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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支部委员赵章白被选去当学生会干事。辅导员对陈思汀说，大学要培养又红又专的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不只是学专业知识。你的各科成绩还可以，就任班上团支部宣传委员吧。那是革命化氛围浓郁的年代，陈思汀可不愿意被说成走“白专道路”，于是答应下来。没想到这个不起眼的头衔，竟让他未出茅庐就受到一场难忘的人生洗礼。
下午4点，陈思汀和同学甘永朝去占篮球场地。他是南方人，入学时就光着脚丫子。因为图书馆总有外宾来参观，禁止读者光脚，他才从伙食费里省出钱来买了双鞋，放在书包里，进图书馆才穿上，上球场是绝对不会劳驾那双宝贝的。陈思汀也脱掉布鞋放在球场边上。同学们陆续进场，都脱下鞋子，怕踩伤光脚的。辅导员喊话陈思汀，把他引到宿舍前的大树下。辅导员是刚毕业的学生干部，人很漂亮，稳重而充满活力。陈思汀有些腼腆，不敢看她。
“陈思汀，你写过入党申请书？”
“没有哇？”
“支部会上说你档案里有，这么大的事怎么忘了呢？”
噢！他想起来了。春节时大哥兴元对陈思汀说，他被调到设计院工作，想申请恢复党籍；如果不行，就重新申请入党，接受党的考验。
“脱离了党组织就像没有了家似的，没有依靠。”他说，“你连年当三好学生，又是学生会主席，也该申请入党了，人总得有信仰。”陈思汀认为党组织很神圣，共产党员都像革命故事里写的那样，百折不挠，英勇不屈，个个都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他感到自己不够格，思来想去，写了一份思想回报，在扫雪时悄悄塞给了学校党支部分管学生工作的委员，没想到存在档案里。
“那是一份思想回报，我没敢写申请书。”
“那说明你早就有了加入党组织的愿望。”她拿出一本党章说，“你认真看看，写份申请书交给我。”
团支书董凌云刚被支部大会通过，成为班上第一位预备党员。陈思汀向他请教，写了一份标准的申请书交上去。几天后的一个下午，几位同学抢占了一片可以踢足球的场地，把大家喊了出去。陈思汀被匆匆赶来的周老师叫住，留在空荡荡的宿舍里。他是系党支部的组织委员。
董凌云告诉过陈恩汀，支部大会讨论前，组织委员要对发展对象进行例行谈话。
“党章看过了？”周老师见陈思汀从书包里掏出党章，接着说，“谈谈你的想法吧。”
陈思汀按党章的内容回报了对党的认识，並表示服从党章规定和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决心。
周老师说，党章是56年“八大”修订的，是建国后第一部党章。总纲规定，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就是有计划地发展国民经济，尽可能迅速地实现国家工业化，有系统、有步骤地进行国民经济的技术改造，使中国成为具有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近十年来，工业化虽然遭遇波折，却也走出了一穷二白，奠定了一定的基础。眼下经济好转，又开始大力推进了。“你们学成后正好派上大用场，将成为国家工业化建设中的骨干力量。”他强调说，“你的认识很好，以后要坚定信仰，付诸行动，勇于接受党的长期考验。”他说完，给陈思汀推荐了两名介绍人，其中一位就是辅导员。
“党章里有句话不理解，不知当问不当问？”陈思汀有些犹豫地说。
“你讲。”
“总纲上说，党的目的是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好说，农业实行了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工业、商业大都是国有的，生产资料实现了公有制，国家己经进入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世界大同，现在很多国家还都是资本主义制度，我不明白咱们一个国家怎么进入共产主义。”
“我的理解是，各个国家的党都把自己的国家建成共产主义，世界大同就实现了。咱们党包办不了别的国家。”周老师翻一下陈思汀的党章，上面圈圈点点，画满了记号。“你学习认真，也善于思考，要读读刘少奇同志写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有什么想法和心得可以同两位介绍人讨论。加入组织后就是真正的同志了，党内提倡民主风气。”
陈思汀真的还有想法。他曾经在图书馆阅读过有关七大、八大党章的资料，並相互对照。七大党章总纲规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我们党一切工作的指针”。刘少奇做了两天修改党章的报告，有一百多处提到毛泽东，对毛泽东作为全党的领袖、对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工作方针进行了精辟地论述。八大党章总纲里没有把毛泽东思想列为工作方针。在邓小平所做的党章修改告中，只有两处提到毛泽东。一处是提倡学习毛泽东著作，一处是引用毛泽东关于禁止给领导者祝寿、禁止用党的领导者的名字作地名、街名、企业的名字的谈话，着重阐述了反对歌功颂德、反对个人的神化和个人崇拜，强调集体领导和分工负责。以上内容之所以引起陈思汀的关注，是因为此时全国掀起了学习“毛选”的热潮，宣传委员是当然的学习组长，对政治较为敏感。他认为，可能是由于新形势的需要，又该突出领袖的作用了。他没有向辅导员反映自己的想法。辅导员是老师、党员，人又漂亮，在她面前陈思汀有点自惭形秽，並没有产生同志的感觉。
报纸上对《海瑞罢官》、《三家村》的批判开始了，都认为是文化、学术领域的批判活动，理工科学生並没有参与的冲动，学校抓的也不紧。党中央发表《5.16》通知，宣布文化大革命开始。校党委不淡定了，接连开了几天会传达省委座谈会精神、布置开展运动。各班都成立了文化革命小组，作为宣传委员的陈思汀又成了当然的小组长。此时，他刚成为预备党员俩月，政治积极性高涨，聆听了党委宣传部长的讲话，感到一场风暴即将来临。学生嘛，主要任务是学习。大跃进够热火的了，但一把火过后，学生还得回到课堂读书、考试。有了历史的经验，陈思汀丝毫不敢放松学业，和其他同学一样，仍然是从宿舍到食堂，再到教室或图书馆，沿着三点一线追逐自己的工程师梦。
1966年6月1日晚，中央台播报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的第一张大字报，而学校的广播台却没有转播，很多学生认为这是校党委有意不转播毛泽东亲自批示的大字报，于是质问校党委的大字报铺天盖地而来。第二天上午，陈思汀在后花园看书，听到重播后跑到教学区，发现平静的校园变成乱哄哄的闹市，大字报标题火药味十足，矛头指向校党委。陈思汀背着书包在大字报的海洋里徘徊，思绪万千。校长曾留学日本，战争年代和现今的国家领导人共事过，在师生中享有很高的威信。去年暑假陈思汀没回家，参加了学校为留校生组织的足球夏令营。校长带领大家去爬骊山，在“捉蒋亭"（后改为"兵谏亭）讲述了《西安事变》；爬到山顶后，又在烽火台讲述了“烽火戏诸侯”的故事，给人的印象是知识渊博、平易近人。在陈思汀的认知里，党支部就是党，校党委就是党，身兼党委书记的校长就是党的代表。要不，谁是党呢？他十分纳闷儿，自己刚刚加入的党组织怎么一夜之间出了问题呢？
“陈思汀，不少班都贴出了大字报，咱班也写一张吧！”赵章白走来，拍拍他的肩膀说。
“你看，还有保卫校党委的大字报呢。咱啥也不知道，反也好，保也好，都拿不出证据，回去大家酝酿酝酿再说吧。”
下午紧急召开全校党员大会，董凌云和陈思汀都参加了。校长从拥护党中央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到欢迎师生张贴的大字报，洋洋洒洒讲了两个多小时，还把一位党委委员作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抛了出来。最后，他提到了57年的反右斗争，要求党员明辨是非，站稳立场，团结在校党委的周围，引导群众运动朝正确的方向发展。第二天一大早，就有党员贴出大字报宣布“起义”，揭露、批判校长压制群众革命，丢车保帅，企图蒙混过关。校长讲话成了大家追问的焦点。泄露党员大会内容是起义还是叛变？陈思汀拿不准，只好装聋作哑不吭声。董凌云也不吭声。好在他俩和同学关系不错，没人当面来逼问。
几位班干部到女生宿舍去找辅导员，询问校长在党员会上的讲话内容。
“党员大会的内容没说让传达到群众，是党的秘密。”她盯着陈思汀说，“保守党的秘密，是每个共产党员必须遵守的纪律，不管在什么处境下。”这一回陈恩汀看着她没有眨眼。他履行了自己的誓言，经受住了考验。直到这时，校党委还是陈思汀心目中的党。
省委反应神速。以省委副书记为团长的省委工作团翌日凌晨3点入驻校园，下车伊始便发出大批判主攻“三家村”、“反对上街”等指示。在全校师生广播大会上，团长宣布校党委压制文化大革命，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陈思汀翻来覆去一夜没睡着。省委是上级党，应该更能代表党；上级党组织表了态，校党委就确定是出了问题了。但校党委都是按省委指示精神布置大批判的，省委是不是也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呢？抛出校党委，是不是也是丢车保帅呢？…陈思汀迷迷糊糊睡着了，梦见自己坐在笸箩里，在跌宕起伏的洪水中漂流，浪山汹涌，惊出一身冷汗。
事也凑巧，6月4日《人民日报》公布了中共中央关于改组北京市委的决定。同时发表北京新市委决定，改组北京大学党委，派工作组进驻北大领导文化大革命。在党中央眼皮子底下的北京市委都修了，这里天高皇帝远，省委还能靠得住？校园又被新一轮大字报覆盖，矛头指向省委工作团和省委。看来，不少同学都和陈思汀一样，经受了一场大脑风暴的折磨，得出了一个合乎逻辑的推论。
到现在为止，只有党中央是党了。同学们受党教育多年，大都是吃着助学金读大学的，对党怀有深厚的感情。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是每位同学发自内心的呼声。同学们聚集在101宿舍讨论下一步行动。陈思汀以文革小组长的身份总结出三条意见：以本班名义贴出标语和大字报，炮轰省委工作团；支持同学到中央驻本市派出机构西北局上访、请愿；请董凌云执笔，由陈思汀为主口述、同学七嘴八舌补充，给党中央、毛主席写信，要求改组省委。担心请愿信被当地政府截获，陈思汀提议寄给在北京读书的同学，请她转交给党中央。
各班都动起来了，同学们有的去西北局上访，有的找工作团辩论，广场上聚集着黑压压的、怒气冲天的人群。在一个报亭前，学生们争相签名给党中央发电报。后来，这天发生的事被称为《6.6事件》。陈思汀手上的信还没有寄出，西北局工作团便浩浩荡荡地开进校园，宣布接管学校全部权力。
