征“三提五统”农业税。分田到户后，桃花堤村没有了集体经济收入，按上级文件从农户生产收入中提取公积金、公益金和管理费，称为“三提”；乡政府则统收教育事业费附加、计划生育、优抚、民兵训练、修建乡村道路等5种款项，称为“五统”。“三提五统”就构成了新时期的农业税。县以下工商业极少，乡、村两级政权只能从土地上征收所需的费用，符合上级文件规定。但各地执行标准不一、暗箱操作，有些款项明显不合理。比如，民兵训练早就不搞了，但费用照收；不在生育年龄的女孩儿和老妪也要按人头交纳计划生育费，引起村民反感。由于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有扩大趋势，农民分田单干后只解决了温饱，看不到种地的希望。二哥给陈思汀算了一笔细账，刨去种子、化肥、农药和水电费，交完三提五统，一亩的收入就所剩无几了，“辛辛苦苦忙活一年，种几亩地只能混个吃喝，好在现在可以出去打工或做个小买卖挣点花销，日子才能过下去。”他说。
“光听说分田到户后农民种地积极性提高了，生活改善了，没想到还这么难。”
“饭是能吃饱了，可是该子上学、盖房、娶媳妇儿的钱从哪儿来啊？靠种地绝对不行。要是家里有人得了病、遭了灾，日子就过不下去了。可气的是，咱那儿里还随意提高农业税，人家城南沙乡就比咱乡低得多。”
“这种情况县政府知道吗？”
“咋能不知道呢？县政府门前就没有断过告状的，上个月在县纪委工作的二姐夫还来乡里调查过呢。”
“农民要是不交呢？”历代农民造反都和缴税有关，目前到了这个份上，陈思汀有些担心。
“乡、村干部和派出所干警天天堵着门催要，除了计划生育和收税，他们好像没别的事儿。”二哥说，“对抗交钉子户，赶猪牵羊的事儿都有过。”
“市里、省里怎么说？”
“县里对上访人员控制很严。去年秋后，咱村社员开着30多辆三码要到市里去告状，还没出县界就被公安拦住。我受大伙委托进京告状，没敢声张，只说到你这来看打工的孩子，才沒被阻拦。”
陈思汀边听边翻看告状信。桃花堤的村支书兼村长就是他的小学同窗陈东升，信上说他在庄稼地里挖大坑，把土卖给砖窑赚钱。破坏耕地是国家严格禁止的，陈思汀为他揑了一把汗。
“我替你把告状信寄给中央纪委吧，信上都写清楚了，也不需要口头回报。北京在开两会，对进京人员控制很严。”
“那也好。乡亲们都在信上按了手印，你得保证把它送上去。”
“你放心。”
陈思汀往告状信信封里塞了张纸条，写明自己的身份、电话和代寄告状信的原因。他很快接到中纪委的电话，说感谢他劝返进京告状人员，信中反映的农业税问题比较普遍，国家正在研究解决办法。至于其他问题，己转给中共山东省纪检委处理。陈思汀受乡亲之托，不敢马虎了事，于是逐级打电话询问。省纪委回话说，已责成〇城所在市纪委调查处理。市纪委回话说，桃花堤的问题县委已介入调查，纪委不好再插手，让等着处理结果。
十年前，组织上给陈兴元彻底平反，恢复党籍，並派他赴美留学深造。他没有去，而是选择走出京城、去参加一个油田的建设工程。当时他已有三男一女，为让妻子儿女农转非，他放弃了人人向往、千载难逢的出国求学机会。长子柳根儿己经结婚，年龄超过农转非规定。村长东升和乡派出所说好，要给柳根儿更改年龄，随全家迁出。兴元不同意，硬是把柳根儿留在了桃花堤。老二、老三在油田安排了工作，婚后各生一女，不敢再生；柳根儿媳妇儿接连两胎也都是女孩儿，让婕芳大失所望，开始指天骂地：
“俺给陈家生了仨儿子，难道一个孙子也见不到？咱一辈子没做坏事儿，咋遭到这样的报应？老天爷瞎眼啦？”
“都啥年头了，你还死抱着老观念不放？”兴元说，“一胎化实行后，城市里有一半夫妇只有女儿，难道都作孽了么？你没见吗，咱女儿比她的仨哥哥还有出息呢！”
婕芳不死心，把柳根儿的两个女儿抱来自己养，留下话让他们继续生，“罚钱我出，生了孩子我养，我就不信陈家会断了香火。”
柳根儿媳妇儿又有孕了，经黑市B超检查是个男孩儿，婕芳把媳妇儿接来待产，精心伺候，终如所愿。桃花堤和牛庄一样制订了一条土政策，交了罚款再没人追查。这孩子福气大，正赶上人口普查，毫不费力地上了户口。村里人说兴元能掐会算，把柳根儿留下就是为了留条根儿。其实，兴元摔了一跤后政治上更加慬慎，不敢越雷池一步。按照婕芳的话说，这一次老天爷没让老实人吃亏。
陈兴元是教授、正高级工程师，如今退休了，又被反聘筹建职工大学。他来家探亲，发现父亲状况不佳，决定把他接走。
“你怎么不早说？我以为父亲还在帮你做饭呢。”兴元埋怨说，“我要是早点把父亲接走，你也不至于年纪不大就去当这个工会主席了。”他和不少人的看法一样，以为工会主席无职无权，陈思汀是被降了一级。
“你一直都很忙，嫂子又照顾着一群孩子，不想影响你的工作。”
“我已经退休了，工作可以让别人去干，给他们当个顾问就行了。趁年富力强，你就为国家多做点事吧，父亲的养老就不要操心了。”
陈老牵的寿命超过了孟夫子，无疾而终，火化后送回桃花堤安葬。
桃花堤村北挖出几个巨坑，粘土卖给了砖厂，推土机正在把几百年形成的沙丘推进坑里。在已经平整好的土地上，村民正在栽种果树。陈思汀忽然明白，告状信上挖坑毁坏耕地的说法，原来是为了平整土地。这种做法，肯定是受到了高人指点。桃花堤村是栽果树起家的，其基因又开始在后代萌发。从陈思汀记事起，大沙河植树造林三起三落，往往是树没有长成就被砍掉当柴烧了。十几年前，中国与联合国粮食计划署签订一项协议，由国家出资、联合国粮食计划署无偿提供粮食、食油，在大河故渎开展了一场大规模造林运动，给桃花堤带来历史性的转机。几百公顷的毛白杨形成绿色屏障，锁住了千百年来横行无忌的风沙。村东的泡桐树也长到碗口粗，陈老义的坟地就在树林里，二官儿把兄长的埋葬处选在父亲的左后侧。陈思汀的两位母亲埋葬在村南的麦地里，坟头已经平掉。二官儿根据自己掌握的位置顺利找到他生母棗花的埋葬地点，但步测两次都没有起出大姐榆儿生母的尸骨。子女们被叫到起坟现场，遵命磕头呼唤。榆儿的哭声犹如白毛女哭爹的旋律，兴元也没敢破除迷信，一声不响地伏地叩头。陈思汀以大哥为榜样，亦步亦趋，把额头触在出土不久的麦垅上。第三次起坟成功，陈老牵和两位妇人才得以合葬。
庙南拐儿有个红白理事会，负责处理族内婚丧嫁娶大事。理事会购置了一套餐具、桌凳，陈思汀的十几位兄弟子侄从采买、烹饪到跑堂侍宴，里外忙活，直到把客人打发走，才风扫残云般地把剩下的酒食打扫干净。这个红白理事会和除夕夜的年酒会，成了庙南拐儿家族存在的象征。抗战前夕，庙南拐儿和中街之间的械斗，源于农业税的缴纳，后来经过共同对付鬼子进村，才得以修复；文革中两个族群再度撕裂，分别参加了本县对立的两大派。经过几次反复，以陈东生为首的中街门族成为掌权派。廟南拐儿是被压制的一方，对本族中的动摇分子或不交告状费集资者，动辄取消其参加喝年酒的资格，或拒绝帮助其办理婚丧大事，以示开除族藉。对历代聚族而居的农民来说，这一招还颇具震慑力。
陈老牵的老院里搭起灵棚，他的骨灰盒被放在黑漆棺材里供人祭奠。“盖棺定论”、“不见棺材不落泪”这些成语表明，埋棺入土的习俗是多么的久远。城乡已经实施火葬多年，一个骨灰盒足可让死者在地下安息，但小小的骨灰盒难以承载古老的安葬仪式，只好用棺材重新包装。社会进入工业化、城市化，但古老的农耕文化还在坚守最后的阵地。几十年没有联系的老亲也赶来吊孝，在吹鼓手的伴奏下排着长队行跪拜礼。陈思汀没有遵守孝子规矩伏地呜咽，而是在专注地欣赏祭奠者的表演。他想，这大概就是三叩九拜大礼吧？周礼在民间，莫非就是婚丧和祭祖仪式？参加三叩九拜祭奠的大都是来自外村的亲戚朋友，本村同姓人並不在内，大概是怕人员过多，占时过长，影响按时出殡。但村长陈东生意外的出现了，潇洒自如地表演一番。陈思汀走出守灵行列，向他表示感谢，並送他到门外。
“在后地里挖大坑卖土填沙，是县农林局给出的主意。”东生已经知道陈思汀参与了庙南拐儿的告状活动，开门见山地说，“村委会用卖土的钱买来挖掘机和推土机，准备把所有的沙土岗子都推平。”
“国家工业化的威力开始在农村显现了。”陈思汀说，“咱们小时候再也不会想到，那些山一样的沙土岗子有朝一日能被推平。你给桃花堤立功了。”
“县委书记和县长都来过，说县里要把桃花堤作为治沙典型，让我把村民团结起来一起干。”
“告状的原因就是告状信上说的那些吗？会不会有历史原因和文革派性斗争的后遗症呢？”
“肯定有。”东生说，“不过武斗时咱村沒有死人，也就没有死结；地主富农都摘了帽，也不搞斗争了，过年时相互走动走动，多磕几个头，恩怨就慢慢消解了。老百姓最讲实惠，对村、乡干部的不满主要还是三提五统。”
“种地总要纳粮，历代如此，只要负担合理，老百姓也不会死抗着不缴。”
“我想把推平的荒地有偿承包给村民，每年能增加一些集体收入，可以向村民少收些税。”东生说，“当年分田到户很彻底，一下子把集体经济都分掉了，村里办点事就得摊派。集体经济还得搞，老是向村民伸手总是讨人嫌。”
二官儿身板儿硬朗，年过古稀还在下地干活，动不动就骑上自行车去赶集。他高兴地告诉陈思汀，道生携带妻子儿女回来认族归宗，还把他接到山里住了几个月。道生承包了一个小煤窑，地点就在他遭遇矿难、起死回生的地方。他知道地下有很厚的优质煤层，于是借贷扩建成一个规模不小的煤矿，发了大财。当地人发现他是个外来户，群起而攻之，欲瓜分他的矿山，冲突不断。“道生的庄院里雇着十多人的护院队，出门有保镖护卫，那架势像当年县城的日本中队长。我劝他离开那里，儿媳妇儿也同意，正在商量把煤矿转让出去改行干别的。钱够花就行了，一家人平平安安就好，要那么多钱干啥？”二官儿如是说。
邻居三婶告诉陈思汀，陶云芳的男人得了神经病，且不能生育，她找四清时的队长安元甲借种生了个男孩儿，在丈夫的爷爷家种果园、养蛋鸡，“她虽然名声不大好，可是能靠自己的能耐抚养儿子，替丈夫瞻仰爷爷，也得到了街坊邻居的认可。”三婶的话让陈思汀慨叹不已。上天给了每人两条腿，但没有给安排路，路是靠自己走出来的。
其实，陈思汀并没有脱离企业当前的中心工作。总经理让他拿着副总经理的名片继续四出讨债。何受人尊敬的产业工人大批失业，从领导阶级变为随时可能被解雇的打工仔，成了弱势群体；工会的天职是维护职工权宜，但却无能为力，陈思汀被推到矛盾冲突的风口上，受到来自劳资双方的挤压，苦不堪言。
经过十年的改革，山阳市的国企资产大都被瓜分重组或倒闭。鲁茜华所在的工厂被一个县的民营企业兼並，不久又被转手倒卖。三分之二的职工下岗，身为高管的她提前内退，生活费、医疗费没有着落，职工成群结队去市政府请愿。直到国家接过这个包袱，她才拿到微簿的退休金。
除了电厂、煤矿，重机厂成为山阳市唯一保留下来的国有企业。国家对国企的政策是抓大放小，而山阳重机厂说大不大，说小不小。为争取国家政策支持，企业不惜重金贷款投资当时看来畅销的产品和出口换汇产品，但产品很快滞销造成亏损；原来引进技术所需的巨额美元低息贷款，也因汇率变化提高了利率。企业背上了沉重的债务包袱，跌入谷底。跟据国家要求，企业开始“分流辅助、精干主体”，学校、医院分别纳入市政府管理系统，辅助部门相继分离出去自负盈亏。职工在竞争上岗中随时面临被淘汰，老职工一刀切提前3到5年拿生活费下岗。起初职工下岗阻力很大，到后来，一些有活动能力的职工巴不得买断工龄，离开企业去另谋出路。职工拿到手的钱只能维持温饱，家中出点状况就难以应付，甚至酿成灾难。维护职工权益是工会的天职，陈思汀转岗本想清静一点，没想到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压力。他率先推动公司制企业完善《职工代表大会制》和签订《集体合同》，想以此确保职工权益。但企业就是没钱，合同不能兑现，又有什么办法呢？工资拖欠，上缴税款拖欠，劳动保险费拖欠，工会经费更无法拨付。为让工会起到收容队的作用，在陈思汀的请求下，总经理指定一个订货容易还款难的用户，由他负责，讨回的钱充作工会经费。这个厂地处西部大三线，日子比山阳重机还难熬。陈思汀每年要走访一、两次，帮他们解决一些应急的备件，也讨回些钱来，竟与该厂的头头成了患难朋友。手里有了点钱，陈思汀就大方起来，对迫不得已找到工会求助的职工，总会批给一、二百元，也只能算送了点温暖，解决不了不了他们的困难。退休职工董师傅是位老党员，老伴卧病在床。职工医院没钱报销药费，单据攒了一大叠，再也没钱买药。他一生没有求过谁，现在也拉不下脸来找领导，竟然和老伴服安眠药双双自尽。老伴死了，他被抢救过来。他很伤心，情绪激动，一再说自己活够了，反正不想活了，要大家以后不要再管他的事儿。陈思汀坐在病床边劝了半夜，他情绪终于平稳下来说：“厂长您很忙，就不要为我这个没用的人操累了。”
“董师傅，您死了啥事儿也没了，可你的亲友能不悲痛吗？”陈思汀反而激动起来，握着他的手说，“我现在是工会主席，职工的头头，您两口这样的死法，让我怎么向党、向全场职工交代？我不能天天陪着您，如果您看得起我陈思汀，希望您再想到死的时候给我打个招呼。”
董师傅竟然茫然地点了点头。以后，陈思汀再也没有听到董师傅打招呼。退休后，陈思汀搬出生活区，也没有得知他去世的消息。
企业转型期间最惨的是有病得不到医治，比董师傅更惨不忍睹的事件也发生过。一位中年工人的儿子得了白血病不能入院，妻子天天唠叨埋怨他无能，一气之下撞了火车。伤残职工、工亡职工家属接连不断找到厂里，接待、处理他们的困难成了陈思汀最头疼的问题。一位讨要拖欠工资的退休职工质问陈思汀：“陈厂长，你当了工会主席，就是我们工人的头了；工人从主人翁地位落到了要饭吃的地步，你光搞点送温暖、评先进之类的活动管用吗？厂工会究竟是干什么的？”
陈思汀无言以对。他无力回天。但这句话给了他狠狠一掌，引起他的深思。在后来的企业转型、兼并联合活动中，他尽量为职工、弱势群体呐喊；即使起不到多大作用，也总算给自己的职业道德感有所安慰。作为工人阶级代表的产业工人跌落神坛，在普天盖地的资本浪潮中挣扎谋生。陈思汀的经历只是个开头，也暂时看不到头。他要退休了。他放不下这个为了中国的工业化勒紧裤腰带奋斗终生的无产者群体，也期待着产业工人再次挺起黑黝黝的脊梁。
尾声
臃肿不堪的企业终于浴火重生，实现了精干高效。但这些是以职工大面积下岗失业换来的。失业，是国家进入工业化后最突出的人生问题；丧失了一亩三分地，一失业就一贫如洗。共和国忠诚、最勤劳的一代人退出舞台。好在，日益繁荣的经济创造出不少就业岗位，尚可继续养家糊口。
金融危机引起的世界经济衰退开始复苏，国内重工业调整结束，迎来新一轮发展周期，市场需求转暖。山阳重机公司坚持不懈的努力，使优质产品生产设备得到更新，生产技术日瑧成熟，产品大批量投放市场，逐步替代进口，也因此引起国家重视，相继享受到铸锻产品、创新产品等多项税收优惠政策，财务状况迅速扭转，职工积极性高涨。几年之内，企业从严重亏损变为盈利过亿，创历史最好水平。山阳重机公司的华丽转身受到众多企业集团的青睐，其中有国有特大型集团，也有发展不错的民营企业，它们争相开出优惠条件寻求联合。
在平息北京动乱后的1989年5月３１日 邓小平指出有两条事情需要向人民作出交代。第一，要更换领导层。这是最重要的一条。第二，要扎扎实实做几件事情，体现出我们是真正反对腐败，不是假的。要使人民团结在一个他们所相信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周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动摇。中国坚持了共产党的领导，沒有重蹈苏联的复辙，经济和国力大增，但腐败却没有被遏制，竟是愈演愈烈，以至引发后来的铁腕反腐新政，才扭转乱局。企业十年洗牌，让大批职工陷入贫困，也在兼並重组中造就了少数有产者。在企业曙光出现前夕，山阳重机公司主要领导到站退休。班子中接近退休年龄的五、六位成员，和职工一样提前下岗。由于工会未到换届，陈思汀成了新班子里唯一的三朝四朝元老。重机公司职工工资不高，还有几年只拿生活费，上缴劳动保险金很少，退休金也就很低。职工认为企业领导就是当官的，肯定拿着厅局级的退休金，也少不了捞到很多好处。但陈思汀知道，他的同僚退休待遇和职工处在同一个水平上，也没看到哪位扒上先富起来的那趟车，都还是无产者大军中的一员，耐心地等待着共同富裕的列车到来，以期平安度过晚年。
按照〇城一带的习俗，在陈老牵去世20周年时，子孙、亲友会聚桃花堤，要进行最后一次隆重祭奠。本来在30周年时还要进行一次，但到那时死者直系亲属行将老迈，行动不便，也就被视为可有可无、不再受到重视了。
实行了几千年的农业税取消，计划生育也放松了管控，大家都在忙着发家致富，干部和村民间的矛盾缓和了许多。桃花堤村四周都变成了果园，街道地面硬化，准备给儿子娶媳妇儿的家庭盖起了小楼。O城还是个贫困县，而桃花堤村却依靠果树率先脱贫。果园里建起大棚，种植反季节水果，大年三十还要忙着给大棚封顶保温，连饺子都顾不上包。水果出售后，有不少村民外出打工，等下一个开花结果的季节再赶回来侍弄果园。在由农业国跨入工业国的进程中，农民进化成游走于工、农两界之间的两栖人。
兴元一家自驾赶来，妻子不是婕芳，而是小不点万婧。万婧告诉陈思汀，她丈夫八年前病逝后，她轮流给儿女们照顾孩子，没想过再嫁；从朋友处听到婕芳去世的消息后，她便跑来和兴元住在了一起。为避免诸多麻烦和障碍，他们没领结婚证。“年轻人可以未婚同居，我们为什么不能？虽然没有正名，你也得喊我嫂子。”她说。
兴元拉来两筒石碑，分别立在爷爷和父亲坟前。自从秀才爷之后，这是桃花堤第二次立碑。陈老义被划为地主以后，兴元就没有喊过他一声爷爷；如今一个头磕在地上，好一会才站起身来。万婧也以妻子的身份磕了头，但她的名子没有刻在石碑上。
桃花堤变样了，但吸引力远逊于城市。陈老义的后代率先完成了由农村到城市的转移，柳根儿的子女大学毕业后没有一个回来，他两口最后也免不了要追随子女进城生活。农村的未来是个什么样子，眼下还看不透。
道生在京郊养牛，在城里也有饭店，但二官儿拒绝进城，坚持住在自己的老屋里，由子女们轮流陪伴。他的腿脚已经不够灵便，听力严重下降，但声音宏亮：“老百姓常年吃不完的白馍馍，不过年也能吃上一兜肉丸的饺子，古往今来谁能做到？只有我们共产党人！”这是陈思汀听到二官儿叔的最后演讲。他始终没被承认党员资格，但他到死也没有忘记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
（全文完）2021年6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