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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扣儿在街坊邻居中落下坏名声，人们都叫他二抠门。因为娶妻多年没有生育，背地里都说他犯了绝户头的忌。二扣儿地多人少，储存了不少粮食。他正在邻村走访，打听卖地人家，筹划着趁灾荒年大捞一把，要让他自愿借粮给缺粮户，一点门儿都没有。子义也有购置土地、重振门户的强烈愿望，第一目标是要做桃花堤首富，在四乡找回大户人家的面子。但人口多，不知道老天爷到哪辈子才下雨，手里这点粮食轻易不敢出手。在庙南拐儿陈家，除了麻二、麻三两位“五”字辈儿的老人，下面“子”字辈儿的就数子义年长了，如果本族有人饿死，他陈老义在十里八村就大失脸面。他得留出些粮食，随时周济没能下关东的几户上年纪的族人，使他们不致饿死在自己的眼皮底下。二官儿响应党的号召，想动员父亲带头借粮，天天吃饭时叨咕几句，子义不胜其烦。他怕子刚和田立疆跑来动员，自己抹不开面子，便三十六计，离家出走了。二官儿有革命愿望和热情，但他是个孝道的忠实践行者，绝不会违犯父命犯下忤逆之罪。他不敢私自动用家中的粮食。“我要有小疆哥那份但气，就不会终老在桃花堤了，不是为国捐躯，就是进城吃上了国粮。”八十岁后回忆起这段往事，二官儿如是说。他没有懊悔，也没有侥幸。
借粮运动对牵儿压力不大，让他提心吊胆的，是向伪政权缴粮的最后期限日益迫近。到时应付不到，说不定那个村就会遭到洗劫，自己的处境也很危险。眼下还有一桩闹心事儿。日伪政权实行食盐、火柴和煤油配给制，两户一盒火柴，三户一包咸盐，各村把钱都交上去了，但不交粮食还是不给发货。家家户户又都点起棉子油灯，还翻箱倒柜找出火石、火镰子，打火做饭。民间淋盐被严格禁止，村民们只好用碱土泡点水调味，又苦又涩。枣花到古渡镇姑姑家走亲戚，把几盒火柴和一包盐揣在怀里带回家，分给近亲使用。牵儿由此得到启发，动员麻二爷出马，到古渡镇去捣腾食盐、火柴，为乡亲解困。前面提到过，麻二爷是枣花的姑父崔凤文的姑父。二人也曾经是同窗，还搭伴去南方闯荡，在老王七手下供过事。老王七下野后，崔凤文回到古渡镇经营家族企业，从面粉厂、油坊到药铺、布庄都有，还拥有一支船队搞运输。成为古渡镇首富。妻子秋英去世后，麻二爷已有1年没见过崔凤文，也不让儿子们去攀高枝。但这一次，为解决乡亲们的生存危机，他不得不放下自尊去求人了。麻二爷把主持婚丧大事时穿的长袍马褂找出来，穿戴整齐，翩翩然道骨仙风。子义说，您这把年纪一路步行进崔府，有失咱老陈家的体面，还是坐轿车妥当。老伙里有辆不错的轿车，分在二扣儿名下。平时谁要借用，都要送些好处进行交换。农村串亲戚都会拿上一包袱馍馍，叫随礼；返程时要折回一部分。即使二扣儿的大嫂用车，也得把折回的馍馍留在车上，落到二扣儿手里，不然，再借没门。这次麻二爷用车，二扣儿十分痛快，而且还要套上自家的白马亲自赶车护送。当走出一段路后，二扣儿忽觉内急。他左右一看，连说不好，随即掉转车辕往回赶了三里路，终于心满意足地把一泡屎拉在自家地里。麻二爷没有生气，苦笑说：“你呀，可把咱陈家过日子的传统发扬到极致了。”
崔凤文把姑父迎进书房，开口就报告了一个恶耗：朋友张寿山惨死了！张寿山是馆陶县南彦寺村人，早年到王老七部下当兵，从战士逐级升到营长。王老七任命张寿山为湖南煤碳局局长不久，即下台寓居天津租界。军阀时期，树倒猢狲散，张寿山也只好回乡务农。他用多年积蓄购地200余亩，苦心经营，十几年间发展成拥有土地300余亩、房屋几十间的大户。他富而不淫，乐善好施，被村民尊称为张先生。《七七事变》后，南彦寺一带成了冀南抗日根据地的一部分。“寿山积极捐粮捐款支持抗日，还多次接待、掩护抗日军政要员，被任命为粮秣干事，总管全村公粮。前不久，抗日政府到南彦寺借粮，寿山一次就捐出十担，还送给部队两匹马、一头牛。”崔凤文介绍说，“就在四天前，日军300人、皇协军200人杀了个回马枪，突然包围南彦寺，寿山被揪出人群，遭受严刑拷打，最后还被吊在树上架火烤烧，直到奄奄一息。但他始终没有吐露粮食、枪支埋藏的地方，不指认抗日人员。昨晚有信说，寿山己经过世了。”
崔凤文说完，两人好一阵不言语。
“寿山出身行伍，又熟读经史，关心国事。” 麻二爷说，“我在南方和他的交往中感受到，此公有极重的族亲乡谊、家国情怀，遇到这样的年头和处境，他的选择可想而知。寿山有古侠风骨，他的死，彰显了他的性格和尊严。”
“寿山才40出头，正当年富力强，家道兴旺，死的可惜，也太悲惨。”崔凤文说，“我一晚上没有睡着，您来了就喝点酒解闷吧！”
“太史公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寿山为尊严和信念而死，轰然响起一声巨雷，应该就是重于泰山了。”麻二爷感慨说，“我们这些人苟生于乱世，即使活到一百岁，也不会留下一点声息。”
“姑父好长时间不来了，家里还好吧？”饭后茶叙，崔凤文问道。
“还好，老少平安。身处乱世，这已经不错了。只是乡亲们又回到了钻木取火的年代，而且连咸菜都吃不上了。…”
崔凤文立即明白了姑父来意，不等他张口就说道:“为避免这些必须品流到八路军手里，镇上对出城车辆盘查很严。我只能给您少带一些，即使查出来也不打紧。”他走过去把门关严，小声说，“我有几条运煤船刚到龙王庙，船上有您要的东西，沿河有炮楼，不知您有没有办法拿到。在省县交界处交货，O城驻军鞭长莫及。”麻二爷记在心里。
崔凤文长子是古渡镇商界头面人物，亲自护送麻二爷出城。守门小队长只是象征性的掀开车门帘，向乘车长者点点头便放行了。回家后，二扣儿非要留下两封火柴三包盐作为劳务费，麻二爷没有和他计较。他把牵儿和二官儿找来，商量到船上取货的事儿。二官儿大包大揽，以后就没再劳驾老人家麻二爷跑路，自有田立疆他们直接和崔家沟通，把需要的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到根据地。抗日政府给伪政权军政人员建立了“生死薄”，实行“红黑点”登记。谁做坏事就在名下点黑点，做好事就点红点，留做秋后算账。崔凤文就凭着一串大红点，被尊为开明士绅，解放后还被邀到县政府议事，活到80岁寿终正寝。
为躲避借粮，陈老义骑着毛驴，来到河西离家较远的地方，想在集市上揽点牛马交易的活计，却发现赶集的人稀稀拉拉，市场萧条，于是改变主意，决定去走访几位朋友。他夜宿太和庄杨老荣家，发现民兵在村头站岗警戒，村内不少老人孩子敲打着碗筷涌向一所高宅大院。朋友杨老荣告诉他，这些天农会正在搞借粮运动，他本人借出十石，获赠一块“乐善好施”匾额。那所高宅大院的掌柜大号耿老有，家里藏粮百石，但他硬说没有存粮，借粮没有，要命一条，扛着铡刀在大门口示威。农会在他家长工的指点下，挖出了三个埋藏点，发现装麦子的大缸上长了一扎厚的麦芽。乡亲们都很气忿，拿着碗筷到他家要饭吃。“灾荒年大户散粮施粥是地方的传统。俗话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何况又都是乡里乡亲的。这一下耿老有没脾气了，丢了面子又失财。”杨老荣这番话让陈老义受到触动。他想，我要有300亩地、百担存粮，才不会像耿老有那样扣门儿呢！
第二天一大早，陈老义告别杨老荣，要去西李寨看望亲家李老重。李老重是牵儿前妻的父亲，也就是榆儿的姥爷。当初，正是因为朋友关系，才在桃花堤婚姻圈之外结下这门亲戚。春寒料峭，陈老义在交通沟里行走，北风从头顶刮过。一位年轻汉子迎面而来。他背着粪罗头，腋下夹着粪叉子，脚步匆匆。当二人擦肩而过时，忽听那人叫道:“老义叔，这么早您到哪儿去呀？”
陈老义定睛一瞧，原来是朋友的儿子郝景翰。郝景翰家道殷实，曾任三区民团团长，接受范将军改编。范将军殉国后，郝景翰又力排众议，率队投靠八路军，屡建战功，升任边区独立团团长。根据地到了最困难的当口，为发挥他与本县乡绅联系广泛的优势，以便开展统一战线活动，上级让他兼任O城抗日政府县长。郝景翰不负众望，在敌人频繁扫荡的环境中开展统战、减租减息和借粮救灾等工作，坚持武装斗争。本县一名妇女不堪家暴，向抗日政府法院起诉离婚，被判胜诉。这是O城有史以来第一起由女方起诉的离婚案。县妇联今天在孔村召开全县大会，表彰这位妇女的革命行动。郝景翰受邀到会演讲，号召妇女解放，提倡寡妇再嫁。
“你爹可好？还忙啥咧？”陈老义问。
“我们郝庙乡又被日伪和杂牌军占领了。我爹还当他的村长，以武装民团的名义制造手榴弹，用毛驴儿驮着偷偷送往根据地。他结实着呢！”
陈老义见不远处还有一个人，爬上壕沟四处张望，便知道那是郝景翰的警卫员。他有一个压在心底的疑问，要打听明白，于是跳下毛驴儿，拉郝景翰倚靠在沟壁上说：
“大侄子，你和崔凤武很熟，觉得他真会投降日本人吗？”
“大叔，崔团长被击毙时我也在场，当时非常震惊，直到现在，也没有发现他接受日伪委任和其他投敌行动的证据。不过，他的左右，包括现任古渡镇伪区长的崔凤虎父子，确实和县城日伪首脑往来频繁。这也不奇怪。当时，在身家性命攸关之际，老民团的很多头头都发生了动摇。我的参谋长也被日伪买通，准备拉队伍投敌，被我及时制止，他只身逃走了。当时若是稍微一犹豫，我这只队伍就变成日军的帮凶了。”
“崔团长不听劝阻去参加抗日指挥部会议，说明他还服从柳达风指挥，你不觉得他也和你一样最终会倒向八路军吗？”
“这很难说。他的财产太多了，生活也太奢靡了，恐怕没有勇气丢得下。”郝景翰接着说，“大叔，你知道我眼下过的啥日子吗？且不说把脑袋掖在裤腰带上，日夜疲于奔命，单就吃饭来说，每天只有四两小米，还要节约一两分给战斗人员和灾民。棉花籽吃下去倒禁饿，可是大便得拿木棍儿往外掏。我的驻地是个逃亡大户的大院，开春要在空地上种瓜种菜，这粪罗头、粪插子就成了出门必备之物。我想，崔团长恐怕受不了这份罪。再说，跟着共产党，早晚是要献出家产的，他恐怕一时也下不了这个决心。”
“你家也有200多亩地，就不怕给共产了？”
“大叔，您是个精明人，咋没算过这笔账？”郝景翰苦笑说，“俺爹这点地被我哥几个一分，再到我儿子手上就没有多少了。这年头也没有机会发家致富，弄不好子孙们逃荒要饭下关东的份儿都有，我还怕共产？”
看看日头冒出地平线，郝景翰匆匆告别赶路。陈老义跨上毛驴，一路回味郝景翰的话，觉得也有他的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