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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云突变，国内外发生了两件大事。苏联官场腐败，经济严重下滑，戈尔巴乔夫推行经济改革未能取得成效，又急于搞所谓“政治改革”，实行政治“多元化”和多党制，放弃了苏共的领导地位。在美国“不战而胜”的和平演变策略助推下，反对派趁势崛起，致使社会动荡日益加剧。在中国，已经开展了10年的思想大解放，促进了经济大发展，工业化进程以跃进的步伐迈进。同时，两种势头也迅速膨胀。一是腐败，二是自由化思潮。七国首脑会议粗暴干涉中国内政，西方各国纷纷宣布制裁中国。经济层面，超能力的投资，企业大面积亏损，累积起来的深层次矛盾开始暴露，经济进入治理整顿阶段。国家实行财政、信贷双紧政策，投资速度放慢，冶金、煤炭等重工业进入萧条期。
巩田厂长接手的本来是一手好牌，却突然变成了烫手山芋。市场萎缩，订货量下降。更要命的是，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严重的互相拖欠“三角债”，货款回收困难，资金链十分脆弱。为维系企业运转，厂长规定所有开支由总会计师一支笔控制，除关键产品投资项目外，住宅建设、幼儿园、游泳池等福利设施一律暂停，连安排客饭也不许内部人员赔吃。回收外部欠款成了企业头等大事，厂级领导全都外出走访用户，主要任务是催款，只留下厂长助理主持工作。陈思汀刚刚筹办起养殖公司，委任一位中层干部担任经理，便应命加入浩浩荡荡的讨债大军。人们的商业信用观念受到严重冲击，“拖欠有理，拖欠有利”的风气普遍流行。重机厂的高端产品面临国外同类产品的竞争，低端产品又受到来自迅速崛起的民办小企业挤压，为保有市场，维持生存，不得不压价接货投入生产。企业实行工资总额与利税挂钩政策，产品发出后就可以计入销售收入，从而计算出利税，拿到工资总额。因此，即使用户违约拖欠货款，也不敢停止供货。企业得到的利税、工资总额只是账面数字，而没有拿到足够的现金，于是只好拖欠职工工资和上缴税额。巩田厂长为此费尽心机，苦不堪言；陈思汀却又一次遇到“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大串联机会。
出差讨债很清闲，但厂里等米下锅，职工嗷嗷待哺，讨债人心理压力特大，武侠小说、历代演义小说成了陈思汀在火车上、宾馆里的麻醉剂。陈思汀的另一项工作是负责分房，不只有压力，而且烦心之极。国家的工业化是在一穷二白的基础起步的，遵循的是“先生产、后生活”的原则。大批农民进城变成工人，但城里并没有给他们安排好一个家。山阳重机厂建厂二十几年，大部分老职工住在破旧的平房和用土坯修建的“干打垒”里，就是后来称之曰的棚户区。一下大雨陈思汀就往生活区跑，组织排水、救人。一年，低洼处的几排房子进水，櫈子椅子都浮了起来，一位退休老职工坐在火炕上就是不走，说干了一辈子也没给子孙建起一座娶媳妇儿的房，活够了，死了算了，死了还能騰出一个睡觉的地方。这样的话让人听了扎心的痛。他一家三代，孙子孙女都进厂工作了，还挤在两间平房里。这样的家庭比比皆是，陈思汀只好让他们的大男大女住进集体宿舍。好赖有个独门独户的家还算幸运的，很多职工的家属都在农村。在城里结婚安家的职工，大多数人都经历过陈思汀安家的艰难，而且没有他那样的幸运。
工业化带来了城市化，引起的最大需求就是城市住房，因此促成了后来房地产行业二、三十年的大发展。二十世纪80年代末，城市住宅商品化才开始酝酿。陈思汀赴深圳参加了一个住宅商品化培训班，隐约感到住房改革的浪潮即将到来。但在当时，企业一直在延续实行计划经济下的福利房分配制度。企业每年都会按规定从福利费和大修费中提取部分资金，建两栋带有暖气的楼房，改善了部分职工的居住条件，但也吊起了职工的胃口，引起内部矛盾激增。这大概就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体现吧。住房是工资之外最大的福利，按工龄和家庭人口排队分配，也针对领导和骨干设置了有限的照顾条件。近几年企业生产经营增长迅速，又从新建项目中提取出一些生活设施配套资金，加快了住宅楼的修建步伐。职工要房的积极性空前高涨，踏烂了书记、厂长和有关领导家的门槛。党政联席办公会宣布，住宅分配问题由陈思汀处理，其他领导概不接待。陈思汀办公室的门常开着，家里的门也是一敲就开，每天晚上不下两拨人前来申诉要房理由。这年冬季，几栋新建住宅楼己经封顶，听说陈思汀出差回来，一群退休职工涌到他家门口。
“又搞文化革命了？…他出什么事啦？”鲁茜华吃惊的问道。
“沒事儿，沒事儿，我们是找陈厂长要房的。”一位老工人说。
“他还没下班，”鲁茜华说，“外面怪冷的，都进屋来等着吧。”
陈思汀进屋刚打完招呼，一群年轻职工又尾随跟进来。陈思汀当主任后分到一处暖气房，两个卧室没有客厅，老少三辈六口挤得滿满腾腾，客人连下脚的地方都没有。新楼交工后，作为厂级领导他有资格换一个三室一厅的住处。分房文件规定，住新房不超过5年者不得申请新房，陈思汀不敢违犯规定，只好搬进这个老领导搬走后留下的平房里。房间里没有暖气，但有一个大厅，能装下不少人。今年仍然延续按比例分配的方案，退休职工与在职职工是来给自已的群体争取份额的。
“我们这些老家伙盼望着‘楼上楼下，电灯电话’苦干了一辈子，落下一身毛病，都想搬进暖气房享几年清福，请领导考虑一下，今年能不能完全按工龄分，让退休老职工早点上楼。”
说话的人称霍一把，是厂里水电焊技术的祖师爷，产品中的压力容器焊接工序，都出自他和他的徒弟之手。他找过陈思汀，按现行办法能够排到新房，这次是受邀为大家说话的。
“工资不多，够吃够喝，就盼着上楼了。”
“当官的都上楼了，也拉我们一把吧！” …
退休职工七嘴八舌抢着发言。在职职工插不上嘴。
卧室里传来咳嗽声，陈老牵拖着老寒腿走出来。大家急忙让路。
“老太爷都病成这样了，陈厂长还沒上楼呢，”一位在职工人抓住机会反驳说，“退休的大多数还都活蹦乱跳的，就不能等几年啦？”
“按理说，我们年轻人和师傅们争好处也不成体统。”霍一把的儿子霍继成接着说，“可是年轻人也有难处。就拿我的副班长说，女儿都14岁了还和他两口住在单身楼里。媳妇儿整天气不打一处来，经常跑去住娘家，甚至说出要离婚的话。新房盖起来了，应该给干活的人多分一些，让大家有些盼头。”
“我们那时候住在老百姓的煤棚里，比你们苦多了！你们还年轻，再熬几年就受不了啦？”霍一把见儿子驳了他的面子，大声呵斥说。
“好啦，好啦，师傅们听我说几句。”陈思汀说，“过去农村有个规矩，家里再穷，也得设法让老人吃得好一点，让出力干活的人吃得饱一点。分房方案实际上也体现了这种观念。给退休人员一定的份额，不仅是对他们的关心，也让还在上班的职工知道，企业不会忘记曾经为企业、为国家出过力的人。退休的老师傅也应该明白，只有企业越来越好，楼房才会越盖越多。我们做了个规划，打算在5年内把平房全部翻盖成楼房，这要靠在职的职工努力奋斗。像继成他们这个年龄的职工，都在各个岗位上挑大梁了，我们必须得给他们解决一些实际困难，希望老师傅理解。”
这次来找的人都是工龄接近当年分房条件的，陈思汀说完后，双方都有人发言，坚持要求把自己一方的比例提高一些，希望覆盖到本人。陈思汀说，大家的意见可以作为提案拿到职代会上讨论、表决，他自已不好回答。职工明知道分房是严格按条件排队的，还是千方百计要争取一下，不管是能排到还是不能排到，非得找分房最高主管说一说才算尽到了主观能动性。从开始申请要房到三榜定案，陈思汀家里晚上10点以前访客不断。起初有的职工会拿点烟酒、香油之类的小礼物，陈思汀上小学的两个儿子把住门口，把来客手里的东西截下，等送客时交给他带走。礼物不进门，不管来人认识不认识，陈思汀都不敢丝毫通融。生活区亲戚朋友、邻里同僚以及师徒关系盘根错节，领导沾便宜的名声传出去说话就不灵了。这样坚持两年，就没人再讨没趣了。两个儿子走进社会后，都有一种洁身自好的倾向，在利益为主导的社会交际中显得蹩手蹩脚，与童年时的经历不无关系。
在为住房奔波的芸芸众生中，有一位工人让陈思汀终生难忘，想起来就心颤不已。他叫于满申，一位年近退休的翻砂工。为照顾家在农村的特困职工，政府照顾1.5%的单身职工家属“农转非"，即由农业户口转为非农业户口。当时于满申的儿子上学，多病的妻子与女儿在农村艰难度日，成了照顾对象。妻子和女儿农转非后，儿子也从技校毕业分配进厂，一家4口挤在一间单身宿舍里。这年进行住房改革，新旧楼房一律实施集资分配，即申请住房者仍按规定条件排队，分到后需交纳房款才能拿到手。这是住房商品化的序曲，没想到一开场就差点要了穷人的命。于满申分到一处最早的楼房，是建厂之初厂领导的旧居。一天晚上，陈思汀送走访客，发现他靠在门外栏杆上。
“于师傅，你都上榜了，还有啥事吗？”陈思汀曾在他的班上劳动过，也接待过他的来访，于是主动问道。
“有个要紧的事请你帮帮忙。”
“进屋说吧。”
迟余厂长搬走后腾出一户三室一厅的房，陈思汀不客气地住进去，沒人再和他争。家属孩子都关门睡觉了，小客厅里就剩他和于满申。
“我想把一个肾卖掉，医院说得经单位批准，还要办各种手续。我也不认识别人，只好来麻烦你。”
“卖肾？为什么？”陈思汀吃了一惊。
“凑钱交房款。”于满申平静地说，“听人说有一个肾就能夠用了，我想卖掉一个应急。”
“肾的负担很重，万一留下的那个出了毛病，人就没命了。还是想别的办法，别打它的主意。”
“我想了好几天了。给老婆治病欠下一屁股债，亲戚朋友都很穷，我再也不好张口借钱了。再一条路是借高利贷，利滚利下来一辈子也还不清。这个房子虽然不到90平方米，可是有4个卧室、两个小卫生间，要是能住上，儿子娶媳妇儿的房都有了，以后就是把老命搭上，也值了。”
“于师傅，”陈思汀一阵心酸，说话声音都变了，“您再想想，千万别走卖肾买房的路。”
“厂长，这个小楼折旧年限长，算下来只要3万多块钱，以后再也找不到这么合适又便宜的房子了。今年我按在职人员排队，房子由我挑，新楼没要就专门选了这个旧楼。明年我该办退休，退休以后就排到了末尾，不知道哪年才能轮到，这是我最后的机会了。…厂长，我是个没本事的人，只好拿自己的命赌一把了，你就帮个忙吧！”
“于师傅，”陈思汀心里堵的慌，含着眼泪说，“你千万不要去卖肾，千万别借高利贷，也别再去找别人。你等着，我一定让你住进这个小楼！”黑市上有肾脏交易，也有过悲惨事件曝光，陈思汀一时也没想到办法，如果有钱，借给他的想法都有。但是，陈思汀也没钱。直到8年后他参加最后一次福利房集资，加上旧房抵扣，借了7家才凑够13万款项。
于满申眼巴巴地看着别人都搬进了新居，惴惴不安地揣着两千块钱走进行政处。会计拿出一张写好的协议，说：
“根据你家收入情况，可以分期还款，8年还清本息，按银行同期存款计息，你看行不行？”
“行，行，行！”于满申满口答应。
“这是领导特批的，你自己知道就行了。”
“好，好，好！我不对人说。”
三年后，于满申高兴地告诉陈思汀，他把集资款交齐了。
“你从哪儿弄的钱？”
“退休第二天我就跑去山西下煤窑了，干的多挣的多，每天计件开支，死伤不管。”
“钱交齐了就别下煤窑了，”看着他黑瘦黑瘦的样子，陈思汀的心又一次颤抖了，劝道“凭您的技术，找个乡镇企业或私人企业打工也能挣些钱。”
“我也有这个打算，”他说，“下煤窑来钱快，再干两年把外债还清就不去了。”
后来很多人贷款买房，沦为房奴，于满申的故事让陈思汀经常想起，但从未对人说过；另一位师傅的故事，则成了他拿来敎训胡搅蛮缠者的教材。
他叫步智生，大修钳工技师，一把刮刀让厂里重要车床保持着高精度。他埋头苦干、巧干，连续多年被评为厂劳模。因住房紧张，文件规定方圆十里之内有私房的职工不得参与分房；家庭人口过多者，要对其住宅进行丈量，可补足差数。步智生一家和妻妹住在市区岳父母留下的房子里，妻妹出嫁后，留给他一家居住多年。他的女儿步芳找到陈思汀说，她小姨离婚后回到娘家，表弟当兵回来也要与母亲在一块生活，老宅院里住不开，问能不能在生活区申请住房。
“这个星期天我去拜访步师傅，”陈思汀说，“你把他的住址留下。”
把车停在老城区杂乱的街道上，穿过又窄又长的胡同，陈思汀和行政处长一行四人来到步师傅的家。院子很窄，堂屋和偏房各有三间。两位工作人员一进大门就拉开卷尺进行丈量，这是他们的习惯。寒暄过后，处长开始翻看房本和户口本。
“户主是芦春燕，房本上的芦春芸是谁？”
“是我小姨。”步芳回答。
“不要丈量啦！”处长朝院子里喊。
陈思汀正在和步师傅说话，被处长的喊话声打断，问出了什么事。
“这房子是别人的，”处长说，“步师傅是无房户，早就该申请住房了。”
“您这叫寄人篱下，怎么不早说？”陈思汀刚进厂时在大修车间干过一年，和步师傅熟悉，埋怨他说。
“工友们住房都紧张，我好赖还有个住处，不想给领导添麻烦。”
“当初有人批评您 ‘只知低头拉车，不知抬头看路，’”陈思汀开玩笑说，“这不，小姨子一回来您就不知道往哪儿去了。”
步智生当年就搬进了新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