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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团成员是来自正在参加会议的领导干部和学《毛选》积极分子。陈思汀班上来了位姓王的年轻女士。她小巧玲珑，忽闪忽闪的大眼睛透露出精明，使陈思汀想起落榜的陶云芳。同学来信说，不久前陶云芳参加了“四清”工作队。王女士没有介绍自己的身份，只说是受西北局委派来帮助搞文化大革命的。大家叫她王组长。不过王组长没有夺陈思汀的权，仍然让他主持批判会。工作团认为，《6. 6事件》是校党委发动学生向工作团进行的一次大反扑。王组长传达工作团的指示说，反对工作团就是反党，绝大多数学生都是受蒙蔽的，要狠批校党委一帮人的险恶用心，“查上当、放包袱”，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本班贴出的唯一一张拥护校党委的大字报，是蒋志怀同学贴出来的，成了众矢之的。蒋志怀家庭出身贫农，是班上少数几个可以领取零花钱的学生之一，不管怎么批，他都一声不吭，只管在报纸上乱画。
“查上当、放包袱”运动成果显著，保皇派、黑爪牙、小爬虫陆续被揪出来，多数是学生干部、党员。没有同学揭发陈思汀，对在《6. 6事件》中班上发生的事，更是只字不谈。王组长对陈思汀很放心，甚至欣赏他的发言。同学发言时她从不插话，静静地坐在角落里。在全校“查上当、放包袱”活动中，有人揭发说，校党委宣传部长曾在学生中煽风点火，挑起了《6. 6事件》，进一步验证了工作团的判断。一天中午，王组长把几位班干部叫到她下榻的女生宿舍，第一次提出疑问：
“全校各班级都有人参加了那天的闹事活动，咱们班的同学就那么老实？你们几位有的入了党，有的是要求入党的积极分子，就没有发现谁参加了反对工作团的活动？即使你们不说，外班也有反映，咱班的锅盖迟早是要被揭开的，那样对大家都不好。”
陈思汀虽然对省委有怀疑，但认为西北局是代表中央的，应该对党说实话，于是鼓起勇气说：
“那天班上也有活动。我是文革小组长，是我组织的，同学也有要求。因为我还在主持会议，坐在锅盖上，所以同学们不好开口。我要求辞去组长，让别人主持批判会。”
“都回去想想清楚，明天向我回报。”她说。
王组长分别找同学谈话，没有找陈思汀，但仍然让他主持会。同学继续批判蒋志怀，因为除他之外没有什么好批判的，不发言又怕被指消极对待文化革命。批判发言也不能老是重复别人的话，于是逐步升级。会议主持陈思汀坐不住了，两次站起来说，蒋志怀家庭出身贫苦，总想报答党的恩情。他把校党委当成了党，是认识问题，不是阶级立场问题。赵章白同学收起蒋志怀笔下的报纸，发现写着“猪”、“狗”等字样，而报纸的另一面，则印着中央领导人的名字。他据此断定蒋志怀怀有阶级仇恨。陈思汀怕有同学附和，给蒋志怀产生过大的压力，又站起来为他开脱，被王组长叫停。
“大家出去话动吧，陈思汀留下。”
王组长把门关好，和陈思汀面对面坐下，开门见山地说：
“我也入党不久。我怎么也想不明白，你一个积极要求进步、前程远大的大学生，怎么搅进了反党旋渦里呢？”
在陈思汀眼里，她就是过去辅导员的角色，通过她可以直接向中央西北局、也就是真正的党交心了，于是把自己前前后后的思想活动和行为都倾诉一空。王组长听得很认真，有时还点点头，最后说，你说的我理解，但忽略了要害问题，明天听听同学们怎么说吧。
赵章白主持批判会，替代了陈思汀的角色，批判的就是陈思汀。同学们的揭发没有夸张，也沒有遗漏，但信号是明确的：陈思汀是《6. 6事件》本班的始作俑者、策动者。对此，陈思汀没有辩解。王组长真的不愿意看到他成为反党分子，一再提醒说，如果他曾经遇到过宣传部长、辅导员，或其他学生干部，受到过他们的挑唆，揭发出来，反戈一击，可以将功赎罪。
“咱班上的活动没有造成太大的影响，我会为你说些好话。”王组长诚恳地说。
校党委既然是反革命修正主义的，为它奔走、为它招魂的人就是黑爪牙，把他揭露出来不是出卖同志，而是为党清除禍患。陈思汀不想为一个反革命组织殉葬，真的希望自己是受某人挑唆、鼓动起来造反的，那样就可以将功赎罪了。遗憾的是真的没有。自从那次被辅导员警告要保守党的秘密之后，再没有见过她的人影。至于宣传部长，也只是看到过她坐在主席台上讲话，人长的很漂亮。在以后的几次辩论、批判会上，同学们也一再追问陈思汀，究竟是谁向他传达了校党委的指示。他百口莫辩，只好承认是自己本身的劣根性导致了“左派幼稚病”，滑向错误的深渊。
陈思汀被多次批判后“挂”了起来，除了一次批判校长的大会，不许参加任何活动。同学不敢和他说话，他也识趣地主动回避。省委宣布校长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并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1000多名师生被“挂”起来，其中有不少被打成反革命分子和“黑帮爪牙”。学生会主席和生活部部长到西北局找领导辩论，被打成反革命，关起来作“动物展览”，任由学生唾骂。生活部长是位女同学，不堪屈辱跳楼自杀。一名和陈思汀同年入学、也是预备党员的团支部书记被戴高帽子游街，留下三封遗书吞安眠药自尽，幸被救活。办公楼和宿舍楼的山墙上贴满大字报专栏，标题是：打倒反革命分子XXX、黑党委的黑爪牙XXX、保皇分子XXX... 他们都是《6. 6事件》的干将，被上纲到敌我矛盾。校长的预言准确无误，57年反右派的场景又上演了。陈思汀感到前途暗淡。但他不会去死。即使被打成右派，自己还可以参加工作拿工资养家；如果像大哥兴元那样被摘帽，说不定还有报效国家的机会呢。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不管以后遭遇什么处境，他都要硬着头皮活下去。
陈思汀的行动是自由的。他无目的地在校园里转悠，发现山墙上贴出一个新的专栏，醒目的标题映入眼帘：大滑头陈思汀！他一阵惊惧：“该来的终于来了。”旋即，一股莫名的情绪涌上心头，眼泪刷刷地流下来。
“同学们没有把我当成敌人，用一个标题表明了全班同学的看法，”他想，“这恐怕也包括王组长的意思。”
他没有进宿舍，直接躲进荒废的后花园默默流泪。有同学怕他寻短见，悄悄地跟在后面。陈思汀对本班同学一直怀有感激之情，但终其一生，从来也没再提起那段往事。他很想知道是哪位善良、智慧的同窗提出了这么一个颇具幽默感的标题，在他最困难的时刻给了他难得的慰籍。但他没有打听，那是全班同学的情意。人们也许没有察觉，给身处窘境的人送去一个同情的眼神，也会给他带来意想不到的安慰。
陈思汀绝对相信党中央，相信党报、广播上的信息都是党的声音；但他不知道，党中央里真的存在着两个司令部。他更不知道，毛主席主持起草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5.16通知》）已经出台，拉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矛头指向刘少奇。毛泽东笃信马克思主义，急于消灭私有制和私有观念，实现社会主义，把刘少奇推行的旨在恢复经济的“三自一包”、物质奖励等措施看作是复辟资本主义，认定刘少奇是中国的赫鲁晓夫，必欲除之而绝后患。但毛主席指挥的大跃进以大饥荒告终，批判彭德怀又疏远了同僚，通过党内正常的组织手段拿掉刘少奇胜算不大，不然，就不会有禍及十年的一场大灾难了。事实是，《5. 16通知》发出后，各级党委並没有按中央的决定行动起来，城乡一派万马齐喑。毛泽东主席感到，曾经跟他打江山的那批大权在握的干将们，已经不听他的召呼了。北京大学的一张大字报让他发现，他的威望存在于群众之中。特别是青少年学生，无私无畏，勇于打破现状，是新时期跟他闹革命的生力军。他点燃了这张大字报，便离开北京到南方老家的滴水洞去了。刘少奇似乎早有准备，兵来将当，水来土掩，校园里的火刚刚燃烧起来，立马被应声而来的工作组扑灭了。
正当陈思汀感到前途无望、精神濒临崩溃的时候，毛主席走出了滴水洞，立即下令撤回工作组，发动反击。刘少奇、邓小平和周恩来在万人大会上做出检讨，围堵学生的堤坝瞬间坍塌了。毛主席贴出大字报“炮打司令部”，把枪口直接对准刘少奇。校园炸锅了。被 “挂”起来的学生忽然发现自己不是反革命，而是捍卫毛主席无产阶级路线的战士；参与学生斗学生的学生也感到上了当，都把一腔怒火发泄到工作团和省委乃至西北局身上。陈思汀发现，校党委不能代表党了，省委、西北局不能代表党了，连不容怀疑的党中央也不能代表党了。若大个中国共产党，只有毛泽东主席一人是党的化身，是不容置疑的。
这个弯转的太急。长时间的批判和自我检查，让陈思汀彻底否定了自己，虽然知道了“6.6事件”已经平反，但觉得自己仍然是个待罪之身，革命没有了资格。有同学到省委门前贴大字报，遭到围攻、追打，听到大喇叭的广播，愤怒的学生冲出校门，如滚滚洪流。陈思汀像看西洋景似的，还没有感到和自己有什么关系。
“陈思汀，你还愣着干什么？快走！”董凌云从人流中冒出来喊道。
“我…？”陈思汀指着自己的鼻子问道。
“你没事了，走，去造省委的反！”
两列横队都是本班同学，趙章白同学也在人流里。大家胳膊挎着胳膊，一路高呼“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冲进城去。城里大街小巷人头攒动，呼声震天。省委书记广播讲话，承认执行了压制学生的路线。游行队伍迅速壮大，5万学生连续三天到省委大街静坐示威。陈思汀又融入班集体，千百遍的呼唤“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把两个月来的犯罪感发泄干净，仿佛又成了一个革命者。
工农大众和市民把造反学生看作异类，不时发生围攻、辩论事件。在不少学校里，起来造反的还是少数。工业学院的造反派遭到校领导和保守派的围攻，来汉京大学呼吁支持。新成立的文革总会在大喇叭上一广播，全校倾巢而出开进城里，堵住省委大门；其他大学的学生陆续跟进，挤满三条大街。那位自杀未遂的学生叫栗世雄，在全校普选中被选为校文革总会主任，此时被推举为临时指挥部指挥长。他代表学生向省委提出两条要求：承认学生的行动是革命行动；罢免工业学院校长。省委大院的人都跑空了，没人出面回应，指挥部发动了5万人绝食抗议，得到热烈响应。九月的天气酷热，陈思汀受到群体效应的感染，坐在水泥马路上接受考验，大有为革命抛头颅、洒热血的气概。时有工人、农民队伍前来游行，他们不是来支持学生的，而是来和学生唱对台戏。市民送来馒头、包子和点心，没有一个学生伸手拿来吃。到第三天，校广播车“九头鸟”接连报告有人昏厥，被救护车送往医院。学校送来盐水、绿豆汤，陈思汀和他的同学互相鼓励，坚持到最后。周恩来总理亲自派来飞机，把24名代表用专机接到中南海喝菠菜豆腐汤，他们不能给总理绝食，只好来电呼吁撤兵。省委书记也来到现场与学生对话。大会指挥长担心饿死人，急于撤兵，于是抓住书记含含糊糊的承诺，宣布绝食斗争取得圆满胜利。陈思汀在食堂只领到一碗放了糖的大米粥，掏饭票也不多给，怕撑坏了过于扁瘪的肚子。同学们感激总理，他既保护了学生们的身体，也给足了他们面子。在以后的日子里，总理日夜忙碌，为排解纠纷，不知接见了多少群众组织，苦口婆心地做工作。他的亲民精神，赢得了大家的尊敬，但凡校园里出现关于他的大字报，立即就被覆盖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