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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晚上，陈思汀送走要房的职工准备关门就寑，一位女子闯进来。她的丈夫甘梓江，是和陈思汀同期毕业的大学生，现任副处长兼施工队队长。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后，她带着孩子农转非进城，在房山头搭建的油毡棚里住了好几年，去年刚搬进为照顾技术人员修建的楼房。二十世纪60年代有一首广泛传唱的歌曲，歌词中有“公社是颗红太阳，社员都是向阳花”，她在家属工厂上班，自称向阳花。人们也都叫她向阳花。
“向阳花，你家不是搬进新楼了吗，怎么还来找？”天天登门造访的来客几乎都是要房的，陈思汀习惯性地发问。
“俺不是找你要房的，”向阳花回身看看楼梯里有没有人，关上门说，“俺孩儿他爹被大小姐勾引上了，你得管管。”
每天的上、下班时间，自行车人流像奔腾的江河，在工厂大门口涌进涌出。有一女子长发飘飘、裙摆飞扬，在灰色大军中格外显眼。她叫艾梅，是一位年轻的工程师。全厂女职工只有她穿着高跟鞋上班，还描着眉毛、涂着口红，只有在下现场时才换上工作服，把一头乌发收在安全帽里。人们背地里称她为大小姐。她或许有所耳闻，但知之不理，我行我素。铸锻产品的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热处理。厂里的大型热处理炉都用煤做燃料，在新产品试制阶段，为得到正确的加热、保温冷却曲线图，技术人员亲自看火添煤，一守就是七、八个昼夜。产品成批投入生产后，这种老旧设备既累人也无法保证产品质量。热处理炉、化铁炉和干燥窑等烧煤设备冒出的黑烟笼罩着厂区，半个城市都受到严重污染。为了保证产品质量、改善环境，巩田厂长决定集中极其有限的财力进行设备改造，用电和天然气替代煤炭。艾梅就是新式炉窑的设计者之一。
向阳花曾在农村时担任大队妇女主任，处处维护姊妹们的权益，对第三者插足深恶痛绝，也深为敏感。当然，她也非常担心单身的丈夫被狐狸精迷住。她当时鞭长莫及，现在有机会监督了。人说男人四十一支花，在向阳花眼里，丈夫甘梓江越来越帅气了，怀疑有模有样的女人都在勾引他。她曾几次当众指责和甘梓江说过话的女人，几乎动手打起来。人们说她得了疑心病。甘梓江毫无办法，与女同事说话都要防着向阳花盯梢。陈思汀没想到她会找到家里来。
“你有证据吗？”
“我盯了三个晚上，眼看着他俩一前一后走进黑咕隆咚的大厂房里。”
“大小姐有洁癖，很爱干净，怎么能喜欢上胡子拉碴、整天灰头土脸的甘梓江呢？”
“俺男人长的帅，身体特棒，哪个女人不喜欢？”
陈思汀听人反映问题时习惯记笔记，此时敲着笔记本一本正经地说：
“你反映的问题很重要，需要交给纪委调查落实。...梓江可能摊上大事了，你不要再和别人讲。”
“挺严重吗？”
“大小姐的丈夫是驻军师部参谋，梓江若是惹上这身臊，就犯了破坏军婚罪，轻则免职开除出厂，重则判刑坐牢。”
向阳花一下楞在那儿，不知所措。
“你先回去听信儿吧。”
“俺刚才说的都是自个儿瞎猜的。”向阳花纠结了好一会儿说，“他俩每次都戴着安全帽，穿着牛皮鞋，像是去工地了，你不要告诉纪委。”
“捉贼捉赃，捉奸捉双，以后你拿到确凿证据再来检举。梓江从农村读书出来，好不容易把老婆孩子接进城安了家，别冤枉了他。”
“俺家梓江不是那号人，你就当俺沒说！”向阳花突然抢过笔记本，刷刷扯下两页，转身走出屋门。
在欠工资、欠缴税、欠原材料货款的紧张情况下，巩田厂长千方百计筹集资金，坚持新产品研发和试生产工作照常进行。他强调说，如果把新产品试制也放下了，重机厂就真的没有活路了。重型产品的浇铸试制工作，多在半夜用电低谷时段进行。厂长、总工等领导都到现场观看，陈思汀也随同食堂大师傅把肉包子、绿豆汤送到车间，为夜战大军加油。三座电炉相继出炉，多台天车往来运行，烟尘弥漫，钢花四溅，现场严然是个战场。担任总指挥的是分厂主任工程师池丽。她戴着一副眼镜，脚蹬一双笨重的翻毛牛皮鞋，高挑的身材罩在宽松的工作服里，在炼钢炉、保温炉和浇注坑之间来回观察，不时发出指令。她声音甜美，标准的普通话腔体共鸣，极具穿透力，在天车轰鸣和乱嘈嘈的声响中独具魅力，吸引着众人的注意。
“您知道不？”分厂书记秦海不知何时来到陈思汀身后，轻声说，“池丽近来心情不好。”
“她像战场上的将军，行动潇洒，指挥若定，心情有啥不好？”
“蔡华提出和她离婚。”
“你说什么？”陈思汀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吃惊地问。
池丽和蔡华毕业于某工业大学，一块分到蔡华的老家山阳市重机厂工作，曾在秦海的车间实习。蔡华被调到市科委，不久前就任市委副秘书长，分工负责联系工业企业事务。
“蔡华喜欢跳舞，池丽忙于工作，不能奉陪，这就给了别的女人机会。”秦海是工人出身，说了句粗话，“正经男人也躲不开浪女人撅起的屁股。”
重机厂有个风气，不管男人女人，班上班下都穿着一身工作服。女职工会把工作服剪裁一下，身材曲线绰约显现，就是对男人的最大诱惑了。像池丽这样的知识分子却保持着一身原装，好像着意打扮自己就脱离了工人阶级队伍似的。蔡华交际广泛，风流倜傥，前途辉煌；花枝招展的靓女们趋之若鹜，让他尝到了被美女崇拜和追捧的滋味，一身工装的池丽渐渐变得暗淡。池丽嫁给了蔡华，但从来没有说过欣赏和赞扬他的话，让他得不到满足，天平因此发生倾钭。
市委调来一位张书记，是巩田厂长同年级的校友。他是从省城钢厂走出来的，和山阳重机厂打过多年交道。在一个周末，巩田厂长请张书记前来叙旧，把厂级领导都叫来作陪。大家被此熟悉，张书记又找回了当厂长的感觉，暂时放下地方官员的矜持，开怀畅饮。时逢咔拉Ok舞厅兴起，待客没有歌舞不足以显示隆重。但有头有面的人物大都不愿步入社会舞厅，于是单位、系统内的非营业舞厅应运而生。重机厂把招待所餐厅临时布置成舞厅，还设了一个简易化装间，通知部分善长歌舞的职工前来助兴。
“一定要把池丽拉来参加舞会。”事前陈思汀对办公室主任说，“让她把裙子、高跟鞋找出来穿上，再化一下淡妆。”
“我怕池丽学不会狐狸精的媚夫术。”主任狡黠地笑笑说。她和陈思汀在办公室期间是同事，聪慧好学，池丽婚变的事她也听说过，此时立刻想到了《聊斋志异》中《恒娘》的故事，“喜新厌故是得意男人的习性，不知道池丽能否迈过这道坎。”
“池丽天生丽质，学有所成，待人接物落落大方，听说在大学里就是校花，我不信山阳城里的浮躁女人哪个还比她更有魅力。”陈思汀忿忿不平地说。
职工业余歌手唱起流行歌曲，人们成双成对翩翩起舞。巩田厂长陪张书记品茗叙旧，办公室主任拥着池丽步入舞厅。
“池丽，过来认识一下。”巩田介绍说，“这位是咱校65届毕业生张庆云，来山阳市任市委书记。”
“学长好！”池丽上前致意，伸出右手。
张书记眼前一亮，急忙站起来握住她的手。
“那年毕业？”
“83年。”
“恢复高考后直接从高中考取的？”
“是的。”
“咱们那一届怎么没有这么标致的女生啊？”张书记转向巩田说。
“那是因为咱们入学时赶上困难时期，国运不好，咱们的运气也不好呗！”
众人哈哈一笑。
“请问学妹花落谁家呀？”
“肥水不流外人田。”不等池丽答话，巩田把蔡华拉到池丽身边说，“一对金童玉女。”
“好小子，艳福不浅哪！”张书记推开蔡华说，“今天你靠边站，老兄要与学妹共舞。”
张书记在大学期间正值交谊舞火爆的年份，每到周末，学生食堂师生云集，彻夜无眠。等陈思汀入学时，跳舞之风被革命化一扫而空。他跳舞像推小车一样费劲，轻易不敢下场。张书记来山阳市后没有遇到过池丽这样的舞伴，这次又找回了当年的感觉，翩翩然如御风驾云，连跳两曲意犹未尽。
“你小子不要再金屋藏娇了。”下场后张书记拍拍蔡华的肩膀说，“以后咱们举办舞会招待贵宾，一定要请池丽参加，也让客人见识见识咱们山阳美女的风彩。”
“那要看池丽有没有闲功夫了。”巩田厂长对蔡华说，“你记住，周三晚上浇注大件，她无论如何也不能离开现场。”
后来，蔡华接连被派到两个县任职，一干就是八年，其间绯闻不断。闺密劝池丽和他离婚。池丽笑笑说：“你没听人家说吗，‘家里红旗不倒，外面彩旗飘飘；只要组织不查，就是好汉一条。’这年头的风气，再换一个你敢担保不是这德性吗？眼不见为净，随他去，还是净下心来做自己的事吧。”
苏联解体，俄罗斯和东欧各国纷纷实行政治改革，搞起多党制；经济上实行所谓“休克疗法”。中国坚持共产党领导，走社会主义道路，在经济上则采取渐进的方式向市场经济过渡。财政、货币“双紧”政策力度加大，投资急剧萎缩，三角债居高不下。企业实行公司制，所有国家拨款改为贷款，利息高，税收重，资金严重短缺。厂长拉着总会计师忙着四处找门路、托关系，筹措资金，维持随时断裂的资金链。职工不断提供信息，说某某人物手眼通天，可帮助搞到贷款，厂长都认真对待，生怕错过机会。包括职工家属，两、三万人的吃饭问题压得班子喘不过气来。生产经营和技术部门在极端困难的环境下保市场、保产品开发，但赚来的钱不够还银行利息，时时受到断贷威胁。工资欠发、一拖再拖。党委提出保生产、保生活，只有坚持生产，才能维持职工生活，号召党团员、劳模和先进人物带头坚持生产，渡过难关。“我们一线工人的工资还不到人家电厂的一半，还拿不到手，每天都是在为希望而工作，但希望总是看不到头。”一位劳模诉苦说。
陈思汀充当了收容队队长的角色。除了要房客，他的办公室和家里又来了一些新的造访者。因欠交劳动保险费，劳动局停止了给重机厂职工办理退休手续，退休职工轮着班从办公室找到家里；因工资推迟发放，一些刚入厂的学生和转业兵吃饭总是断顿，陈思汀只好请工会发放救济；因给职工医院拨款不到位，病号拿不到药，人命关天，不得不及时协调；工伤职工和工亡家属待遇不能兑现，时有坐着轮椅和拄着拐仗的职工光临办公楼。…即使到了这种地步，重机厂还算是好的，此时山阳市国有和集体企业纷纷关门，大批职工下岗、失业，不少职工到马路上摆摊糊口。产业工人的地位一落千丈，陷入十分窘迫的境地。
“渐进式改革都弄到这种地步，那些在‘休克疗法’下的工人阶级又该怎么活下去呢？”素怀解放全人类理想的陈思汀没有忘记阶级兄弟，但经过半生磨练，更让他牵挂的是自己的家。
鲁茜华所在的企业引进一条生产线，她被任命为分厂厂长，忙的不可开交，经常晚上八、九点才能到家。最近听说因拖欠利息太多，银行停止贷款，企业前途未卜，总厂财务还在到处请客送礼筹措资金，她也只好苦撑着，嘴上都起了泡。陈老牵拖着老寒腿，摸索着给孙子准备午歺和晚歺。为让老人做饭省事点，每到周日，陈思汀两口总要挤出半天时间包上两锅大包子，吃上好几天。一天，陈老牵不慎跌倒，虽然沒有受大伤，但再也不能做饭了，只能免强自理。经过一段时间的理疗，仍不见效果，他失去了信心。
“毛主席的腿都没治好，我也到这个岁数，还能治好？”他说。民谚云：“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叫自己去。”陈老牵笃信孔孟学说，认为自己能够活过亚圣，已经很幸运了，只是因为从此再也不能给孙子做饭，深感歉疚。午歺和晚歺，他总要喝两盅用中药浸泡的白酒，安然地等待着人生的归宿。
老父亲需要照顾了，陈思汀责无旁贷。念大学时，因为家中有个拿工资的，陈思汀只得到9元助学金。大哥每月给他寄来10元，还包揽了他的一切花销。一家人老的老、小的小，全靠大哥那点工资支撑，生活十分窘迫。1967年春，父亲回信告诉陈思汀，家里还和他离开时一样，吃的仍然是红薯干和咸萝卜，即是分到一些麦子，也大都拿去换成红薯干；因为1斤麦子能兑换4斤红薯干，可以免强糊口。陈思汀在学校的定量每月34斤，虽然吃不饱，但都是大米、白面，每天都有肉菜。每当端起饭碗，他都想起家人的困苦，心里十分沉重。文革没完没了，不知道啥时候才是个头，书读不成还白花钱，他感到对不住家人，曾一度产生弃学回乡务农的想法。大哥回信对他进行了严厉批评，要他无论如何要在学校呆下去，“国家不能总是这样乱下去，大学生迟早要派上用场；我和家里再困难也不差这点钱，总会度过难关。”大哥说。董凌云等同学把陈思汀的处境反映到学校有关部门，给他申请到全额15.5元助学金；大哥仍然坚持隔两、三个月寄10元，让他安心待在学校。大哥为家庭、为陈思汀付出了很多，该让他喘口气了，他不能再把父亲的养老推给大哥。况且，两个儿子在准备高考和中考，也需要有个安静的学习环境。陈思汀为乱糟糟的家庭现状引昝自责。年近知天命，他的职业疲劳感越来越重，但选择其他岗位的空间小之又小。他的情绪变得急躁起来。
“你对职工的态度越来越不耐烦了。人家不得已才来找你，就是不能解决问题，也该给个好脸色。”鲁茜华提醒说。
机会终于来了。工会换届，工会主席退休，陈思汀向书记、厂长提出要去竞选工会主席。
“你那一摊子没出什么事儿，还是别动吧。”书记说。在陈思汀之前，三年換了两位副厂长管分房，都招致小字报谩骂、朝院里扔砖头等事端，书记还记忆犹新。
“实行公司制了，职工的需求都可以通过工会和企业协商解决，我觉得我适合充任这样的角色。”陈思汀没有暴露个人的活思想，而是从企业需要寻找理由。他曾参加中国企业家协会组织的赴西德考察小组，並执笔撰写了考察报告，对西方企业中劳资双方的关系有详细介绍，书记和厂长都看过。
“思汀干了近十年的行政工作，同班子里几位成员都是三朝元老了，有共同语言，和新老职工也都能说上话，我看可以。”厂长说，“要是找个年轻的当工会主席，怕压不住茬；万一他一味地被职工意见牵着鼻子走，与班子作对，也是个麻烦。”
“好吧，那就选个热心的、办事公道的副厂长接替他这一摊子。”书记深得厂长负责制的精髓，需要表态时总会发表自己的观点，除非在重大投资等问题上，他很少否定厂长的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